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首次填补了一项早就该填补的空白，撰写了西方的历史：他所描绘的世界史宏图，其时间跨度从古代源头直至20世纪，他权威地阐述了此间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以及各种政治思想的轨迹。 以罕见的大师手笔，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用生动的历史叙事，清晰提炼出西方世界的重大发展脉络。
作者介绍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1938—），当代德国著名历史学家，联邦大十字勋章获得者。主要著作有《魏玛共和国的工人与工人运动》、《通往西方的漫长道路》，荣获莱比锡图书奖的四卷本《西方通史》等。
部分摘录：
早期基督教：宗教的熔炉 新教神学家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新约圣经释经学中“非神话化”的创始人，称早期基督教为一种“合一现象”，除了犹太教和古希腊遗产外，希腊化文化也以多种形式潜入其中。在斯多葛学派的表述中希腊化文化早已不再多神，神与自然毋宁说是一体，人类是这一整体中的一部分。用布尔特曼的话来说：“人试图理性地理解世界和自己，从而赢得自身的安全；他按照希腊传统将世界理解为一个整体，一种内在的神圣力量和一种理性的神圣法律统治着它。他确信，只要他把世界法则当作自己的本质法则来理解和肯定，懂得让自己融入宇宙，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那他就是安全的。” [13]
希腊化文化的另一鲜明特点就是灵智，它对早期基督教产生了影响并借其留存下来。与斯多葛学派的神不同，诺斯替（Gnosis）教的神是超验的，即超感觉世界；他是相对于黑暗的光，相对于谎言的真相，相对于低下的崇高。对于具体的人生而言，诺斯替教的神之重要性只在于，他帮助人摒弃非本质的、经验的自我，找到本质的自我。“解放只能作为拯救出现，”布尔特曼写道，“作为一种把人从他自身这座监狱中解放出来的拯救。”诺斯替的人类形成一个整体，但它是一个纯粹精神的、被神秘感知的整体，是非此世的。诺斯替教徒是激进的个人主义者；他既不需要牧区的别的教徒，亦不需要崇拜。冥想和陶醉是允许他提前得到救赎的手段。 [14]
此外对早期基督教产生过影响的还有：希腊化文化对命运的相信，东方对宇宙神——太阳神的崇拜，以及那些近东神秘宗教——它们让来自不同社会或文化背景的人产生属于同一精神共同体的感觉。早期的基督教社区，“非犹太裔基督徒”更甚于“犹太基督徒”，是宗教的熔炉。早期基督教从犹太教继承了对一个上帝的信仰，他的旨意通过摩西和先知们启示给众人；但它与犹太教中所有那些违背耶稣所宣讲的新福音的慈善，以及那些仅仅属于外部律法领域的东西划清了界限。从神秘宗教中基督教接受了社区的神秘性和一些礼拜形式；从古希腊则学会了区分人与神的律法、柏拉图对内在人和外在人的区别以及他的神性理智逻各斯学说；自斯多葛学派接纳了人类是一个整体、成熟的自然法学说和身体是灵魂的监狱的理念；从基督教之前的诺斯替教学来了沉浸于自我、坚定不移地区分神与世界、光明和黑暗的隐喻以及对救赎的信心，后者也以其他形式存在于犹太教中。相信通过弥赛亚人类可以得到救赎，意味着给历史设定一个目标：一种线性和末世的看问题角度，借此基督徒和他们之前的犹太人一样，彻底告别了希腊人认为历史永恒轮回呈周期性的思维。相反，基督教对上帝的三位一体的想象完全来自希腊化古代晚期的影响。三位一体（还不是新约，而是早期教会）的教义，即作为天地万物创造者的圣父、获得人身的圣子和对基督徒社团具有凝聚力的圣灵，此中均有新柏拉图主义有关太一观点的影子——精神与灵魂是神圣的流溢，也不乏诺斯替教所发展出来的神、意志与精神不可分割的理念。为了不让三位一体沦为三神论，而是能保持对一位上帝的信仰，这需要高度的辩证思维。倘若未经这些古老传统的思辨训练，教会的神父们很难成就如此辩证的神学。
尽管如此，基督教却并非仅仅是其他宗教与哲学思想流派的“杂糅”。其最关键的新意在于相信罪恶能够被宽恕，不是通过想要得到救赎的善意或善行，而是仅仅出于上帝的恩典。为了替世人赎罪，上帝的儿子——救世主牺牲在十字架上，他以此举承诺信徒在肉体死亡后可获永生：这是基督教福音的核心内容，也是其早期成功的原因。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宗教或世界观——如果我们遵循弗洛伊德的说法——能够像基督教这样来回应得到强化的内疚，这种负疚感是从亚当和夏娃那里继承来的原罪意识，此后罪孽又不断增加，越来越迫切地呼唤着救赎。
弗洛伊德试图用“被抑制的对上帝的敌视”来解释犹太人的负疚感。“这个民族情况不妙，寄予在上帝身上的希望难以实现，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一最令人喜爱的错觉并非易事。如果不想放弃这种幸福，那么因自己的罪而产生的负疚感正是受欢迎的对神之责任的免除。”耶稣出现的时候，这种负疚感早已不再局限于犹太人身上了。“这种无人知晓原因的沉闷不适和大难临头感，已经攫住地中海区域的所有民族。”在犹太人大数的扫罗（Saulus aus Tarsus）——作为罗马公民他称自己为保罗（Paulus）——身上，弗洛伊德看到了那些最先在精神上实现突破者：“自从我们中的一员为了替我们赎罪牺牲了他的性命后，我们就从所有的罪中被拯救出来……原罪与通过牺牲的救赎是保罗所创立的新宗教的基石。” [15]
基督教所传递的信息对那些“受苦受难者”最具吸引力，这些人也是基督教的布道对象。通过相信救世主、人与人之间情同手足的友爱和对未来的天国之正义的希冀，团结在一起的他们面对尘世的迫害和压迫能从道德上维护自己。对于那些置身“底层”和“没有翻身机会的人”来说，每个人都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在神面前人人——并非只有被选中的某一民族的成员——平等的想法能够令人产生一种自我意识，并释放内在力量。这也适用于奴隶，他们是罗马帝国社会的最底层和所有统治的社会基础。平等的思想蕴含着革命潜力。它没有要求推翻现存秩序，但它从根本上处处挑战了其合理性：据说是复活了的耶稣给使徒们的指示——到世界各地去向所有的民族传布福音，可以被解释为世界范围内的传教使命。 [16]
对基督教的文化革命意义，任何人都没有黑格尔分析得透彻。1820年代到1830年代初，他在柏林大学的历史哲学讲座中曾总结道：“因此，上帝的‘绝对的观念’，在它的真理中，从基督教达到了意识。同时，人类也从‘圣子’这个肯定的观念中，发现他自己真实的本性已经获得了理解。人类当作为自己看待时是有限的，但是当他在自己本身中，却是上帝的形象和无限的源泉。他是他自己本身的目的——他自己有一种无限的价值、一种永恒的使命。因此，他建筑他的家在一个超感官世界里——在一种无限的内在性里，这种内在性的取得，乃是由于脱离了单纯的自然生存和意志，并且是用他的劳动打破了他内在的生存和意志。这是宗教的自我意识。” [17]
由此所产生的条件，即人类有“绝对的自我意识”，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这些条件在基督教中尚未具体化，“而只是最初的抽象原则，这些原则是经过基督教宗教而为世俗王国获得的。第一，在基督教之下，不容许有奴隶制度；因为人类作为人类，依照他普遍的本质，可以在上帝中看见；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神宠和神圣意志的对象：上帝将使一切人都获得拯救。毫无任何例外，本来人生而为人就已具有无限价值，而正是这种无限价值抵消了出生地和祖国所带来的所有特殊性”。
第二个影响了世界的基督教原则，黑格尔认为是人的内在性与偶然性的关系。“人类本有自由精神的根基，所有其他的一切都因此而生发。这一神圣精神所该居留和在场的地方，就是精神内在性的基地，这是将对所有偶然性进行抉择的地方。……希腊的自由是幸运和天才的自由，但它仍受到奴隶和神谕的制约；现在出现了因信神所得到的绝对自由原则。人类如今不再生活在依赖关系中，而是处于爱的关系中，他知道自己是有神性的。鉴于特殊目的，现在人类有自我决定权并知道自己是一切有限生存的主宰。……人类绝对有权进行决断。” [18]
令人惊讶的是黑格尔并未提出第三个原则，尽管它应该是西方形成的基础：区分上帝与皇帝的势力范围。根据《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记载，有一天法利赛人的追随者和罗马帝国封臣希律·安提帕斯（Herodes Antipas）的下属给耶稣提了一个刁钻古怪的问题：作为诚诚实实传上帝之道的老实人，他认为是否该给皇帝纳税。如果他回答说不该，就会被解释为煽动造反；要是说该，则会被认为是对（极为不受欢迎的）罗马异族统治的支持。无论他如何回答，都是一种政治站队，是一种敌友关系的抉择。因为耶稣不想给出这种非此即彼的答案，他决定做出辩证的答复。他让人拿一枚上税的银币给他看，看到上面铸着皇帝尼禄（Tiberius）的像。然后他回答道：“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19]
上帝与恺撒的并置并非要制造同等距离，也不是说二者是平级的。上帝的绝对主导地位对回答问题者来说是毋庸置疑的。但其答辩却包含着对任何形式的神权政治或神职人员的统治的拒绝。突出神权与皇权之间的差异意味着对后者权力的限制和确认：限制是因为后者没有处置宗教事务的权力，确认是因为世俗权力有其自主性。这还不是神权与王权的分离，这种分离是一千多年以后才完成的。但是对上述陷阱式问题的回答却宣布了一个原则，根据其逻辑神权与王权的分离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至于什么是上帝和皇帝应得的，那句话也可以解释成完全不同的意思，起初它也是被解释成别的意思了。早期基督教指望着不久会重新出现复活，死人的复活和最后的审判。末世论——相信世界末日就要来临——的期望自有其逻辑：尘世的秩序无所谓，只要良心允许，就由尘世的统治者去操办好了。用布尔特曼的话来说：“原始基督教对尘世的安排没有计划，对改革政治与社会状况亦无建议。面对国家主管部门每个人都该尽其义务；但人们对公民生活并不承担责任，是的，因为信徒是天国的‘公民’。……蒙召于主获得自由的奴仆，他不该认为自己在社会学意义上也必须是自由的；‘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哥林多前书7：17—24）。”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