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如今，癌症与每个人近在咫尺。全世界罹患癌症的人数迅速增长，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估计，仅2018年新增1810万癌症病例——其中有48%在亚洲，死亡人数高达960万。这样下去，到本世纪末癌症将成为全球头号“杀手”，因此有人将肿瘤视为“众病之王”。 一直以来，在癌症和人类之间，有一场艰难的、代价惨重的战争。 这本书是一部免疫肿瘤学的演化史，主要讲述了免疫疗法在治疗癌症方面取得的非凡成功——尤其是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包括人类对癌症的理解如何演变，以及肿瘤与免疫系统的动态相互作用如何得到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在这段鼓舞人心的历程中，我们将会见到各种用来瞄准难以捉摸的肿瘤细胞的药物和治疗方法，看到突破性科学进展的积累如何迅速转化为拯救生命的技术应用，这些技术已开始极 大地提升癌症患者的生命质量和数量。我们也会看到无数科学家、药物研发人员和癌症患者及其家属做出了怎样可歌可泣的贡献和牺牲，有着多么动人心弦的故事。 作者还在书中穿插了自己的科研和人生故事，作为这段癌症免疫疗法发展史的有力佐证。 免疫疗法改变了患有转移性黑色素瘤等疾病的患者的预后，在过去的十年里，这种疾病的治疗方法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部分患者已经被治愈，更多的人会很高兴地同意这种预后方案。这种光明的前景属于IO（Immuno-Oncology，免疫肿瘤学)。展望未来，正如1942年11月10日丘吉尔发表的题为””The End of the Beginning””的演讲中所说那样：“这不是结束，甚至这也并非结束的序幕已然到来，但或许，这是序幕已经结束!”也就是说，免疫疗法有望成为癌症的终结者，结束艰难对抗癌症的时代。
作者介绍
迈克尔·金奇（Michael Kinch）是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副校长、医学院教授。他在美国杜克大学获得免疫学博士学位后，曾任普渡大学终身教职；之后，他领导了MedImmune等生物制剂研发公司的科研项目，并在耶鲁大学领导了药物研究。他曾指导研发针对致命病毒的抗生素和分子疗法，也参与过英美军方的研究。已出版A Prescription for Change: The Looming Crisis in Drug Development（2016， UNC Press）。
部分摘录：
尽管我们的身体有上一章中提到的各种预防癌症的保护措施，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是，这种病仍然会无情地出现，也许会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而且每天都在发生。这个大胆的结论是美国一位著名的博学者提出的科学假设，或许比起他的科学能力（他获得过美国科学最高奖拉斯克奖），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诗歌和散文（他还获得过美国国家图书奖）。
1913年在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刘易斯·托马斯出生于他父母工作的那家医院。他的父亲约瑟夫·西蒙·托马斯是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医生，母亲格蕾丝·埃玛·佩克是一名护士。尽管托马斯成绩平平，但优越的家庭条件和人脉关系意味着他可以选择美国的顶尖大学。1929年秋，正当世界经济体系濒临灾难之际，他进入了父亲的本科母校普林斯顿大学。[1]在1929年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这天，股市暴跌，随之而来的大萧条使得托马斯在普林斯顿的大部分时间都蒙上了阴影，但这并没有激发他太多的积极性。事实上，他后来承认自己对很多事情都不感兴趣，包括他的课业、运动和社会利益。[2]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形容自己“被无聊和懒惰包裹着，在需要真正努力的课程中处于中等或者更低的水平”。[3]他唯一有干劲的事情似乎就是为校报《普林斯顿之虎》撰稿了，但就算是在这件事上，他也不怎么努力。
直到刘易斯·托马斯上大四的时候，普林斯顿大学的生物学家威尔伯·威利斯·斯温格尔教授才终于点燃了他的热情，斯温格尔满足了人们对于常春藤大学教师的刻板印象，将年轻的托马斯领进了科学和通俗科学写作（与专业科学论述中常见的枯燥内容截然相反）的大门。斯温格尔本人相当有造诣，研发出了一种治疗艾迪生病（一种肾上腺疾病，最著名的患者是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总统）的方法。不过，斯温格尔对托马斯的主要影响是告诉他“科学始于承认无知”以及“出于好奇而做的实验往往会产生最有用的结果”。[4]事实上，斯温格尔杰出的科学成就正是源于他在1929年将这些思想付诸实践，当时他先后从动物和人的肾上腺中分离出一种能够对抗艾迪生病影响的物质。在老师的激励下，托马斯突然变身成一位“相当机敏的好学生”，主修生物学和医学（他认为当医生能确保自己在一个陷入长期经济衰退的国家获得稳定的工作）。在大四剩下的时间里，托马斯利用有限的留校时间，疯狂地学习各种科学、医学和写作方面的知识。
尽管前三年成绩平平，但托马斯扭转了局势并且被哈佛医学院录取。他后来承认自己之所以会被这所美国的顶尖学校录取，主要是因为他的父母与哈佛大学的传奇教师汉斯·辛瑟尔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辛瑟尔发现了引起斑疹伤寒症的细菌病原体，他甚至还研制出了一种能有效消灭这种疾病的疫苗。[5]，[6]辛瑟尔和刚刚发现自己兴趣所在的托马斯一样喜欢科普写作，61岁的辛瑟尔在1940年死于白血病，去世前几周还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7]
辛瑟尔对托马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助燃了斯温格尔教授在托马斯大四时点燃的火种。从哈佛医学院毕业后，托马斯开始了住院实习，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神经学。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刘易斯应征加入海军。海军把这位训练有素、偏爱科研的医生分配到一个医学研究实验室，在这场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评估使用磺胺类药物（10年前刚被发现）对抗传染病的方法。在关岛驻军期间，托马斯奉命研究一种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这种致命的病原体预计于1945年年底开始的对日本本土的入侵中影响美军。然而，1945年8月在长崎和广岛投放的原子武器意味着美军无须进行入侵。于是，托马斯没有任务了，而且在剩余的5个月服役时间里，他也无事可做。
托马斯听从了斯温格尔多年前的忠告，在关岛以及之后几年的研究中涉及了一系列的课题，有偏实用的（例如创立研究传染病的新方法），也有比较深奥的（为什么兔子的长耳朵在被注射了一种叫作木瓜蛋白酶的嫩肉粉之后，会变软并且一连几天都耷拉着）。有意思的是，正是后者让他取得了最重大的突破。
托马斯发现，嫩肉粉能够分解耳朵里的软骨（在鼻子和耳朵中起支架作用的刚性材料），从而导致兔子的耳朵下垂。然而，这并不是让托马斯取得突破的主要原因。托马斯发现，几个星期后兔子的耳朵又变硬了。这个简单的现象让他认识到：一直以来被认为无生命的组织（比如软骨）实际上是相当有活力的，可以不断生长和更新。即便是在结束关岛服役几十年后，托马斯教授（他先是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任教，后来到了耶鲁大学和纽约大学，最后担任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负责人）也常常带着注射过嫩肉粉的兔子标本（处理前、中和后期），让他的学生和观众们知道身体生长和复原的能力远比人们所想象的更强大。
在1959年纽约科学院的一次研讨会上，托马斯把他对兔子耳朵的观察扩展为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讲，激发了肿瘤免疫学这一新领域的诞生。[8]他猜测人体细胞高度活跃会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有患癌倾向。托马斯是最早认识到癌症是一种过度自我更新疾病的人之一，他进一步推断肿瘤细胞可能无处不在，而且在任何时间或任何年龄的人身上都会不断出现。20世纪中叶的听众可能会比现在的人更容易接受这个想法，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癌症不是一种只有老年人才会得的疾病，朋友和邻居患儿童期癌症的情况太常见了，而且很少有好的结局。事实上，那个时候幼儿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在大家看来基本上是被判了死刑。儿童期癌症通常发展得很快，往往对早期癌症疗法（包括芥子化合物和抗代谢物）有响应。因此，现在年轻人死于癌症的情况很少，我们便会认为癌症是一种老年人的疾病。
癌症高发的结果引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在相对年轻的时候死于癌症的人没有变多呢？1959年，托马斯在纽约那次精彩的演讲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9]他推测癌细胞虽然会自发地频繁出现，却受到免疫系统中细胞和化学物质的严格管控。这未必是一个全新的想法，因为免疫学领域的奠基人和主要思想家保罗·埃尔利希在1909年就曾主张癌症虽然频发，却受到一种强有力的免疫应答的控制。[10]然而，正是托马斯让这个想法重见天日，并推动其向前发展，最终促成了像儿童白血病早期治疗一样具有革命性的新药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