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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小康-电子书下载

人文社科 热爱 读书 2年前 (2022-06-25) 1170次浏览 已收录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简介

“决胜要有决心,开局重在开头。”从政策设计到落地实践,脱贫攻坚的胜利和全面小康的实现离不开各领域专家的智慧与努力。 《大国小康》讲述了决胜脱贫攻坚背后的人和事,讲述了全面小康背后的12位功勋模范。作者专访了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三农专家、农业科学家与农村致富带头人,如杜润生、马洪、袁隆平、李振声、蔡昉、贺铿、谭崇台、李培林、温铁军、吴仁宝、周宝生、彭兆旺,真实再现了一些地区为实现脱贫攻坚而采取的一个个非常之计、做出的一个个非常之举,再现了中华儿女在全面小康的征程中,如何高昂斗志,撸起袖子加油干,如何担当作为、建功立业……

作者介绍

余玮 诗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共青团中央主管期刊《中华儿女》首席记者,《中华雷锋报》总编辑。 出版有《荣归》《邓小平的最后岁月》《本色朱德》《新闻老照片的背后》《魅力雷锋》等。多部作品入选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及中宣部、新闻出版署重点图书或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曾获“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奖”等奖项,并有作品入选中学《语文》。 吴志菲 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出版有《中国高端访问》《中国作家访谈》《中南海大讲堂》《第三只眼看人居》《红色之恋》《红歌纪事》《李菲传奇》《百岁名流》《我们跨过鸭绿江》《笔杆子》《枪杆子》等畅销图书。有作品入选“年度优秀中国传记文学作品”“中直机关青年喜爱的一本书”,并获“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奖”。

部分摘录:
首个中央涉农“一号文件”诞生的阵痛
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事业,发端于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包括数个中央全会文件和10多个中央“一号文件”。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央农村工作文件准确把握保护农民物质利益、尊重农民民主权利、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改革主线,加速了城乡协调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些有关“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记录了农村改革前进的步伐,闪烁着农民首创精神的光辉,也彰显出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
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农村工作文件起草时一般都是先分门别类下去调研,还常常委托地方和外单位调研,广泛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起草、汇报、研究政策措施……最终由决策层定下来。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一号文件”,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并对当年和此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做出了具体部署。之后,连续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政策的。1982年首个“一号文件”突破了传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框框,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这个文件不但肯定了“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制,而且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那么,首个“一号文件”
▎杜润生在江苏如东考察
是如何诞生的呢?
中国改革发端于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改革。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仍规定“不许包产到户”。改革起点的两个标志事件竟然是不等式,其中斡旋的推手便是杜润生。
“四人帮”被打倒后,阴霾散去,当农村工作需要他时,杜润生第一时间站到了工作岗位上。国家新成立了国家农业委员会(简称“农委”),杜润生因为有农村工作经验,被任命为副主任。虽然身心都遭遇重创,平反后的杜润生只是感慨浪费了10年时间,他只争朝夕地工作,争取为党多作一份贡献。
对于年已66岁而重回阔别23年之久的农业口,杜润生曾这样回忆:“为什么调我回农口呢?我想可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要加强农业,纠正过去‘左’的东西。……1955年,我犯右倾错误,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批评我:农民观念数你强,了解情况材料数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风向。现在风向在变,也许因此而调我到新成立的农委工作。”
初回农委工作,有同志好言相劝,要杜润生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当年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另外一些同志则说,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个时间问题。虽然长期离开了农口,但身离心不离,依然熟悉农村情况、敢于替农民讲话的杜润生毅然选择了支持农民这一伟大的创举,坚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在高层,包产到户依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借机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发话表示赞同——在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1980年9月,杜润生受中央委托,在中央召开的省委第一书记会议上发言,为国家农委代中央草拟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稿作说明,着重谈处理好包产到户问题。杜润生在发言前,包产到户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公开赞成的是辽宁的任仲夷、内蒙古的周惠、贵州的池必卿等,这是少数;多数表示沉默;有的还坚决反对。反对的人说:“包产到户是条独木桥。我们不走这条独木桥。”池必卿则针锋相对地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据杜润生回忆,会议休息当中,一位同志拉住他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意见严重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继续。
随后,杜润生发言,只有2000多字。他的发言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共分8条,对包产到户的由来、性质和好处都讲了,其中最突出的是他海纳百川,把各方的意见兼容并包,机智地选择了避开争论,在最易统一双方认识的三个问题上做文章:
一是强调尊重农村干部勇于探索和农民群众自主选择权。对农民,他很有针对性地说:“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但要从实际出发,联系农民,照顾农民要求,以便于更好地引导农民前进。”“如果群众自发搞包产到户,就应积极去领导,而不可顶牛或放任自流。”“不该搞而搞了的不要硬纠。”“还有些是需要搞而没有搞的,任群众自主选择,以免与群众对立。”对干部,他说:“鼓励解放思想,调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勇于探索,言者无罪,兼听并收。”
二是他既阐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责任制的道理,但又不强加于人,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上一些不一致的认识,可留待实践中解答。”
三是他阐明在全国各地都程度不同地暗中搞起来的包产到户,是解决长期以来没法解决的燃眉之急——温饱问题——的好办法。他说:“集体经济办不好,群众不积极。群众不积极,集体经济更办不好,形成恶性循环。包产到户可以作为一种对恶性循环的突破,不失为较好的选择。调查表明,实行包产到户后,大多增产。”
当时哪个省的一把手敢说自己省里没有温饱问题要解决的呢?于是,听了杜润生的发言,相持不下的各省一把手们,对包产到户问题采取了妥协折中的态度,很快通过了代拟稿。
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75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还提出:非边远山区、贫困落后地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允许继续实行”。这就改变了此前中央文件规定的“两个不许”(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也比随后中央文件规定的“一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一个不要”(不要包产到户)大大前进了一步。
这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讲话肯定了“75号文件”的制订,但当时农村改革刚刚开始,“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其他“就有不同意见”,没能执行。特别是中央领导班子的调整尚未完成,指导农村改革的思想不尽一致。一些报纸甚至发表文章批评“包产到户”。因此,“75号文件”受到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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