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980年代是一个经济学家群体作业、团队作业、发挥组合影响的时代。从空间而言，他们的舞台多在北京三里河、月坛北小街、皇城根9号院一带；从人物跨度而言，上下三代。
三代经济学人为国人接受今天认为的常识付出了极大的心智。这本书选择1980年代的经济学家群体，通过一个一个人物和事件来展现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宏大历史画面，以及三代经济学人的探索和努力。
本书曾获《新京报》、《中华读书报》年度图书，入围新浪、搜狐等媒体年度好书榜。此次增订新收录《历史之棱镜——莫干山会议三十周年再记》、《辉煌，但是不可持续——解读“五道口”现象》、《杜润生：好大一棵树》等篇目，并有著名经济学家朱嘉明先生新序言《1980年代的“民族记忆”》，以及朱嘉明回忆马洪先生的长文《马洪——一位知行合一的经济学家》。
作者介绍
柳红，独立学者。1960年生，山西人，1982年毕业于上海机械学院，工学学士；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现为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候选人。
部分摘录：
中国经济改革没有理论准备。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经济理论准备方面有三位开路先锋：孙冶方、薛暮桥和于光远。他们的贡献不仅在于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反思、质疑、总结，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还在于为探索和写作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所产生的思想矛盾和冲突、觉悟和突破，发出的改革理论先声。
早在1955年，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就交派了一项任务，请薛暮桥、于光远、孙冶方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三人分头准备，搭班子，研讨、探索，历经数十载，无论在监狱、在干校、在病榻都念兹在兹。然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始终是一项未完成的任务。更耐人寻味的是，由此出发，三个人三条路：孙冶方试图按《资本论》的逻辑写，几起几落，直至拼死一搏；薛暮桥改弦更张，一本《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行销千万册；于光远皓首穷经半个世纪，出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七卷。
在薛暮桥保存的文档中有自50年代起，大约“一五”时期，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资料；1959年底，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分别组织人到外地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国人喜欢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势必要以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同时，为了摆脱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控制，找到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依据，也需要一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刘少奇曾说：不懂政治经济学是要垮台的！“政治经济学是党纲的理论基础。”[2]
孙冶方版本 如今，即使经济系的学生，知道孙冶方的也不多了。然而，孙冶方曾经是中国经济学界最著名的人物，不仅因为他自195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代所长，还因为在60年代初期和“文革”中，他被打成“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著名经济学家中，遭受牢狱之灾的，恐怕孙冶方独一无二。他是那个时代中国经济学家悲剧命运的典型和缩影。
1959年冬，刘少奇带领一些人在南方读《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回京后，1959年12月14日，刘少奇请薛暮桥、王学文、邓力群、于光远、孙冶方、许涤新等去他家座谈，听取他们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意见。他说：政治经济学是党纲的理论基础。恩格斯早就说过：“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3]孙冶方告诉刘少奇，他正和经济所的同志编一本《社会主义经济论》，刘少奇很赞赏，嘱咐他抓紧时间赶快把书写出来。那年11月，孙冶方组织所里29位研究人员集体写书。三个月后的1960年2月，他们写出40万字，然而，怎么都觉得不像政治经济学，像政策论文集，[4]干巴巴的，要么是政策汇编，要么是规律汇编，只是下定义。孙冶方决定重写，写一本有血有肉的书。
1960年5—6月，孙冶方组织全所近百人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讨论书的提纲。7月，集中一部分人开始写作，因开展整风运动而暂停。1960年10月至1961年1月，他集中了37人在中央党校写出110万字的初稿。正值大饥荒时期，主副食都短缺，暖气时有时停，孙冶方拖着患肝病多年的身体和大家夜以继日地工作。贫乏的营养已经支持不了高度紧张的脑力劳动了，眼看着一些人开始消瘦、浮肿。孙冶方要求总支书记冯秉珊保证写书人员按时休息。入夜，每个房间都是一再催促才熄灯，只有孙冶方房间有时灯亮到半夜，一早人们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从操场练罢太极拳回来了。[5]3—5月，他们移师香山，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初稿的讨论意见和二稿的初步设想》。自始至终参加讨论的，除孙冶方本人外，有刘国光、江冬、孙尚清、杨坚白、何建章、赵效民、骆耕漠、桂世镛、董辅礽。[6]孙冶方还邀请了刚刚分配到经济研究所、因庐山会议被罢官的张闻天参加并指导编写工作。有一天，张闻天来指导，当他和年轻的桂世镛握手时，一旁的孙尚清情不自禁说了句：“两个总书记握手了！”时年60岁的张闻天，曾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25岁的桂世镛，时任团支部书记。[7]这句亦真亦玩笑的话，后来成了孙尚清的一个“罪状”，这是后话。这期间，孙冶方两次向李立三汇报编写情况和争论。[8]
《资本论》有一根贯穿全书的红线，就是剩余价值。孙冶方也为《社会主义经济论》找到一条红线：“以最少的社会劳动消耗，有计划地生产最多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简称“最小—最大”理论）起初，他们还设计了一个富有激情的导言——“我们的时代”[9]，想开宗明义地宣告，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肩负着什么样的历史使命。
孙冶方带着初稿和二稿的设想，去上海、南京召开经济学家座谈会。1962年和1963年上半年，他给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研究班学生讲《社会主义经济论》，形成了15万字的记录稿。几个回合下来，他的思路越来越清晰，按照《资本论》的逻辑，先分析生产过程、流通过程，最后是整个生产过程。其中，流通篇是个难点。因为受自然经济论的影响，当时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有无流通？”一种压倒性的意见是认为：没有流通。
1963年1月，孙冶方明确指出，经济所要以政治经济学为中心任务，不排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他还要求公开翻译出版波兰经济学家明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继续在人大讲授《社会主义经济论》的流通概论。[10]
此时，批判修正主义的浪潮滚滚而来，孙冶方的“最小—最大”理论被斥为否定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利润是“牛鼻子”的观点，被斥为“利润挂帅”和否定“政治挂帅”；加上他面对批判大义凛然，“我应战，我就喜欢赤膊上阵”的态度，致使1964年10月，康生派出70人的工作队进驻经济所，以“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的罪名围剿孙冶方，撤销他党内外一切职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孙冶方就被打成“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1968年4月被公安部以“特务”、“里通外国”罪名逮捕，关进秦城监狱。
孙冶方是一位既有组织能力，又有学术能力的人物。他出生于1908年，无锡人。16岁入党，17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参与陈翰笙创立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辑《中国农村》杂志，与王学文、薛暮桥、陈翰笙等人组织和领导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大论战”。1949年以后，先后担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重工业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和经济研究所所长。
从入狱第二天起，孙冶方就按着过程法的顺序，开始在脑中回忆思考《社会主义经济论》，一共21章183节。曾经，他以为只要给他纸笔，只要给他马恩列斯著作，他就能很快把书写出来。他唯恐这些思想烂在肚子里。然而，终究是没有给他写的机会。直到1975年4月获释，狱中7年，孙冶方打了85遍腹稿！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啊！
1975—1976年，孙冶方将狱中的腹稿追忆下来。“文革”一结束，他就进入又一个拼命工作的高峰。照样是英雄虎胆，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979年3月2日，在全国经济科学规划会议上，孙冶方再次批判自然经济论，“那种没有交换观念，没有流通观念，要把货币批臭的思想，就是自然经济思想”。“体制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11]1979年9月，有几十年肝病史、受过摧残的身体，以一个肝癌把正在高负荷运转的孙冶方送进了医院。社科院和经济所的人首先想到要抢救他在狱中为《社会主义经济论》所打的腹稿。孙尚清等到医院同他谈写作计划，同时成立了包括吴敬琏、张卓元、冒天启、高涤陈、林泉水、林青松、霍俊超的7人编写小组。从1980年1月14日起，这7人便到医院来工作，孙冶方躺在病床上口授，助手们记录和录音，他们在北京协和医院附近租了一大一小两间房子，以便随时交流。
孙冶方在日记中写道：“进展速度极慢。……要抢时间呀！”当谈完《流通篇》的提纲之后，写作遇到了瓶颈，孙冶方建议写作小组停下来，用两个星期的时间阅读《资本论》第2卷的一、二篇。病房成了一个思想抢救室，室内回荡着孙冶方喜欢的贝多芬交响乐。经过一个冬春，1980年夏，写作组起草出了15万字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共20多章。同年7月，孙冶方出院转到青岛疗养院疗养，写作小组随同前往。
1982年2月，孙冶方因肝癌扩散，又住进北京医院。他知道时间不多了，更加发奋地工作。《光明日报》总编辑杜导正亲自部署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对科学家的宣传，要求尽最大可能在孙冶方在世时见报。1983年1—3月，《光明日报》以《孙冶方颂》为总标题，发表了20多篇、约7万字的文章和几组照片。孙冶方深感不安，亲自给《光明日报》和中宣部写信，提出对他的经济理论可以进行宣传和评论，但不要对他个人进行宣传赞颂。1983年2月22日，孙冶方逝世。
按照孙冶方的设想，似乎可以写出一部结构严密、逻辑一贯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然而，他们越写越发现理论上的障碍难以逾越。困难来自何方呢？直到参加了后期的写作，吴敬琏才发现了孙冶方思想体系中的深刻矛盾。一方面，他感到，按传统理论组织经济运行不畅，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会带来一系列矛盾，造成极大的社会浪费。孙冶方从小在无锡长大，对于市场规律的力量、市场经济的活力深有感受，那是一种融化在血液里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在苏联接受经济学训练，经历了斯大林主义批判布哈林时代，传统的苏联式政治经济学对他的影响根深蒂固。他固执地认为经济中的基本比例关系是可以用计划协调的，他所讲的“价值”，不是第一号价值，即市场价值，而是第二号价值，只是计算的工具，不需要通过市场的价格波动来起作用。因此，他的“价值”理论不彻底，一接触实际问题，就难以自圆其说。[12]孙冶方从一只手打倒自然经济、另一只手打倒市场经济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慢慢地往市场经济靠拢，然而天不假年，他没能完成自己的思想和理论长征。
孙冶方曾经说，在民主革命时期，自己写文章思如泉涌，一挥而就，甚至是站在排字房的门口，写一页，排字工人排一页；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写文章变得下笔艰难，有时候一篇文章要写几个月，怎么也写不出来。[13]孙冶方和另外一些老派共产党员一样，是骨子里的民主主义者。在青年时代，他们的这种追求和社会主义理想是完全融和的，但在步入新社会以后，却难以摆脱与现实体制的不融洽。
孙冶方力图创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一个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新经济模式，然而他没有找到出路。但是，无疑，他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先导。他的理论体系的历史意义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打开了思想牢笼。
1999年出版的《孙冶方全集》共五卷，其中四、五两卷是历次《社会主义经济论》的稿本。这一套话语体系和《资本论》的逻辑对如今的经济系学生来说已经十分陌生了。读来，既有感佩又有感伤。感佩于他，以赤诚之心不懈追求真理；感伤于他，鞠躬尽瘁而求之不得。
李昭这样评价养父孙冶方：“虽然是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但是他的性格中更多的是艺术家的激情，他像一个‘牛虻’，总是在与旧社会、旧体制对垒中开辟一个个新战场，呼啸着屡败屡战，用他清癯的身体为其他后来人撕开对方的防线。”[14]真是入木三分。英雄成为学者的很少，而学者具有英雄特征、带有唐吉诃德特征的，孙冶方是一个。曾有人这样发问，如果孙冶方在世，他会支持市场化改革吗？我想，如果给他时间，以他的智慧，以他开放的胸襟，一定能走出早先的理论陷阱。他其实是最早走向真理的人之一。流通、价值规律、利润都是他的题中之义，正是因此，他才受到了最严厉的清洗和折磨。把这么多新东西塞在一个旧框架里塞不进去，需要打破旧框架。这好比破茧成蝶，很痛苦，需要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