简介
随着冷战的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苏对抗的局面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于大国关系前景的乐观态度。许多人认为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安全竞争和战争已经消亡，国际社会将从此河清海晏、歌舞升平。然而，米尔斯海默却认为21世纪的世界仍然危机四伏，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希望借本书“打破天下太平的迷梦”。在书中，米尔斯海默考察了1792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以来至20世纪末期的大国关系，解释了国家为什么争夺权力、大国过去如何表现以及可能怎样行动。米尔斯海默提醒人们，国际政治从来就是一项残酷而危险的交易，在一个没有国际权威统治他国的世界里，大国一律损人利己，追逐权力，试图通过成为支配性国家来保护自身安全，在此过程中大国间必然产生冲突，这就是权力政治的悲剧。
特别附录 清华大学教授、国际关系专家阎学通与米尔斯海默精彩辩论
作者介绍
约翰·米尔斯海默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R.温得尔•哈里森杰出贡献教授、国际安全政策项目主任，国际关系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2020年获美国政治科学协会詹姆斯•麦迪逊奖。主要著作包括《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大国政治的悲剧》《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与斯蒂芬•沃尔特合著）、《常规威慑论》等。
部分摘录：
我认为，大国总在寻找机会攫取超出其对手的权力，最终目标是获得霸权。除非存在一个非同寻常的占有绝对优势的国家，这种观点不允许维持现状国家（status quo powers）的存在，相反，体系中到处是心怀修正主义（revisionist）意图的大国。1本章将展现一个解释这种权力竞争的理论。特别是，我想阐述支持我观点的一种令人信服的逻辑，即大国谋求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在本章中，我不打算用历史记录检验进攻性现实主义，这一重要任务将留待后面的章节讨论。
国家为什么追逐权力 大国为什么彼此角逐权力和争夺霸权？我对它的解释源自国际体系中的五个命题。其中任何一个单独的命题都不能确保国家表现出竞争行为。这些命题加在一起则可以刻画出这样的世界：在这里，国家有充分的理由考虑采取侵略行为。特别是，该体系鼓励国家寻找机会最大化地夺取权力。
命题的现实性具有多大重要性？有些社会科学者认为，支持理论的命题无须与现实相吻合。确实，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说过，最好的理论“往往不能恰当地反映现实。一般而言，理论越是重要，其命题越是不切实际”2。按照这一观点，解释力是一个理论的全部价值所在，不合现实的命题如果能衍生出一个理论，告诉我们世界是怎样运作的，那么这些潜在的命题是否具有现实性并不重要。
我反对这一说法。尽管我赞同估价理论的最终标准是看它的解释力，但我同时也相信，一个建立在非现实或错误命题上的理论，不可能充分解释世界的运作情况。3健全的理论建立在有效的命题之上。因此，这五个命题中的每一个都合理地展现了国际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基本命题 第一个命题是，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并不意味它四处充满混乱和无序。我们很容易得出这一结论，因为现实主义描述的是一个以安全竞争和战争为特点的世界。但是，就概念本身而言，现实主义关于无政府状态的概念与冲突毫无关系；这一概念说明的只是一种序列状态原则，即国际体系由众多独立国家组成，但并不存在任何凌驾于这些独立国家之上的中央权威机构。4换句话说，这些国家的主权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国际体系中没有更高的统治机构。5政府之上不再有政府。6
第二个命题是，大国本身具备某些用于进攻的军事力量，为其彼此伤害甚至摧毁提供必要的资本。虽然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具军事实力，并因此更加危险，但国家本身就是彼此潜在的危险。一国的军事力量常常等于任其摆布的特殊武器，即便没有武器，那些国家的个人也会以拳脚为工具攻击另一国的人民。说到底，他们是用两只手卡别人的脖子。
第三个命题是，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尤其是，任何国家都不能肯定另一个国家不会以进攻性军事力量攻击它。这并不是说国家非得怀有敌视意图。确实，体系中的所有国家也许都非常仁慈善良，但它们不可能确信这一判断，因为意图不能得到百分之百的保证。7导致侵略的原因有多种，任何国家都无法肯定另一个国家不会因其中一个原因而产生侵略动机。8另外，意图稍瞬即变，一国的意图很可能今天是善意的，明天却是敌意的。意图的这种非确定性是无法避免的，这意味着国家永远无法断定其他国家在具备进攻能力的同时不会心怀进攻的意图。
第四个命题是，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具体而言，国家力图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和国内政治秩序的自治。生存支配其他动机，因为一旦国家被征服，它就没有资格追求其他目标。早在1927年战争恐怖时期，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就很好地领悟了这一道理：“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但是，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生存。”9当然，国家能够而且确实在追求其他目标，但安全是其最重要的目标。
第五个命题是，大国是理性的行为体。它们清楚自己的外部环境，并从战略高度考虑如何从中求得生存。尤其是，它们考虑其他国家的优先选择和本国的行动会怎样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以及那些国家的行为会怎样影响自己的生存战略。另外，国家既关注自己行为的短期后果，也关注中长期的影响。
前面已强调过，上述五条中的任何单一命题都不能千篇一律地保证大国彼此“应该”采取侵略举动。很可能是，某一国家抱有敌视意图，但处理这种所有国家都司空见惯的个别动机的唯一假设是：它们的首要目标是为了生存。求生存本身是一个绝对无害的目标。不过，当五个命题同时具备时，它们就为大国萌发并采取针对他国的进攻行为创造了强大动力，尤其可能出现三种总的行为模式：畏惧（fear）、自助（self-help）和权力最大化（power maximization）。
国家行为 大国彼此畏惧。它们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对方，担心战争迫在眉睫。它们预测危险。国家之间几乎没有信任的余地。当然，畏惧的程度因时空而不同，但不可能降至微不足道的水平。任何大国都认为所有其他大国是潜在的敌人。这一点可以从英法对冷战后德国统一事件的反应得到体现。尽管这三个国家已是45年之久的亲密盟友，但英国和法国突然对统一的德国的潜在危险感到担心。10
这种国家彼此畏惧的基础是，在大国拥有攻击彼此的能力并可能具有进攻动机的世界里，任何关注生存的国家至少对其他国家存有疑心，不敢掉以轻心。如果再加上“911”难题[1]，即缺乏一个使受威胁的国家向其寻求帮助的中央权威，因此，国家彼此间具有更大的防范动机。另外，除因涉及本身利益而可能出现的第三方，没有任何机构可以惩罚侵略者。因为有时很难遏止潜在的侵略者，所以国家很不信任他国，而是做好与它们战争的准备。
成为侵略牺牲品所造成的可能后果，进一步增加了畏惧在世界政治中作为一种驱动力的重要性。大国彼此不竞争就好比国际政治仅仅是一个经济市场。国家之间的政治竞争比单纯的经济往来要危险得多。前者可能导致战争，战争常常意味着战场上的杀戮和对平民的大屠杀。更有甚者，战争可能毁灭国家。有时，战争的可怕后果不但使国家视彼此为竞争者，而且可能成为潜在的死敌。简言之，政治对抗常常是惨烈的，因为赌注巨大。
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也以确保自己的安全为目标。由于他国是潜在的威胁，而当国家拨打911时，没有更高的权威赶来救援，所以它们不能依靠其他国家保护自己的安全。每个国家都把自己看成孤单且易受攻击的一方，因此，它为自己的生存提供保障。在国际政治中，天助自助之人。强调自助并不排除国家结成联盟。11但联盟只是图一时之便的权宜结合（marriage of convenience)：今天的联盟伙伴可能是明天的敌人，今天的敌人也可能是明天的联盟伙伴。例如，在二战中，美国与中国和苏联并肩反对德国和日本，但随后不久，美国的敌人和伙伴角色转换了，在冷战期间，它又联合联邦德国和日本抗衡中国与苏联。
在一个自助的世界里运作的国家总是按照自身的利益行动，不会把自己的利益从属于其他国家的利益，或从属于国际共同体的利益。道理很简单：在一个自助的世界里，自私是有好处的。无论从眼前利益还是长远利益看，这一点都是正确的，因为国家一朝受损，可能长时间难以恢复元气。
国家意识到其他国家的终极意图并清楚自己生活在一个自助体系后，很快就会懂得确保自己生存的最佳方式是成为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一国的实力越是强于对手，对手攻击和威胁其生存的可能性就越小。较弱的国家不太可能挑起与较强国家的争端，因为前者可能遭受军事失败，任何两国的实力差距越大，较弱一方进攻较强一方的可能性就越小。比如，加拿大和墨西哥都不会站出来反对美国，后者比其邻国要强大得多。理想的情况是成为体系中的霸主。正如伊曼纽尔·康德所说，如果可能的话，通过征服整个世界来达到永久的和平状态正是每个国家或其统治者的欲望。12这样，生存也几乎可以得以保证了。13
因此，国家极其关注权力如何在它们之中得以分配，并尽力使自己占有的世界权力最大化。特别是，它们伺机牺牲潜在对手的利益为自己添加额外的权力，以此改变均势。国家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如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对均势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改变，即使这种做法使其他国家产生怀疑甚至敌意。由于一国所得为另一国之所失，所以大国彼此在打交道时带有一种零和心理。当然，这种诡计旨在成为竞争中的胜者，统治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因此，我们说国家最大化地追求权力，就等于说国家彼此间怀有一种进犯的倾向，即使它们的最终动机只是为了生存。一句话，大国具有侵略意图。14
甚至当一个大国取得明显高于其对手的军事优势时，它仍会继续寻找机会增加权力。只有当一国获得霸权后，它才会停止追求权力。那种认为一个大国只需拥有“适量”的权力而无须支配体系就可以高枕无忧的观点是难以令人信服的。15原因有二。第一，在一国感到安全前，很难估算它必须具备多少高于其对手的相对权力。两倍权力是适度的极限，还是三倍权力才算诱人的量？问题的根本在于，单是计算权力无法裁决哪一方将赢得战争。比如，高明的战略有时能让次强的国家打败更强大的敌人。
第二，当大国考虑今后10年或20年内如何分配权力时，更难确定多少权力是足够的。单个国家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化，有时变化很大，常常难以预测均势变化的程度与范围。我们记得，在苏联解体之前，西方很少有人预见到它会解体。事实上，在冷战的前半叶，西方许多人担心，苏联的经济将最终生产出多于美国的财富，造成不利于美国及其盟国的权力转移。中国和苏联的未来会怎样以及2030年的均势又将出现何种局面，是很难预见的。
鉴于很难确定多少权力才算是今天和明天够用的权力，因此，大国认识到，保证自己安全的最佳办法是当前就争取成为霸主，这样就消除了任何其他大国挑战的可能性。只有糊涂的国家才会感到它已获得了足够的生存权力，而不愿抓住机会争做体系中的霸主。16然而，即使一个大国不拥有获得霸权的资本（这是常见的情况），它仍会采取进攻姿态，尽可能多地敛聚权力，毕竟，拥有较多权力而不是较少权力会让国家感到好过些。简单地讲，在完全控制体系之前，国家是不会成为维持现状的国家的。
所有国家都受这一逻辑的影响：它们不但寻找机会利用对方，而且保证其他国家不会利用自己。毕竟，对手也受同一逻辑的驱使，而且大多数国家很可能意识到，自己在策划动机时，其他国家也在采取行动。简言之，国家基本上既注意进攻又关注防御。它们本身考虑征服问题，并力图阻止侵略国以它们为代价获得权力。这就无情地产生了一个无休止的安全竞争的世界：如果国家能获得超过对手的优势，它们就不惜撒谎、欺诈甚至动用粗暴的武力。如果有人把和平定义为宁静及彼此和睦相处的状态，那么在这个世界里是不可能看到和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