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是宣传概念的历史，也是宣传观念的历史。为了回答什么是宣传、它为什么会存在、大众为什么会容忍宣传等问题，本书追溯了世界大战中宣传概念的产生、美国20世纪初宣传与民主的争论、俄国革命的宣传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观念、20世纪后期的新宣传等宣传观念发展的重要环节，并以此为背景，重点研究了中国宣传观念的产生和建立、宣传与革命、知识分子与宣传、从宣传1.0到宣传3.0的升级、宣传与粉丝民族主义等问题。
作者介绍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际新闻界》杂志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研究所主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
研究方向为传播思想史、政治传播、传媒文化。著有《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Propaganda: ideas, discourses and its legitimation，主编From Cyber-nationalism to Fandom Nationalism: The Case of Diba Expedition和《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2019》。译著有：《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真相》（校译）以及《人际影响》（校译）和《收容所》（校译）。
部分摘录：
宣传现象古已有之，但是只能将它们称为宣传的前身或者雏形。现代意义上的宣传概念肇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原因如下：第一，现代的宣传诞生于与之前不同的政治制度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国大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建立了现代的民主制度。以美国为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包括其中的新闻记者“揭黑运动”），使公众对于政府与大公司的不义已经有所认识。工人和左派把战争看成是“富人的战争”，阻止国家参战。在这种情况下，战争进程是否顺利取决于能否说服国内大众，必须在不被大众觉察的前提下，巧妙地操纵他们心甘情愿地支持政府政策。因此必须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的、专业的大众说服活动。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系统地使用了新兴的大众媒介系统。世界大战时期，大众报纸是最主要的大众媒体，当时美国的报纸正处于发行量的巅峰。电影产业也成为传播新闻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媒介。虽然与今天相比还比较落后，却已经建立了真正的大众传播体系，这是之前任何一个时代所不具备的。
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是现代国家第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为了争取美国参战，英国精心策划，积极地影响美国的精英和媒体。德国则通过在美国的民间组织和公司，敦促美国保持中立。美国在参战初期，针对当时国内由长期孤立主义造成的反战情绪和对政府政策的普遍怀疑，立即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CPI），统一管理国内外的宣传。该委员会由资深报人乔治·克里尔负责，所以又被称为克里尔委员会。英国在经过了长期的多头管理之后，1918年成立了由北岩子爵负责的宣传政策委员会（Propaganda Policy Committee）管理宣传工作。[1]
第四，不同国家针对对方公众的宣传活动，引起精英们的关注。为了使本国政府的决策保持理性，他们一方面对所谓的“宣传”进行揭露和预警，另一方面也对大众的非理性表示失望。这些经验和感受在一战后成为他们继续讨论的问题，形成了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的、专业主义的、社会科学的宣传话语，提出不同的对策。宣传成为一战后的热门话题。宣传概念由此进入大众视野，关于宣传正当性的争论也在一战后成为一个永恒的公共话题。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与之前的战争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大的变化是战争方式的演进。德国国防军第二号指挥官埃里希·鲁登道夫在战后提出了“总体战”（total war）的概念。鲁登道夫认为，克劳维茨所说的那个“战争多样性”时代已经过去。国家首脑不顾人民意愿进行的所谓“内阁战争”，即政府以其军队进行的战争已经不复存在。总体战不只是政府的行为，而且要动用整个民族的力量，因为这种战争是针对民族的而不是政府的。《战争论》中所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与“战争是政治的工具”等论断已经过时。虽然战争和政治服务于民族的生存，但是战争也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因此，政治应该为战争服务。[2]
总体战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然产物，在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国家代表全体人民，国家的利益就等于民族的利益。为了动员全民族参战，大众说服必不可少。宣传在总体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目的的正当性代替了手段的正当性。为了实现整个民族的目标，政府限制了公民部分言论自由，名正言顺地控制国内所有传播媒介，对内和对外进行大众说服，甚至撒谎也在所不惜。
更重要的是，这种整体式的宣传模式也影响了和平时期的宣传观念。总体战以民族生存为目标，不拘泥于战场的对抗，国家动用一切可能的资源争取战争的胜利。统治者以整个民族的利益为诉求，将信息传播活动变成战争宣传的一部分，并将这种大规模政治宣传行为合理化。这种思维方式也改变了宣传的模式。宣传由简单的说服性传播，走向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和方式的总体宣传。新闻、广告、教育、学术、娱乐、艺术、语言……都被纳入宣传的范围，出现了总体（一体化）宣传（total propaganda）。如果总体宣传缺乏制约，公民的自由就将受到威胁。民族（国家）利益与公民自由的矛盾，成为20世纪宣传话语的中心问题。
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注定20世纪的其他时间以及其后的时代，都将受到一体化宣传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