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不仅全面地介绍了中国茶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从哲学层面论述了其由技而艺、由艺而道的核心精神，以及儒、道、佛各家的茶文化特点和思想。
作者介绍
王玲，女，1937年生，河北曲阳人。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北京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是大型学术专著十卷本《北京通史》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著有《中国茶文化》《北京通史·辽代卷》《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等专著，发表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和北京史研究方面的论文四十余篇。曾获“五个一工程奖”，并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
部分摘录：
“中国茶文化”自然是个新时代的名词，而它的内容却是久远的客观存在，并非是现在才发明的。但是，它又要求我们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对古老的中国茶文化内容加以整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中国茶文化学，又是建立一门崭新的学问。这样一来，我们便必须界定它的科学范畴，了解它的内容、特点、科学内涵及特殊的研究方法。所以，在我们展开具体的章目之前，便要首先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十分新鲜而又有趣的课题：中国茶文化。
中国是茶的故乡，是茶的原产地，这一点已是无可置疑的。无论最早发现茶的用途，还是最早饮茶、种茶，都是从中国开始。所以，中国人对茶真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古代，上至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儒、道、释各家，下至挑夫贩夫，平头百姓，无不以茶为好。人们常说：“早晨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已深入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不仅中原如此，边疆民族同样好茶。北方游牧民族好用奶茶，西藏人民用酥油茶，南方少数民族爱饮盐巴茶。茶之用，可为饮、为药、为菜肴；茶之礼，上至宫廷茶仪，中至文人茶会、禅院茶宴，下至民间婚俗、节俗，无处不在。茶之法，自唐以降，代代完善，以至成为中央政权控制边疆民族的一大方略，曰“茶马互市”。茶从中国漂洋过海，走向世界，香溢五洲。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丝绸之路曾起过重大作用。而今，人们发现，“茶之路”在联结华夏神州与海外世界的作用上，比丝绸之路毫不逊色。中国人若不知茶，就如同美国人不知奶油、面包，俄国人不知土豆、牛肉一般。然而，茶又不可与奶油、面包、土豆、牛肉的品位相比较。在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许多平常的物质生活都深深溶注了高深的文化内容，茶文化便是最典型的代表。中国历史上茶艺之精美，茶道之高深，是人所共知的。然而，近代以来，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遇到了挑战。西方人把中国传统文化说得一钱不值，中国人自己也常常自暴自弃，把中国的文化传统视为沉渣、污水。于是，好的与坏的、顽石与美玉，恨不得一下子都抛了出去。加之百多年来，天灾人祸，战火不已，旧中国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品茶论茗之事只好先放在一边。新中国诞生后，睡狮方醒，世界已经格局大变。近代以来西方人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肚子里脂肪太多了，就又想起了粗茶淡饭。人们物质上丰富了，精神上却空前贫瘠。于是，一场世界性的文化热潮蜂拥而来，生产讲文化，管理讲文化，穿鞋戴帽、举手投足，都讲文化。到底有文化没文化，文化内容是好是坏，是高是低，大概也说不太清，反正皆以谈文化为时髦。在这种浪潮中，“茶文化”同样涌现出来。谈茶文化，自然要追溯到茶的老家——中国。然而，诚如上述，中国古老的茶文化已在近代的硝烟与贫困中遭受百般摧折。中国茶文化何存？古老的茶艺、茶道是什么模样？现今大部分中国人已说不出个究竟。宋元以来，中国茶艺、茶道随禅学东渡日本。中国茶文化在本土被摧折，在日本却保留了下来。应该承认，日本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吸收的民族，日本人又比中国人善机变，会巧饰。比如说“道”，中国人把“道”看作事物的本源、本质或规律，形式末节是不能轻易言“道”的。日本人却不然，凡有形有术者皆命之为道。于是，插花之技称花道，摔跤之术称柔道，剑术称剑道。饮茶之艺，久渡东瀛，又如禅理和仪范，自然更被称为“茶道”了。于是，日本的女士们大显风采，茶道表演团频频访华。翠绿的末茶（抹茶在古代被称为“末茶”），古朴的小碗，打茶的竹刷，加上和服飘逸，步态迷人，使人眼花缭乱，于是有人说“日本文化深奥”。更有甚者，说什么“某某年代，日本茶道传到中国”。所谓“衰于此，兴于彼”，哪是源，哪是流竟搅了个糊涂。至于何者为“道”，大多数人也不再深究。笔者这样说绝无贬低日本茶道之意，日本茶道毕竟比花道之类要高深得多。单说日本茶道室的结构和茶道仪式中贯彻的“和、敬、清、寂”精神，便充满了禅宗哲理和返璞归真的思想。但是，您可知道，日本茶道只是中国茶文化的一支，而中国的茶道精神至大至深，包含着儒、道、佛诸家的精华，包含着无数的玄机和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一枝红杏出墙来，东邻风光添春色，而那棵大树何在？干呢？根呢？这便要涉及整个中国茶文化学了。
茶马古道
一、从茶之源、茶之用到茶文化学 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从广义说，一切由人类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现象均可称文化。狭义而言，则专指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与制度等。目前，人们爱谈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常把二者截然分开。但很少有人注意，有不少介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文明。它既不像思想、观念、文学、艺术、法律、制度等完全属于精神范畴，也不像物质生产那样完全以物质形式来出现，而是以物质为载体，或在物质生活中渗透着明显的精神内容。我们可以把这种文明称为“中介文明”或“中介文化”。中国的茶文化，就是一种典型的“中介文化”。茶，对于人来说，首先是以物质形式出现，并以其实用价值发生作用的。但在中国，当它发展到一定时期便被注入深刻的文化内容，产生精神和社会功用。饮茶艺术化，使人得到精神享受，产生一种美妙的境界，是为茶艺。茶艺中贯彻着儒、道、佛诸家的深刻哲理和高深的思想，不仅是人们相互交往的手段，而且是增进修养，助人内省，使人明心见性的功夫。当此之时，茶之为用，其解渴醒脑的作用已被放到次要地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茶文化。大千世界，被人类利用的物质已无可计数，但并非均能介入精神领域而被称为文化。稻粱瓜蔬，兽肉禽卵，皆人类生存所用，却不见有人说“菠菜文化”“牛肉文化”。在中国人常说的开门七件事中，亦仅仅是茶受到格外的青睐而被纳入文化行列。在中国，类似的“中介文化”还有不少，但并非处处可以滥用。就饮食而言，除了茶文化之外，最能享受此誉的莫过于酒文化与菜肴文化体系。然而，若论其高雅深沉，形神兼备以及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深度，皆不及茶。有人说，酒是火的性格，更接近西方文化的率直；茶是水的性格，更适于东方文化的柔韧幽深。这很有一些道理。
不过，茶文化既然是一种“中介文化”，当然仍离不开其自然属性。所以，我们仍要从它的一般状况谈起，从其自然发展入手，探讨其如何从物质升华到精神。
中国能形成茶文化，有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关于后者，以下有专章论述，在此先谈自然条件。
中国是茶之故乡，不仅是原产地，最早发现茶的用途、饮茶、人工种茶和制茶，也都是从中国开始。本来，这已是世界早有定论的问题。不过，关于茶的原产地却出现了一些争论。
某种树木原产地的确定，一般来说有三条根据：一是文献记载何地最早，二是原生树的发现，三是语音学的源流考证。从这三条看，茶的原产地在中国无可争议。
然而，在世界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的古老文明在现代科学面前已明显地相形见绌，什么物种原理、语音学等，很晚才为知识界所了解。不知原理，自然无从论证。西方人正想贬低中国，有的西方学者甚至把伏羲、神农、女娲都说成是古埃及、巴比伦或印度的部落酋长。中国人的祖宗都被说成了外国人，一叶茶、一棵树何足道哉！但中国的茶毕竟在世界上名声太大了，这不能不引起西方人的注意，想说中国不是茶的原产地毕竟要找点根据。1824年，英国军人勃鲁氏在印度东北的阿萨姆发现了大茶树，从此，便有人以此孤证为据，说茶的原产地不在中国，如英国植物学家勃来克、勃朗、叶卜生和日本加藤繁等人皆追随此说。他们说判断原产地的唯一标准是大茶树，中国没有大茶树的报告，印度发现了大茶树，原产地唯一可能在印度。茶学界称这种观点为“原产地印度一元论”。可是，当中国早已知茶、用茶时，印度尚不知茶为何物。中国用茶已几千年，印度却是从18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输入中国茶种；因此，不考虑中国毕竟难以服人。于是，又出现了“原产地二元说”，其代表是荷兰的科恩·司徒。他认为，大叶茶原种在印度，小叶茶原种在中国。然而，不论印度和中国都是东方，对一向傲气十足的西方人来说可能还不满足，于是又出现一种“多元说”，其代表是美国的威廉·乌克斯，他主张“凡自然条件有利于茶树生长的地区都是原产地”。这种说法，好比说有条件生孩子的女人都生过孩子一样可笑。理由呢，还是说中国没有大茶树的报告。
作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原生茶树报告，中国的确出现很晚。但中国古籍中关于大茶树的记载却很早就有。《神异记》说：东汉永嘉年间余姚人卢洪进山采茶，遇到传说中的神仙丹丘子，指示给他一棵大茶树。唐人陆羽在《茶经》中则记载：“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陕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如果说，丹丘子指示大茶树还是传说，被称为“茶圣”的陆羽，则是长期对各地产茶情况进行过许多调查研究的，他的记述，应该说也属于“报告”之类了。宋人所著《东溪试茶录》也曾说，建茶皆乔木，树高丈余。此类记述在其他古籍中还多得很。
20世纪以来，关于我国大茶树的正式调查报告便更多了。不仅南方有大茶树，甚至北方也有发现。20世纪30年代，孟安俊在河北晋县发现二十多株大茶树，同时期山西浮山县也发现大茶树。1940年，日本人在北纬三十六度的胶济铁路附近发现一棵大茶树，粗达三抱，当地人称之为“茶树爷”。新中国建立后，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发现许多更大的茶树。云南勐海大茶树有高达三十二米的，一般也在十米以上。贵州大茶树最高者达十三米，十米以下的更常见。四川大茶树四五米者为多。其他如广西、广东、湖南、福建、江西等地均有发现。据此，植物学家又结合地质变迁考古论证，确定我国云贵高原为茶的原产地无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