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通往繁荣之路》 凯恩斯生前写过不少具有政论性质的小册子作品，对当时和后世均有着极大的影响。其中，《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1925）、《苏联掠影》（1925）、《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1926）、《劳合·乔治能够做到吗？》（1929）四本小册子曾为《劝说集》（1931）所收录，但是作者做了大量删改，原作的基本面貌已经不可复见，而《通往繁荣之路》（1933）和《如何筹措战费？》（1940）则又未被《劝说集》（1931）收入进去。故而，本书将这些小册子作品加以整理，根据年代顺序重新进行了编排，将其辑为一册，以《通往繁荣之路》为名出版，以飨读者。本书收录的这六本小册子作品，凯恩斯不但为我们展现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之前的思想酝酿过程，而且他在《通往繁荣之路》和《如何筹措战费？》中还为我们展示了一番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析
《劝说集》 本书汇集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从1919年到1932年间发表的各类文章，除了那个时代人们比较关注的和平条约与战争赔款、通货紧缩政策、金本位问题之外，凯恩斯还在书中展现了对人类经济问题和时代命运的深刻思考，他深信匮乏与贫穷的问题以及阶级和国家之间的经济斗争这类经济问题，只不过是一种令人感到憎恶的混乱状态，一种转眼即去且毫无必要的混乱状态而已。他相信人类社会已经拥有了足够的资源和技术条件，若能创生出一套适当的经济制度来将这些资源和技术条件加以利用，就可以减轻这个现在已经牵扯了我们太多精神和物质能量的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凯恩斯坚信，经济问题退居其次，回到它本来应在的位置上去，时日已然不会太久，我们心灵和头脑的舞台将会重新被那些真正的问题所占据。人生的问题，人类关系的问题，艺术创造、品行修养和宗教虔敬的问题，这才是我们人类真正的问题。凯恩斯对人类社会经济问题和文明前途的思考，已经超越了时空，对于今天的人们仍然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
《货币改革略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弥补巨大的国家债务和军费负担，纷纷发行纸币，导致通货膨胀横行，使昔日风光无限的金本位制度彻底崩溃。1920年，战争一结束，英国即爆发了经济危机。关于如何恢复战后经济秩序，重现帝国昔日辉煌，英国朝野就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国际汇兑、恢复金本位制度等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凯恩斯是这场论战的积极参与者。1923年，凯恩斯在将自己的这些论战文章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重写后，出版了这本《货币改革略论》。正是在这本书中，凯恩斯写出了那段著名的话：“这个长期对当前我们要讨论的事务而言是一个颇具误导性的概念。在长期中，我们都死了。”
《<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 《<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成名之作。1919年，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的谈判代表参加巴黎和会，主张对德宽容，试图减少协约国对德国的巨额赔款要求，因言不见用辞职，退而著此书。本书一经出版即风行全世界，凯恩斯把凡尔赛会议上缔造的和平称为“迦太基式的和平”，也引起了很多争议。本书的成功奠定了凯恩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声誉。1944年，在建立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方面，凯恩斯作为主要参与者汲取了《凡尔赛和约》和大萧条的教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推行对欧洲进行援助的“马歇尔计划”，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的影响。
作者介绍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1883年生于英国剑桥，其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为剑桥大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其母亲弗洛伦丝·埃达·凯恩斯曾任剑桥市市长。凯恩斯曾师从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学习经济学，但最终以《论概率》一书取得数学博士学位。20世纪20年代，凯恩斯因在《<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中反对西方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政策而备受瞩目，成为当时闻名世界的经济学家。1936年，面对大萧条，凯恩斯写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反传统的经济学教条，主张政府应该积极干预经济，运用财政与货币政策对抗经济危机，史称“凯恩斯革命”。虽然凯恩斯于1946年4月去世，但他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创建，而凯恩斯经济学则成为20世纪下半叶世界各国政府的指导思想，影响至今不息。
部分摘录：
巴黎和会 在本书的第四章和第五章，我们将详细地研究对德和约的经济和财政方面的条款。不过，我们如果在此先就影响到这些条款的个人因素预作铺垫，这样就可以更为容易地理解其中诸多条款的真正由来。在尝试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我会触及动机的问题，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而在这些问题上，旁观者是很容易犯下错误的，而且他们也无需对最后的决断承担任何责任。不过，在本章，我有时候似乎也会表现出历史学家们习以为常的那种发挥想象的自由，但是，对于同时代的人而言，虽然对我们自己所述的内容有着更多的认识，我们一般也还是不敢随便地擅用这种自由；人类意志与决心的复杂争斗从未止息，在1919年最初的几个月里，这种斗争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集中体现在四个人身上，构成了人类竞争的缩影；如果读者诸君在心中牢记着要理解世界的命运，理解人类是多么地需要光明来照亮这种复杂的斗争，即便这光明是局部的、不确定的，也在所不惜，那么，读者们也就能原谅我对这种自由的擅用了。
这里，我所涉及的一部分和约是由法国领导的，意思是说，这些非常极端而又不容置疑的提议，一般而言乃是由法国首先提出来的。一定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一种策略。当大家期待最终结局应当是某种妥协之时，就会经常审慎地以一个极端的立场开局；法国一开始就预料到会有两次妥协的过程，这一点与其他国家并无二致：首先，要与它们盟国的认识保持一致；其次，在和会召开的过程中，要与德国人保持意见上的协调。这些策略均被嗣后的事实所一一证实。克列孟梭在与会的同僚中赢得了为人稳重的好名声，这是因为，每当他的政府部长们提出了更加极端的建议时，他经常会以一种智慧而公正的神情加以制止；在英美两国的批评家对争论的关键之点轻易地加以忽视的时候，当法国的盟友们一味地批评，就好像他们是站在敌国的立场上为敌人讲话，从而遭人抱怨的时候，很多条款已经被悄悄地通过了；而在与英美两国的国家利益关系并不紧密的地方，两国的批评之声也即减弱，因此，这些方面的很多条款得以通过，法国人自己并不为意。而且，由于德国是无权参与对最后时刻的决定之讨论的，这也就彻底丧失了修改和约中错误的机会。
不过，除了这些策略之外，法国还有一项政策。尽管克列孟梭可以简单地对内阁阁员们的主张加以否决，或者在讨论的话题与法国的利益无涉的时候闭上双眼，摆出一副疲惫的神态，但是，哪些方面是举足轻重的，他的内心则极为清楚，对于这些方面，他绝对不会让步。就和约中的那些主要的经济条款而言，它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智识上的理念，很显然是法国的理念，是克列孟梭的理念。
迄今来看，克列孟梭乃是四位巨头当中最为杰出的一位，对于他的那些同僚们，他揣测得非常清楚，拿捏得极为准确。只有他一人，既有自己的主见，又对和约各种可能的后果做了一番仔细的思虑。他的年龄、性格、智慧与外表，这些因素糅合在一起，使得他在那个嘈杂、混乱的环境中显得格外客观冷静而又形象鲜明。若要轻视克列孟梭，或者不喜欢这个人，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一位外表温文有礼的人之本性，却是可以有着不同的看法的，至少，可以让我们对之有一番不一样的期待。
克列孟梭的外表和举止，世人皆已熟知。在四人会议当中，他身穿一件考究的厚重黑色绒面呢子方尾外套，手上总是戴着一副灰色的皮质手套，脚蹬一双上等黑色厚皮革制成的靴子，而且是一种乡村的风格，有时前面会比较奇特地用搭钩而不是鞋带系着。四人会议的例会，设在总统府的那间房间里（这个房间与楼下举行没有侍从在侧的私人会议的较小的房间不同），克列孟梭的座位，是壁炉对过半圆形空间正中的那把铺有锦缎的方椅，奥兰多先生[1]在他的左侧，再往左，靠着壁炉的是威尔逊总统的座位，与威尔逊总统相对，坐在壁炉的另一侧的，是劳合·乔治首相[2]。克列孟梭从来不带什么文件或者公文包之类，也没有任何私人秘书模样的人随侍左右，不过，一旦开始涉及某些特定的议题，总有几位法国的部长和官员适时地出现在他的旁边。他走路的姿势、说话的声音，一举手一投足之间，无不显现出充沛的活力，但是，他还是表现出一副老态，尤其是在他被刺之后，他就像一位非常年迈的老人在为重要的场合蓄积体力一般。他讲话不多，关于法国那些在和会上的建言，他都是让他的部长或官员们去申述；他经常闭起眼睛，表情冷漠地靠在椅子上，面如羊皮纸一般颜色；那双戴着灰色皮质手套的手，交叉在一起放在胸前。他出语简洁明快，或下判断，或语带讥讽，对于所关涉的那些场合，一般来说已然足矣。有的时候，他会提出一个问题，有时则会斩钉截铁地将他的那些部长们的话予以推翻，并不顾及他们的颜面，或者他也会用几句尖刻的英国话来表明自己的固执己见。[3]不过，一旦需要，他也会发表演说，不乏激情；往往突然迸发出一段话后，紧接着的就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声；他之所讲，总是让人印象深刻，这与其说是因为话语本身具有说服力，不如说是由于他在说话时所具有的力量和给人以震撼的缘故。
劳合·乔治先生在发表完英文演说，等待译员翻译成法语期间，他偶尔会穿过壁炉前的地毯，走到威尔逊总统身边，在他们的私下交谈中，他用某种从个人偏好出发的辩论方式，来强化自己的观点，或者尝试着寻找一种折中的解决之法——而这，有时候也就会是恐慌和混乱的一种信号。当此之时，总统的顾问们就会过来围绕在他的周围；而稍后片刻，那几个英国的专家也会鱼贯而来，询问结果，或者察看一下事情的进展如何；接下来，法国人又会凑到近前，狐疑满腹，深恐他人瞒着自己安排下了什么事情；如此景象，直到屋子里所有的人都站起来，用英语和法语开始普遍地交谈起来才会结束。有关这一景象，留给我的最后、也是印象最深的场景是这样的：蜂拥的人群、嘈杂的声音、群情激奋的场面，而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首相就是这种场景的中心；人们对着无论怎么看都显得并不真实的问题无休止地争论着，而早晨刚刚召开过的会议中所讨论的那些重要问题，悉数被抛在脑后，完全给忽略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各种妥协与退让，同时伴随着各种反对与坚持，一切的喧嚣与躁怒都毫无意义。对于这一切，克列孟梭总是保持着缄默，神情冷淡——这是因为被提及的那些问题并未涉及法国的安全，他戴着灰色的手套，安坐在铺着锦绣的座椅上，看上去极为苍老和疲倦，似乎失却了魂灵、清空了所有的期待一般，他面带一种嘲讽得近乎顽皮的神情，远远地审视着这一幕；待到大家终于安静下来，回到各人的座位上的时候，他们这才惊觉，克列孟梭先生早已离开了房间。
克列孟梭对法国的忠诚，堪比伯利克里对雅典的忠诚[4]，对于他来说，法国是他唯一的魂牵之地，除此之外，皆无意义可言；但是，他的政治理论却是俾斯麦式的[5]。对于法国，他抱有着一种幻念，而对包括法国人和他的那些同事们在内的人类，他却是极为清醒的。他关于和平的诸种原则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首先，他始终坚信，就德国人的心理而言，他们除了威胁之外，什么也不会理解，也无法去理解，因此，在谈判当中，对于德国人，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怜悯，也绝无半分慷慨之意，没有什么好处是他不想争取的，他可以为了任何利益而不惜自贬身份，一点儿也不会顾及名誉、尊严与仁德。因此，在克列孟梭看来，与一个德国人进行协商或者试图与之和解，根本没有这个必要；我们所要做的，只需对他下达命令，使其遵守即可。德国人压根儿就不可能尊重你，无论你怎么做，都无法阻止他去欺骗你。不过，关于克列孟梭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这些特性乃是德国人之所特有，或者他是否认为其他国家的人与此截然有异，则我们并不确定。所以，他所秉持的哲学就是：在国际关系中，是没有给“多愁善感”留出任何位置的。国家是真实的存在，你热爱其中的一个，而对于其他的那些，你则漠不关心，乃至心怀仇恨。你所热爱的这个国家的无上荣光，是值得追索的理想目的，但是，一般来说，你的邻国却需要为此付出代价。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目的，追逐政治上的权力乃是终不可避免之事，从这场战争以及它所追求的目的中，我们并没有得到什么值得深入认识的新事物；像此前的每一个世纪一样，英国击垮了它在商业上的竞争对手；德国和法国为了荣耀而长期争战的重要历史篇章也已经宣告结束。为求审慎，对于愚蠢的美国人和虚伪的英国人之“心中理想”，我们需要聊表数语，以加抚慰；不过，如果真的相信这个世界上会存在像国际联盟[6]这样的机构，抑或除了一个用来重新平衡各国利益均衡的精巧公式之外，还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民族自决原则，那就真是愚不可及了。
然而，这些都还只是一般性的原则。在追踪克列孟梭所认为的那些为了法国的权力与安全，从而和约必当具有的实质性细节之时，我们必须回到对其人生产生影响的历史原因上来。在普法战争[7]之前，法德两国人口大致相当，但是，德国的煤炭、钢铁与航运，彼时尚处于发展的初期，所以这个时候法国的财富远在德国之上。即便是在法国割让给德国阿尔萨斯-洛林[8]之后，两国之间在实际的资源方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普法战争之后，两国的相对地位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1914年，德国的人口要比法国多出70%左右；德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制造业和商业国家；它在技术上的精熟以及在生产未来财富方面的手段之精巧，举世罕有其匹。相反，法国的人口则停滞不前，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相对于其他国家，法国在财富以及财富的创造力方面，已经是远远落后了。
因此，虽然法国在当下这场大战中赢得了胜利（而这次也是在美国和英国的帮助之下才取得的胜利），但是，在克列孟梭心目当中，法国的地位仍然是极不牢固的；他认为，欧洲的内战将来会经常性地爆发，或者至少会再次到来，未来事务之状态，可能会是这样一番景象：绵亘过去数百年间的各大强权之间的战争硝烟，今后还会绵延不绝下去。由是观之，则欧洲的历史就会呈现出永无止境的竞争局面，法国在这个回合中占到了上风，但是这个回合注定不会是最后一轮争战。由于法国和克列孟梭相信人性是不可移易的，因之从本质上而言根植在这种人性基础之上的旧有的规则也不会改变，由此他们对国际联盟所代表的那类教义也充满着怀疑，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法国和克列孟梭的政策是一以贯之、合乎逻辑的。如果和约建立在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9]思想之上，遵循着宽宏大度和平等待之的原则，则德国恢复其原来的元气，所需时间只会更短，而且这样就会使得德国再次以更多的人口、更加优质的资源和技术而威胁到法国的局面加速到来。因此，寻求某种“保障”就是必要之举；而这种保障每加重一层，德国的愤慨之情就会加深一层，与之相应，德国人起而复仇的可能性就会加大一些，这样就更加有必要用条款来进一步进行压制。因此，只要所接纳的是这种世界观而抛弃其他的世界观，那么，那种将转瞬即逝的权力最大限度地强加于战败者身上的迦太基式的和平[10]，就终将难免。克列孟梭对于“十四点计划”丝毫不为所动，也不佯作受其束缚之状，只不过有的时候为了顾全威尔逊总统的颜面，这才在必要的时候尽量让别人来居间调和。
因此，法国的政策是要让时光回溯到过去，竭尽所能地将1870年以来德国所取得的进步一笔勾销，利用减少其领土的办法以及其他措施来减少德国的人口。但更主要的是德国的经济体系，这乃是它可以蓄积新的力量的全部凭借，因此，这个建立在钢铁、煤炭、运输之上的庞大网络必须予以摧灭。如果法国可以控制（哪怕只是部分地控制）德国被迫放弃的经济体系，那么，这两个力求在欧洲的霸权地位上一争短长的对手之间在力量上的不平衡局面，就将需要花费许多代人的努力才能重新加以矫正。
由是观之，这些一层一层地不断加深的条款，其意图所在，乃是为了破坏高度组织化的经济生活；有关这些条款，我将会在第四章详细地加以研究。
这是一个老人的政策，暮气沉沉。他带给我们最最鲜明的印象和最最丰富的想象力，都是关乎过去而不是未来的。他看问题的角度，是从德法两国的力量消长入手的，而非从人类的未来着眼，也并不虑及欧洲文明需要力图步入一个崭新的秩序这个层面。对于这场战争，他所秉持的观念与我们是不一样的，他既没有预期到、也不希望我们处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不过，我们所争议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理想的问题。在本书中，我的意图所在，就是要说明这种迦太基式的和平，实际上既不正确，也不可能实现。虽然从中涌现出来的这派思想对于经济因素也是了然于心的，但是，它们忽略了更深一层的、将会支配未来的经济趋势。时光无法倒流。如果把中欧的境况恢复到1870年，那就必须要对欧洲的结构加以约束，如果放任人类和精神之力量越出国家与种族的界限，那么，将要摧毁的就不仅是你和你的那些“保障”，还将包括你的制度和社会现行的秩序。
这一政策是玩了个什么样的花招而取代了“十四点计划”呢？威尔逊总统又因何会接受这样的结果呢？要想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诚非易事，这既取决于性格和心理上的要素，也受制于环境的细微影响，而且，这些要素和影响通常很难被我们所觉察，也更加难以描摹出来。但是，如果说单个个体的行为攸关大局的话，那么，威尔逊总统所遭遇到的失败，就可以称得上是具有历史决定意义的道德事件，因此，我必须尝试着对它加以阐释。当威尔逊总统乘坐华盛顿号邮轮到达我们这里的时候，他在世界人民的心目和期盼当中占据着何等重要的位置啊！在我们取得胜利的最初阶段，他是来到欧洲的一个何等伟大之人！
1918年11月，福煦将军[11]的军队和威尔逊总统的言论，陡然将我们脱离开那曾欲吞噬掉我们所关心的一切的险境。形势一派大好，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我们的胜利是如此彻底，以至丝毫不必忧心于战后问题的处理。敌人已然放下了武器，人们相信，就和会的一般性质而言，双方会签署一份神圣的和约；这份和约的条款可以保证一个公正而又宽宏的安排，同时，人们还怀着一份重建被摧毁的幸福生活的美好期盼。威尔逊总统亲赴欧洲，来完成这最后的工作，也是实现这些希冀的切实保证。
威尔逊总统离开华盛顿之时，他所取得的声望以及遍及全世界的道德影响力，在历史上无人可与之比肩。他的那些经过深思熟虑的大胆言论，对欧洲人民的影响，大大超越了他们本国的政治领袖。敌国的人们也相信他会执行与他们签订下的契约；协约国的人民不只是把他看成是一位胜利者，甚至近乎把他奉为先知一般。除了这些道德上的影响力之外，各国之间的现实关系也在他的掌控之中。美国军队无论在数量、纪律，还是在装备上都处在领先的地位。欧洲的食物供应完全仰赖于美国；在财政上更是全仰美国的鼻息。欧洲不仅在所欠美国的债务上已经超出了它的偿付能力，而且在将来还需要美国进一步提供一系列的援助以使欧洲免于饥饿和破产之境。从古至今，还从来没有哪一位圣贤拥有着如此之多的能够让世间君王臣服的武器。当总统的马车驾临欧洲各国首都之时，如潮般的人群是何等拥挤！人们满怀着好奇、焦虑和期待之心，纵然只是匆匆一瞥这位来自西方的命运主宰者的容貌与风仪，也已经心满意足；他乃是为了治愈美国文明古老的欧洲母亲的伤口而来，并且要为我们建立未来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