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内容简介：“奥斯维辛三部曲”的终结篇，关于大屠杀的伟大作品。对人类在极 端状态下的生存状态和道德困境进行了残酷而深刻的反思。 1984年《被淹没与被拯救的》首次出版时，距离大屠杀已有四十余年，物证被销毁，记忆已模糊，有人刻意回避，也有人拒绝承认，而莱维写作本书的目的即是记忆和见证这段历史，让人类避免重蹈覆辙。 《与你们交谈的我 ： 莱维、泰西奥谈话录》内容简介：“讲述是一种可靠的良药。”本书由泰西奥与莱维的三次长谈组成，这些谈话并无固定主题，*的线索便是记忆。在其中，莱维讲述自己的阅读趣味，少年时的烦恼和友谊，对人的害羞和对登山的热情，以及他人生中永远无法忽略的——奥斯维辛的经历。这些谈话简明而又深入，平静而又充满表现力；它们照进莱维的私人世界，他的痛苦和诗意，也呈现了一段被奥斯维辛所打断的生活。 《记忆之声：莱维访谈录，1961—1987（莱维作品）》内容简介：1961—1987年间，普里莫·莱维接受了不计其数的采访。本书两位编者精选了其中36篇采访，编录成这本《记忆之声》。涵盖了莱维一生的轨迹，呈现出“幸存者”“作家”“化学家”“政论家”“犹太人”等多面向的莱维。在书中，他谈到从奥斯维辛返家后，自己迫切地想要讲述集中营的故事，享誉全球的“奥斯维辛三部曲”就在莱维与他人的对话中应运而生 《不定的时刻：莱维诗选》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莱维毕生的诗歌作品，共91首。在本书中，莱维用诗歌的形式再一次为大屠杀写下了属于他的证词。 《休战》内容简介：《休战》是莱维“奥斯维辛三部曲”的第二部。这本记忆之书载满了死亡、流离与痛苦，也记录了信仰、勇气与希望。 《若非此时，何时？》内容简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时日里，一支奇特的犹太人游击队从俄罗斯出发，穿越战火中的波兰和德国，一路打到意大利。通过这本书，莱维“欲向那些犹太人致敬，无论寥寥数人或人数众多，他们都在这场力量悬殊的奋斗里重新找到尊严和自由”。 《这就是奥斯维辛：1945—1986 年的证据》内容简介：奥斯维辛被囚禁、迫害者乃至施暴者家属的现身说法，真实、震撼的纳粹集中营见证文本。莱维作为奥斯维辛见证者的突出贡献，《被淹没与被拯救的》的史实佐证,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的证词合集，由身为化学家的莱维及其奥斯维辛狱友、外科医生德·贝内代蒂共同整理撰写。 《他人的行当》内容简介：收录了普里莫·莱维从1969年至1985年写的43篇散文。在这些诙谐而迷人的文字中，莱维既审视了自己的行当——作家与化学家，更注目于他人的行当。用莱维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他“作为一名好奇的业余爱好者在十余年间的徘徊中所酿出的果实……是对他人行当的侵犯，对动物学、天文学和语言学等无边际的疆土的突袭”。他穿梭于科学与人文之间，探索了那些令他着迷的对象：他的房子、昆虫、想象中的动物、儿童的游戏、化学家的语言、法国作家拉伯雷、德国诗人特拉克尔和保罗·策兰的晦涩文字、60岁时重返校园…… 这本书博学而幽默、温暖而节制，既展现了他对人类文明的独特思考，也传达出他的信念：尽管我们的时代充斥问题和危险，却并不令人生厌。 《扳手》内容简介：获意大利项斯特雷加文学奖，是奥斯维辛见证者和记录者普里莫·莱维文学成就的突出展现。他在本书中重返日常生活的主题，诠释另一种理想人生。 在这本诙谐的小说中，莱维将目光聚焦在普通人的生命经验上。体格健壮、经历丰富的装配工利贝蒂诺·福索内向叙述者——一位作家、化学家——分享了一系列令人着迷的人生故事，他热爱工作、享受劳动，以职业为冒险，从平凡中获得了自由。这些故事串联起一个又一个通常被忽视的瞬间，令人时而会心一笑，时而黯然神伤，为人类的智慧与局限，也为生命的伟大和渺小。
作者介绍
普里莫·莱维(PrimoLevi) 意大利犹太人，作家，化学家，奥斯维辛174517号囚犯。 1919年，莱维出生于意大利都灵；1943年，他因参与反法西斯运动被捕，后被遣送至集中营。战争结束后，他回到故乡都灵生活。在此后的人生中，他从事工业化学这一行当30年，同时作为一位作家，写作了“奥斯维辛三部曲”（《这是不是个人》《休战》《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以及其他基于其化学家身份和大屠杀幸存者经历的小说、散文和诗歌作品。1987年4月11日，莱维从他出生的房子坠落身亡。 作为奥斯维辛极为重要的记录者和见证人，莱维的文字具有一种与其他受难者不同的特质，他秉持一种化学家的冷静与节制书写记忆；同时，又如菲利普·罗斯所说，“本该充满悼念情绪和无尽的绝望，反而充满活力”。 索尔·贝娄曾说，所有伟大的现代作家都试图定义人性，以证明还有延续生命与写作的必要。莱维正是如此，他不相信人类本质上是野蛮、愚蠢、自私的，他写作也不是为了控诉与复仇，而是要警示后人拒绝遗忘，因为“集中营不是一种偶然，不是一种不可预见的历史巧合……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只要你开始否认人类的基本自由和人们之间的平等，你就开始向集中营体系迈进。这是一条难以止步的道路”。
部分摘录：
罪之记忆 人的记忆是一种奇妙却靠不住的工具。不但是心理学家，任何人只要留心周围人的行为，甚至自己的行为，都会发现这个老掉牙的事实。我们的记忆并非镌刻在石头上，随着时间流逝，它们不但会渐渐消失，还会经常改变，甚至会增长，与不相干的记忆纠缠成一团乱麻。法官们非常了解这一点：几乎从没有同一件事的两个目击证人能用同样的方式提供同样的证言，即使这事儿刚刚发生，即使证人中没有人蓄意歪曲真相。只有当我们知道记忆究竟使用怎样的语言、怎样的符号、怎样的“笔”记录在怎样的“纸”上，我们才能真正回答记忆为什么不可靠。但我们离这一天还很遥远。我们已经知道一些特定条件会造成记忆的扭曲：创伤（不仅是脑创伤）、其他“竞争性”记忆的干扰、非正常的意识状态、情绪压抑和心理阻滞。然而，即使在正常情况下，记忆也在缓慢消退，记忆的轮廓逐渐模糊，只有极少的记忆能残存下来，这就是所谓生理性遗忘。这无疑是大自然伟大力量的一种，同样的力量让整洁变得凌乱，年轻化作垂暮，生命走向死亡。特定的练习（在这种情况下，经常重新唤醒记忆）可以保持记忆的深刻和活跃。这就像经常锻炼能保持肌肉有力。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过于频繁地唤醒一份记忆，并像故事似的讲述它，这份记忆就会渐渐变成一种结晶般的、完美的、添枝加叶的、在经验中千锤百炼的老生常谈。这份虚假的记忆，终将取代原始记忆，并自发地不断增长。
我打算审视的，是极端体验下的记忆——受伤或施加伤害。这种情况几乎具备了能够扭曲或抹掉记忆的所有因素：受伤或施加伤害的记忆本身就是一种伤痛，因为这种回忆令人痛苦，至少让人不安。受过伤的人倾向于阻滞受伤的记忆，以免重新激起伤痛。而施暴者则把记忆隐藏在内心深处，不去回忆，以减轻罪恶感。
在这儿，结合其他现象，我们正面临着一种看似荒谬的类比——受害者与迫害者。我们迫切需要说明的是：两者都处于相同的困境中。但是，是迫害者准备并实施了相应的伤害，要是他因此遭受煎熬，应该说他罪有应得。如果说受害者应该遭受同样的折磨，则是不公正的。因为他的确饱受折磨，甚至几十年的时光都难以抚平他的伤口。可悲的是，这一切再次成为必然遵循的规律：记忆的伤口无法愈合，它在时光中延续。复仇女神——我们被迫相信她们的存在——不仅拷打施暴者（如果她们真的拷打他，运用或不运用人间的刑罚），也让施暴者的暴行趋于永远——因为她们让受害者无法归于平静。当我们读到让·埃默里留给我们的文字时，我们不能不感到其中的恐怖。这位奥地利哲学家因参加比利时抵抗运动而遭受盖世太保的折磨。因为他是一名犹太人，后来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
任何曾受折磨的人永远受着折磨……
任何曾受折磨的人永远无法再轻松地活在世间，永远无法摆脱对屠杀的憎恶感。对于人性的信仰，早在第一个耳光中崩裂了，然后在折磨中轰然毁灭，永远无法恢复。
对他来说，折磨是一种冗长不堪的死亡。埃默里，于1978年自杀（我会在“知识分子在奥斯维辛”一章中再次提到他）。
我们并不希望鼓励彼此混淆、无聊的弗洛伊德学说、病态的观点或者纵容的态度。施暴者仍是施暴者，受害者仍是受害者。他们不能互换。前者将受到惩罚和诅咒（但是，如果可能的话，理解），而后者则会受到同情和帮助。但无论是施暴者，还是受害者，都曾经历了卑下且无法更改的暴行。他们需要庇护，需要保护，并本能地搜寻着它们。不是说所有人，是大部分——并且通常是终其一生。
到现在为止，我们掌握了施暴者的大量供词、证言和自白（我不单指德国纳粹党徒，而是所有服从法西斯主义而犯下多种恐怖罪行的人们）：有些来自法庭，有些来自采访，有些也收录在书籍和回忆录中。在我看来，这些材料至关重要。一般来说，对于目睹事实和所犯罪行的描述并不重要：它们充分与受害者的陈述一致，鲜有冲突之处，随着法庭的判决，便成为历史的组成部分，往往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动机和理由：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意识到自己正在犯罪吗？
对这两个问题（或者其他类似问题）的回答非常相似，尽管被询问人秉性各异，如野心勃勃、非常聪明的专业人士施佩尔[1]；冷酷而狂热的纳粹党徒艾希曼[2]；目光短浅的公职官员，如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斯坦格尔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霍斯[3]；愚钝的畜生，像博格[4]；酷刑的发明者卡度克[5]。每个人的表达各不相同，带着或多或少的傲慢，取决于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文化背景，但他们的回答最终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我这样做是为了服从命令；其他人（我的上级）比我做得更无情；我成长所接受的观点，生活的环境，让我不能采取其他行为；就算我不这么做，其他人也会顶替我的职位，甚至做得更无情。任何读到这些辩解的人，第一反应都是强烈的反感——他们说谎，他们看不到这些借口在他们引起的巨大痛苦和死亡面前是多么苍白，他们不会相信人们能相信他们。他们故意说谎——他们是奸诈之徒。
在此，任何对人类行为有着丰富经验的人都知道，奸诈和诚信的区别（“对比”，语言学家会说）带着启蒙主义的乐观精神意味。而我们有更充分的理由相信，对于刚刚提到的这些纳粹党人，奸诈与诚信之间的界线更趋于模糊。我们可以假设，在他们之中，很少有人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但即使这极少数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只要过去或现在的事实让他们不安或紧张，便会很快失去这份清醒。在这样的条件下，的确有人故意说谎，冷静地编造事实，但多数人则拔锚、启航，暂时或永久地，远离真实的记忆，为自己编造一个方便的事实。对他们来说，过去是一种负担，他们为犯下的罪恶（或遭受的痛苦）感到厌恶，愿意用另一份记忆替换真实的过去。开始时，这种记忆更替可能完全是有意的，根据一个虚构的脚本，凭空捏造。尽管扭曲了事实，但真实的记忆比它更痛苦。他们向别人，也向自己不断重复虚构的记忆，真与伪的边界渐渐模糊。最终，他们完全相信了自己讲述了无数次并将继续讲述的故事，修饰和润色其中的各处细节——那些不可信的细节，那些与历史公认事件不相符或不一致的细节——最初的捏造转变为笃信。从凭空虚构到自我欺骗，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是有用的——任何坚信自己谎言的人的日子都要好过得多。他的故事讲述得越逼真，就越容易取信于法官、历史学者、读者，或他的妻子和儿女。
事情过去得越久，这种自我欺骗的虚假记忆就越趋于完美。我相信只有这种精神机制才有可能解释，比如，路易斯·达奎尔·德·佩莱波（Louis Darquier de Pellepoix），维希政府[6]犹太人事务委员会委员，在1978年对《快报》[7]的陈述。尽管他对驱逐大约7万名犹太人负有责任，但他否认一切——成堆尸体的照片是画面剪辑而成；成百万的死者人数是犹太人编造的，目的是贪婪地窃取公众的关注、同情和赔款；可能驱逐过一些犹太人（他发现这点难以否认，他的大名出现在太多驱逐令的下方，包括对儿童的驱逐令），但他并不清楚这些犹太人的目的地和遭遇；的确，奥斯维辛有毒气室，但那是为了杀死虱子，而且无论如何（注意他说话的条理性），这些毒气室是为了拍照在战后修建的。我并不想为这个懦弱、愚蠢的家伙辩护。而且，战后他在西班牙享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太平日子，这件事也令我愤怒。但我认为，我从他身上也看到了一种从习惯当众说谎到最后自欺欺人的典型案例。为自己构建一个心安理得的事实，从而平静地生活下去。保持真伪之间界线的代价是沉重的——这需要一个人保持正派、诚恳或真诚，并不断付出智力和道德上的努力。我们怎么能期待像达奎尔这样的人会付出这样的努力呢？
读读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审判中的陈述，还有鲁道夫·霍斯（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氢氰酸毒气室的发明者）在他的自传中的话语，你能发现他们精心编造的过去，比达奎尔更狡猾。本质上，这两个人都采用纳粹军人（更准确地说，所有军人）的典型方式为自己进行辩护：人们一直教育我们绝对服从、等级观念和民族主义的思想；我们被灌输了种种口号，被仪式和游行冲昏头脑；人们告诉我们，唯一的正义是我们人民的进步，唯一的事实是领袖的指示。你们（还能）希望我们做什么？在这样的事实下，你们怎么还能期待我们，还有所有和我们一样的人们，做出不同的行为？我们是勤勉的执行者。正因为我们的勤勉，我们得到表扬和晋升。那些决定并不是我们做出的，因为在这个国家不允许自主决定——他人已为我们做出决定，而那是唯一的方式，因为我们已经丧失了自主决定的能力。所以我们不应该为所发生的事情负责，也不应该受到惩罚。
即使比尔克瑙集中营[8]焚尸炉的烟囱历历在目，这些辩解也不能简单被视为厚颜无耻的结果。一个现代极权主义国家对其个人所实施的压力是可怕的。它拥有三个最基本的武器：直接宣传或把宣传伪饰成教育、指示和流行文化，对多元文化信息树立壁垒，以及恐怖。然而，这并不能让人们承认这种压力是无法抗拒的，尤其是在第三帝国短短的12年统治中。犯下深重罪行的人，如艾希曼和霍斯，在答辩和开脱自己的罪行时，夸大其词，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对记忆的操纵，都是显而易见的。在帝国变成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国家”之前，两人早已出生并长大成人。而他们加入纳粹的原因，更倾向于机会主义的投机，而不是党徒的狂热。直到战后，他们缓慢而（很可能）无意识地，再造他们的历史。问一个人这样自欺欺人是出于奸诈还是诚信。这真是个天真的问题。他们面对别人的痛苦时，显得那么坚强；而当命运把他们送到法官面前，等待着罪有应得的死刑下场时，他们只好为自己营造一个方便的虚假记忆，并最终笃信这份记忆的真实性。特别是霍斯，他并非一个城府很深的精明人，就像在他自传里的形象，事实上他不是一个倾向于自制和内省的人，以至于没有意识到正是他的发誓和竭力否认，反而证明了他粗野的反犹太主义罪行，更没有意识到把自己描述成一个优秀的公职官员、父亲和丈夫显得多么虚伪。
对于这些再造的虚假记忆（但不仅是这些，而是所有的记忆），人们一定会注意到，事实的扭曲往往会受到事实本身客观性的限制，如第三方证言、文件、罪行实证（corpora delicti）和公认的历史背景。一般来说，人们难以否认他们做过的特定事实或这样一个事实曾经发生过；相反，人们非常容易歪曲导致事实的动机或我们内在的、由事实引发的情感。我们的动机和情感是极度善变的，即使很小的压力也会导致答案的扭曲。在回答“你为什么这么做”“你做这件事时在想什么”之类的问题时，并不存在可靠的回答，因为精神状态的性质是反复无常的，而记忆本身甚至更不稳定。
犯罪记忆的极度扭曲往往发生在记忆的抑制状态。这里，同样，真与伪之间的界线会趋于模糊。人们经常会在法庭上听到“我不知道”或“我记不住了”，有时罪犯的确故意说谎，但有时却是一种僵化自欺的谎言，形成了化石般的固化模式。回忆者决定放弃这段记忆，并通过否认这段记忆而取得成功——他已经排出有害的记忆，就像人们排出排泄物或寄生虫。辩方律师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常常建议他们的客户，把记忆断层转化为遗忘，把推定的事实当作真正的事实。我们不需要深入精神病理学的领域，就可以找到一些人物案例——他们的陈述让我们迷惑不解，虽然我们肯定他们的言语是虚假的，但我们无法确定主体是否知道自己正在说谎。荒唐地假设一下，如果说谎者在一瞬间变得诚实起来，他自己也会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在说谎时，他就像一个完全入戏的演员，与他的角色化为一体。在我撰写本书的过程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试图行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土耳其人阿里·阿贾[9]在法庭上的行为。
要想抵御难以忍受的记忆侵扰，最佳手段就是延长“免疫封锁线”（cordon sanitaire），阻止它们进入头脑。阻止一份记忆要比忘记一份记忆容易得多。实际上，当士兵们受命去做“脏活”时——即使最心狠手辣的刽子手也无法接受的工作——为了保护这些士兵的良心，确保他们能奉命行事，纳粹指挥官们为此费尽了心思。在苏德战线之后的特别行动队，强迫平民挖掘巨大的公共墓坑，然后便在刚刚挖好的万人坑边用机枪屠杀平民。每当这时，纳粹就应行动队员所需，为他们提供各种烈酒，通过酒醉来模糊屠杀的记忆。那些众所周知的委婉辞藻（“最终方案”“特殊疗法”，还有特别行动队的字面解释“快速反应部队”，都是为了掩盖一个可怕的事实）不仅用于欺骗受害者，防止他们采取自卫行为，也是为了在可能的限度内，向公众以及其他未直接参与屠杀的纳粹部队，隐瞒在第三帝国占领的全部土地上究竟发生着什么。
总而言之，希特勒“千年帝国”的短暂历史可以重新诠释为一场对抗记忆的战争，奥威尔[10]式的伪造记忆，伪造现实，否定现实。希特勒的所有传记，尽管在解释这个难以归类的人的一生时颇有争议，但都同意他的晚年生活已经脱离现实，尤其从德军入侵苏联的第一个冬天开始。他禁止和否定他的部下以任何形式接触事实，毒害他们的道德和记忆。但是，在地下掩蔽所里，他越来越偏执，最后成为一个彻底的妄想狂，使自己也隔绝在现实之外。像所有的赌徒一样，他在自己周围树立着由迷信般的谎言组成的舞台背景，正因为他那疯狂的信仰，如他要求全部德国人所深信的信仰，使他最终迎来了失败和自杀的命运。希特勒的倒台，不仅使全人类得以拯救，也证明了一个人放弃现实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