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近半个世纪以来，一些反正统的历史学家开创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环境史——研究人类社会与其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历史。在相关著述里，大自然不仅仅是人类活动的背景，其自身也是有生命，在不断演变的；这种演变既有其内在动因，也是对人类活动做出的反应。不只猫猫狗狗，岩石、大海、森林、草原等万物皆有历史，它们与人类相互独立又被人类所形塑。 《世界环境史》是由全球史奠基人威廉·H. 麦克尼尔、大历史学派创始人大卫·克里斯蒂安以及美国环境史大家约翰·R. 麦克尼尔等30 多位知名历史学者共同撰写的一部世界环境史专著。其内容出自宝库山六卷本 《世界历史百科全书》中的《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是这部经典百科全书的精选版，从中萃取40 个词条，基本涵盖了物种、地球承载力、气候变化、地震、疾病、瘟疫、物种灭绝、环 保运动等环境史的重要主题，每个主题由一位知名学者撰文，讲解深入浅出，不失专业水准。 《世界环境史》以联系的观念看待世界环境史的发展，将史学家的资料和研究方法与考古学、生态学、地质学、生物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结合，注重文献，也注重视觉图片的使用，不仅推动了科学知识与环境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方便环境史研究的专业人士查阅、教学，也适合对环境史以及对环境问题感兴趣的大众读者阅读。
作者介绍
[美]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 一代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在全球史方面的研究卓然有成，德高望重，与斯宾格勒、汤因比齐名，被誉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开辟了一个西方世界史学的新时代。 1963年，以《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一举成名，并因此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迄今已出版《西方的兴起》《世界史》《瘟疫与人》《竞逐富强》等30多部作品。;.;[美]约翰· R. 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1954— ） 美国乔治敦大学环境史教授，世界环境史大家。与其父威廉·H. 麦克尼尔合著全球史经典佳作《人类之网》，引发巨大关注。主要著作有《太阳底下的新鲜事》、《蚊子帝国》、《大加速》（与彼得·恩格尔克合著）等，并主编《全球环境史指南》。
部分摘录：
环境史与人类学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学学者和环境史家一样，提出了很多相同的问题。在19世纪人类学学科初具雏形之时，大量人类学学者关心的问题是人与环境（特别是对人类社会与文化具有决定性或限定性影响的地理、气候或环境）的关系。他们的论点（现今已不足为信）表明，极端气候和高纬度，或土地的荒芜，阻碍了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而温和气候有利于理论家所认定的人类能力的发展。
在19世纪，演化论席卷了人类学，令这个学科持续关注人类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起初，学者们的兴趣集中于大型单线演化模式上：家庭、宗教或人类社会的演化。到20世纪，这些“思辨设计”遭到激烈抵制，从而开启了一个反演化论（和反环境决定论）的狂热时代。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人类学学者眼光朝下，在一系列名为文化演化学、文化人类学、生态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中回归了演化论。在他们的理论中，人与环境的关系到底是静止还是变动，往往取决于特定的历史与文化情境，而这些理论探索对人类学和环境史之间关系的发展极为重要。
文化演化学和文化生态学 文化演化学和文化生态学，其理论预设是人类以文化手段来适应自然和社会环境，数十年来都是人类学中的显学。人类学学者考察了技术、人口、能源控制和社会复杂性之间的关系。很多人认为技术和工具及生产方式，还有某种自然特征（如人口扩张社会的环境阈限），是文化和人类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一种变形的地理决定论将这些模式与19世纪的那些模式联系了起来，但它几乎总被环境与技术间的相互作用所调和。尽管演化明显是在人类社会与环境的关系之中展开，但焦点几乎总是落在人类社会而非环境上。
生态人类学和历史生态学 在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对人——环境关系的兴趣凝结成了一个新学科——生态人类学（考察生态系统、生态位、栖息地和适应等概念在人类社会的应用）。一项最著名的生态人类学研究成果表明，仪式是一种调节机制，是依照新几内亚岛的土地承载力来平衡人和猪的数量比。其他研究考察了不同条件（包括侵略性的全球经济体系等情形）下采集—狩猎者、游牧者与农耕者的适应及人地关系。将功能、适应和系统等概念应用到个体和群体层面，一直是生态学和人类学的挑战。
最近，对人——环境关系重燃兴趣的是历史生态学，它被定义为通过景观变迁来研究过去的生态系统。对它的很多支持者来说，历史生态学的出现不仅是因为学者们想理解过去人与环境的关系，也出于指导人类走向可持续未来的愿望。
考古人类学 考古人类学家致力于考察之前频繁出现过的生态和演化问题。很多考古人类学家深受文化生态学的影响，另一些关注个体决策，其余学者则研究环境变迁（只要在考古记录中能显示）中较为系统的过程。
近年来，考古学在理解人类对全世界古代环境造成的影响上贡献良多。这些影响包括捕猎、用火、人口规模扩大和人口密度增加、城市化、生产集约化和群体疫病。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对以往社会的大尺度历史感兴趣。例如，他们考察了美国西部气候变动或火山喷发的影响，地中海农业的影响，还有木材需求和森林砍伐与人口分布之间的联系。当人们迁移时，他们带着自己的景观（思维模式和物质符号）一起走，而考古人类学家越来越感兴趣于此类活动和变化的影响。
社会和文化人类学 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学者对环境史的贡献是人种志与历史分析。他们的趣味极为不同。有些学者研究原住民关于自然世界的广泛知识，以期搞清楚他们的分类规则蕴含的文化和组织意义，不管它们与西方科学模式是重合还是差异极大。其他学者的关注点则集中在自然的文化结构，流行病对人口和环境的影响，人文景观、游牧和农耕的影响，长期适应与持续发展的可能性，环境价值的文化建构，环保主义的人种志，环境问题博弈和环境正义等主题上。它是一个多样且快速发展的学科，而认识到21世纪一些最严峻的挑战来自人与环境的关系，无疑对该学科的发展有推动之功。
环境史和博物学 博物学——对自然世界描述性、系统性及最终是科学性的研究——与环境史之间联系多样。在西方，博物学这一学科的渊源可上溯至亚里士多德，下至近代早期的某些思想家，他们的分类反映出自然——人类关系的重要。而且不用奇怪，自然观反映的就是人类的情感观、审美观、道德观、社会观和文化观。在16—18世纪——西方关于自然世界的地理知识和描述性知识都在扩张的时期——经由探险以及为奇珍室带回的标本，更客观的自然观进入到博物学中来，尽管对自然的宗教性解释仍屹立未倒。
就某些方面而言，18世纪是博物学的一个巅峰。在那个世纪，林奈、布丰等人都出版了关于自然描述和分类的重要著作，政府资助博物学研究，植物装饰和绘画大受欢迎，而且人们颂赞田园牧歌式的和谐。人们想象人与自然是一种良性和一体的关系，对环境的关怀也在显著升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