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印度目前约有6亿25岁以下的年轻人，约为印度人口比例的一半，然而并不是每个印度青年都能成为软件工程师。他们面对着普拉姆概括的三无问题：未受过教育、待业、没有工作能力，困境就此滋生。联合国2014年报告称，“此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多年轻人，这其中蕴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潜力可能以后再也不会有。我们如何满足这些年轻人的需求和抱负，将决定我们共同的未来。” 《印度青年狂想曲》聚焦雄心勃勃的印度小镇青年，选取了几位有代表性的青年和青年团体为切入点，比如创办了当时世界上第二大内容工厂的互联网企业家维内·辛格尔，印度“疯狂英语男”兼励志演说家穆因·汗，在乡镇里给村民办事以谋取利益的疏通者潘卡·普拉萨德，年轻、颇具潜力又富有争议的印度女性政治家里沙·辛格，可以做白领却自诩为“思想者”并投身政治运动的维卡斯·塔库尔，想要成为明星却屡屡碰壁的贫民窟自费选美冠军阿扎尔·汗，依靠年轻人的明星梦发家致富的塔布里兹·汗，在大城市找工作却走上电骗之路的年轻男女，等等。普拉姆深入这群年轻人的生活，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深度体验及长期跟访，以冷峻和巧思描绘他们的梦想、渴望、焦虑、愤怒、困境、抉择与成就。青年人如何在资源和能力的限制中介入社会？他们的未来又将如何决定世界的未来？
作者介绍
司妮达·普拉姆（Snigdha Poonam），作家、记者，居于新德里，稿件常见于《卫报》《纽约时报》《经济学人》《金融时报》《大西洋月刊》《大篷车》《格兰塔》等。《印度青年狂想曲》获2018年印度字谜图书奖（Crossword Book Award）最佳非虚构作品，并入围2019年美国笔会文学奖（PEN America Literary Awards）长名单。
部分摘录：
我在兰契待了一年之后才走进“美国学院”的大门。每次离开家我都会经过老普路，而每次开车经过老普路我都会看到这个招牌。这条狭长的马路是这座城市的交通要道，连接起许多重要的地方。此外，它也连起了兰契及周边孩子们的职业目标和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工作与求职者之间的鸿沟，让各种生意在老普路上兴起。在我的记忆中，一直如此。这条鸿沟越大，弥合这条鸿沟的承诺就越有吸引力。我住在兰契的时候，老普路很大程度上就是中产家庭的避难所，家长把你送到这里上培训班，目标是职业学校的入学考试，或者有社会地位的工作，比如医学、工程、管理、银行、行政服务……老普路上的培训中心为所有职业提供入口，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提供不了的。
但在2001年，你能想到的职业也就那么多。如今，世道不同了。市场上的工作数量也许增长得并不理想，但是每天都会有一种新的工作出现。如果一份工作能够保证不错的薪水和一定的社会地位，那它肯定附带着一个只能通过几个人的准入考试，而老普路上的培训中心就声称能让你通过这样的考试。在这里，中产阶级垄断“体面”工作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每个人都有资格参与这场竞赛。
如今这块地方培训中心林立。每一寸地皮都被一间培训机构占据了，它们为各种五花八门的考试提供“保过”服务——MBA/APMT/SSC/PMT/NTSE/NEET/SLEET/MCS/JAC/ BPSC。这条路上有一个三层的购物中心，里面全都是培训机构，都在玻璃上贴着不同的考试简称。这里的天际线就是一个战场，布满了广告牌、明星教师闪光的大头照，以及培训经济中的硬通货——苏尼尔·库马尔（物理，IIT，IIM）、拉凯什·夏尔马（化学，BHU）、尼廷·梅赫拉（微积分，Roorkee，IIM）[1]。培训老师宣称可以攻破的入学考试越难，他在培训市场上就越值钱。
在这个宇宙中，英语有个单独的入口——如果你不会用英语回答问题，所有的辅导都是枉然。如果你足够幸运，可以选择用某种方言答卷。但在印度，想通过任何面试，都必须用英语告诉西装笔挺的面试官你为什么是这个工作的合适人选。因此，每五家提供数学或者逻辑辅导的培训中心，就会对应一家专攻“英语口语”的培训中心，现在简称“口语”。而那些“说口语”的人，就被叫作“口语人”。
至少，英语口语美国学院是这么叫的。这是一家迅速扩张的连锁培训机构，面向的市场是想要在社会阶层中向上流动的人。机构显然对他们的品牌灵感非常骄傲，从“美国学院”在印度北部——从德里贫民窟到德拉敦的小山顶——的迅速扩张可以看出，这个策略似乎是成功的。“美国学院”光是在兰契就有四家店面，是老普街上最大的培训机构，一个巨大的红箭头直接把主路上的人引到它门前。2015年3月的一天，我也沿着箭头向左转。有五个年轻人在前台排队，一个看起来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的小伙子正在给一对父子介绍不同“套餐”的价格。在他身后的墙上，我看到一张剪报上印着他的脸。角落里一张软塌塌的沙发上坐着三个年轻人，正在认真地翻阅宣传册，除了前台和沙发之外，屋子里没有其他什么东西了。屋里的气氛逐渐变得紧张。我正好和那个介绍的人打了个照面，他开口问道：“您需要帮助吗？”我就问他现在都有什么课。“基本对话、个性发展、小组讨论、面试”，他一口气说了这一串，口音一听就是练过的。“为什么我应该加入‘美国学院’？”我问他。“因为我们相信任何人都可以说英语。”通过这几句简短的英文对话，穆因·汗就知道我不是来这学口语的。他双臂交叉搭在桌上，问我到底是来干吗的。我说我是想来了解一下英语口语如何能作为提高生活质量的工具，告诉他我想要旁听基本对话的课。我们达成了协议：我付1800卢比的费用，他就让我到他的班上听课。“那跟我来吧，”汗示意我从房间出来上台阶，“我正在教一批新的学生，你要想观察整个过程，现在时机正好。上这个班的学生连最基本的都不会。”协议中还有一点就是我必须在课上把嘴闭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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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穆因·汗自己也连ABC都不会。他17岁的时候听说了一个免费英语课，那时他还在村子里的市集上卖气球，基本就没上过什么学。他全家的收入都靠着两头牛；从他能提得动木桶开始，汗就每天挨家挨户送牛奶。晚上，他在大街上铺一张布卖东西——“柴火、玩具，什么都卖”。汗没有条件把珍贵的白天浪费在教室里，于是他进了一个当地的学校，每年去一次就行——参加期末考试。有几件事他很清楚：三年后他将拿到一个文科的本科学位；但他不知道这能用来干什么。他知道有人可以通过受教育变得有钱有权；他也知道他没有这个选择。穆因·汗既不能成为一个软件工程师加入新的精英群体，也不能进入行政服务这行成为老派的精英。他爸爸没钱让他像维内·辛格尔那样受教育，他上不了德里的培训中心，连老普路上的都去不了。
但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不需要考试就能拿到——做接线员。这是一种进入白领世界的终极骗术。想要这份工作，他唯一需要的就是会说英语。不是那种英语文学里的英语，或者官方项目报告里的英语，而是低配版的英语，所谓的英语口语。它对使用者的要求不过就是能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进行基本交流。英语口语将成为新印度实操性的语言，混合菜系餐馆、购物中心和机场值机柜台的交流用语。
更重要的是，英语口语使得印度接线中心成为一种现象。1998年，德里的一名企业家在他办公室的天花板上挂了两排交叉的纱丽，给每个“电话亭”装上一条电话线和一个耳机，雇了一群18岁的年轻人来接电话，就这样将他的点子付诸实践了：把打给美国公司的电话转接到印度，收费仅为美国本地同样服务的一小部分。正如他转年对记者所说的那样，总要有人把1亿印度人合起来的英语能力变现。[2]
从2000年到2011年，印度获得了超过一半的世界接线中心市场。2005年，印度的接线业务达到顶峰，收益增长了38%。到2006年，穆因·汗在借来的电话上接了一通服务热线，第一次流畅地讲英语时，整个国家都对接线行业充满了好奇。2006年，有超过200万印度人在接线行业工作。第一批接线中心的雇员都是会讲英语的城里大学生，对他们来说做夜班接线员是实现经济独立的一条捷径。所有那些在古鲁葛拉姆[3]或者班加罗尔的“跨国”公司要做的就是给他们取美国名字——哈里什（Harish）就是哈里（Harry），贾纳丹（Janardhan）就是约翰（John）——然后训练他们的口音，直到他们的“r”都软了下来，“v”和“w”能区分开。2000年代后半期，这个行业发展得比大学生加入的速度还快。为了保持发展速度，接线行业需要寻求另一个层次的人力资源——那些不会说英语但能被训练得像会说一样的人。印度就以这种方法试图成为一个国际强国。很快，英语口语的生意就成了印度实现梦想的大本营。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地方发展得怎么样，你就到当地市场去数有多少个英语口语中心的广告。它们和帮你准备考进理工学院或者公务员体系的那些培训机构的路数如出一辙，不同的是：不需要任何过往的学历资质，培训的时长由你自己定，还有就是不管你最终学会了多少英语，出来都是赢家。
2004年夏天，“自然创意英语梦”在孔达开了一间培训中心。这个村子距离兰契大概只有一小时的车程，但却落后了一百年。除非迫不得已，你是不会开车到那去的。终于，有人找到了去那的理由。为了让培训中心运转起来，负责人邀请了全村的年轻人来上一堂免费的课。第二天，来了七个孩子，穆因·汗就是其中一个。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有人说英文，这简直让他着了魔。那个人在接下来一小时说的所有话，在汗看来都是他在这世界上闻所未闻的知识。那天，他拖着不情愿的步子走出教室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想找几个硬币却发现了金银宝藏的小偷，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我想要成为这样的男人。”
上了一星期免费的课之后，老师邀请这些年轻人交550卢比上一个为期六个月的课程。汗没有这笔钱，但他知道他得想办法凑上。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他给全村所有有牛的人干活。挤了两个月的牛奶之后，汗数了数手里的钱：350卢比。他把钱放进了口袋，走进培训中心告诉老师，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上这个课，但是他还差200卢比。老师让他第二天就来上课。
新生在开始上课之前要在全班面前做自我介绍，穆因·汗足足花了11天才开口。他害怕的不是说英语。每当他想从座位上站起来时，让他张不开口的是他的“层次”。他认识班上的每个人；知道他们都来自“有地位”的家庭，而且以前都上过学。他害怕他们能闻到他身上的牛粪味。只有当他的英文和他们处在同一水平了，他才能和他们以同学相称。为此，之后的六个月里，汗基本就没睡过觉。每天晚上他从市场回来之后，就坐在房间的角落里，手里拿着他的本子，大声诵读英语老师当天在课上说的每一个词。他不但要模仿老师的发音，还要模仿他说话时的语气——是顿了一下，拖长声，还是轻声笑了。老师经常在他的英语里夹带方言，这让他的英语听起来非常自然。在一对一的练习课上，汗就一直想练出这个效果。
全村都睡了之后，整夜地编排、展示对老师的生动模仿，穆因·汗就是这样学习口语的。有一天快下课的时候，他站在教室前面，用英语进行了第一次公开演讲：“大家早上好，对我来说这是庆典般的一天。”但他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不管模仿得多努力，他能感觉到一个英语句子从他嘴里说出来就听上去很没有生气。他知道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说更多英语——这是他的“新任务”。有一天往家走的时候，他想到一个可行的办法。第二天早上醒来，汗借他爸爸的手机拨打了121，电话供应商的免费客服电话。这是他在课堂外能招之即来的唯一会说英语的人，于是他就不停地和接线员说他学到的所有英文。这成了他每天都做的事。大多数时候，对方听他念叨几句就会挂掉，但偶尔他们会听汗和他们讲“我能想到的任何事——我的朋友、家人、梦想”。
汗练习得越多，就越觉得不够。很快培训课程就要结束了，如果他不能把在课上学到的英文用到日常生活中，他不但损失了几十小时可以用来赚钱的时间，也失去了获得更好生活的机会。于是在课程结束的几周前，汗召集起他的好朋友们，把他们带到一条流经村子的小河边上。在那里，他和可以信任的六个朋友站成一圈，要求他们在小河的见证下发誓：“未来一个月，我们只说英语。”他们坚持了13天，有几天汗的家人以为他疯了，因为他不和他们任何人讲话。
课程的最后一天以老师的讲话开场。作为教师总结，他告诉这批毕业生，要出去追求他们的梦想。下课前，他叫穆因·汗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五分钟后，他让面前这个战战兢兢的17岁男孩子接替他做新的老师。汗本该觉得攀上了人生巅峰，但那一刻他却直冒冷汗：“我能想到的全都是我要教的学生会是什么反应。我就是那个每天早上给他们送牛奶的人——‘这个送奶工（gwala）要教我们英语！’等我站在讲台上他们一定会这么说！”
在印度，英语深深嵌入了阶层划分和社会分工的DNA里：收入、种姓、性别、宗教，或者归属地。它对于社会凝聚力造成的持续威胁让不同政治立场的评论人士都忧心忡忡。连圣雄甘地都有名言说：“让千百万人学习英语，是对他们的一种奴役。”
还有一次，独立后的印度议会对于以地方语言代替英语作为高等教育语言的建议犹豫不决，甘地对此称：“恶意将外国语言强加于国家的青年将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悲剧。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男孩子必然认为不会英语他们就做不了公务员，而女孩子则被教育英语是婚姻的通行证。”
甘地首次讲话一百年之后，英语成了这个国家全球计划的一部分，直到现在它仍然被看作一种排他的工具。如今，英语的问题不再是将一种殖民语言强加在一无所知的当地人身上的问题，而是习得资源不均等的问题。“英语对个人或社会有害，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奇坦·巴哈特说。他自封为一场阶级斗争的领导者，而引发这场斗争的原因就是英语习得资源的不平等。巴哈特是一位工程师出身的投资银行家，2004年他用英语写了他的第一部校园爱情小说，也是在这一年，穆因·汗的村子里建立了第一个英语口语培训中心。那时候只有一小群人——从小听说读写都用英语的人——才会用英语写书。而且他们用的英语也自成风格——大词、长句、文绉绉、东方主义浓重。巴哈特却把“通俗”（Popular）一词放在英语小说前面，并在之后的十年里写出六部小说，卖出了几百万册。他的每本新书都刻意用简单的英语写作，他也收获了数以千计的“新兵”与他共同对抗他口中的“语言中的种姓体系”。巴哈特还给“拥有”英语的印度人起了个名字：英一级（E1）。“这些人有会说英语的父母，有机会去上英语教学的好学校（一般在大城市），从小就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也让他们接触到英文的报纸、书籍和电影等等。英语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本能，他们的部分思维模式都是英语的，他们是非常抢手的。”凭借着英语能力建立起来的特权层级——英一级控制着一群人，他们就是英二级（E2）：“人数大概是英一级的十倍。他们理论上对英语很熟悉，（但是）如果他们接受英一级的面试，他们看起来就会能力很差，即便他们同样聪明、努力，有创造力。”[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