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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之变,1063—1086-电子书下载

历史传记 热爱 读书 2年前 (2022-06-24) 1191次浏览 已收录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简介

本书以司马光的后半生为线索,推演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政坛风云,深入濮议之争、王安石变法、司马相业等历史细节,以人物为经,以事件为纬,充分展现韩琦、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文人政治家在历史大变局中的抗争与博弈,再现共治时代末期知识分子的荣光与屈辱。以抽丝剥茧的分析推理,典雅流畅的语言,探究大宋之变的错综因果和历史真相,揭示朝代兴衰、帝国统治的深层根源。

作者介绍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曾任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特邀主讲人。致力于宋代制度、政治文化和历史人物传记的研究、写作和传播,主要著作有《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武道彷徨:中国古代的武举与武学》《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千秋是非话寇准》,译著《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

部分摘录:
新皇帝疯了
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1063年4月30日)的半夜,仁宗皇帝突然驾崩。第二天,四月初一,宰相韩琦(1008—1075)宣读大行皇帝《遗制》,命皇子赵曙(1032—1067)即位,尊皇后曹氏(1016—1079)为皇太后。
《遗制》就是皇帝的遗嘱,它的主要功能和核心内容当然是交代后事。尽管如此,仁宗《遗制》的一头一尾还是流露出强烈的个人情感。《遗制》的开头简单地回顾了仁宗的帝业:“我继承大统四十二年来,一度担心自己资质浅薄,不足以担当祖宗留下的宏图大业。幸而战乱平息,百姓安居乐业,我何德何能,得以致此?!……”在结尾处,仁宗感叹:“当死亡与生命交界,只有圣人才能参透它的奥秘,幸好我大宋天命不堕,后继有人,更要仰赖各位文武大臣悉心辅佐,补充新皇帝的不足。我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18]
这篇《遗制》当然不是仁宗的亲笔,而是仁宗去世之后翰林学士王珪(1019—1085)的代笔之作。然而,如果仁宗在天有灵,应当也会同意《遗制》中所表达的不舍得与不甘心。作为一个皇帝,仁宗十三岁即位,在位四十二年,撇开刘太后摄政的十年,仁宗亲掌大政三十二年,他和宰相大臣们一起,领导宋朝摆脱了西北边疆的危机,保卫了国家安全,重建了宋—辽—西夏间的国家关系平衡;对于宋朝建国以来在官僚特权、行政体制等方面积累下来的弊端,仁宗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改革意愿,经过庆历新政的演练磨合,仁宗与改革派之间最终达成了更深刻的信任与默契,在仁宗晚年,改革派重返朝廷,各项改革措施稳健推行;对于列祖列宗以来所形成的宽容的政治风气,仁宗身体力行,他尊重士大夫,容忍并鼓励批评,在仁宗的朝堂上,始终存在着不同的政见和争论的声音,对于国家的各项政策措施,官员们各抒己见,激烈讨论,最终得到更加符合国家利益的决定。仁宗不是一个英明果断、雄才大略的君主,但是,在他的治下,宋朝也称得上国泰民安、百姓富足。嘉祐(1056—1063)作为仁宗最后一个年号,在宋朝人的历史记忆中,将会散发出越来越迷人的光彩。
如今,新皇帝上台,开封的宫阙换了主人,大宋王朝的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
新皇帝赵曙,史称英宗。新皇帝的作风如何?开封政坛翘首以待。开封人都听说,这位皇帝陛下,从小喜欢读书,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衣着简朴,为人谦和有礼,看上去就像是个读书人。况且,他即位的时候已经三十二岁,有足够的社会经验了。所谓“国赖长君”,看起来,大宋王朝也算是所托得人。
最初的四天,一切安好。
英宗是四月初一即的大位。初二日,他颁布诏令,大赦天下,百官普加一级,厚赏三军。初四日,他任命首相韩琦担任仁宗的山陵使,负责先皇的丧葬事务。一应政务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新皇帝显得谦虚老到,他尊重先帝留下来的各位宰相大臣,从不直呼其名,宰相报告任何事情,他都要详细询问来龙去脉,然后再做决定,而对于他所做的决定,大臣们私底下都表示赞赏。其间发生的一件事情甚至让宰相们感到了一丝惶恐。按照惯例,那些在最后关头为先皇治疗的倒霉的御医要受到处分。其中的两位,是在三月初二才从外地调过来的,奉御日浅,有人便为他们求情说:“先帝最初服用这两位的药,还是有疗效的。不幸到了这个地步,这是天命,不是医官能决定的。”没想到年轻的皇帝顿时变了脸色,问道:“听说这两位是各位大臣推荐的,对吗?”宰相们说“是”。新皇帝又说:“那我就不敢说什么了,还是请诸公亲自裁决吧。”最终,在十二名受到处分的御医中,只有这两位被贬到了偏远地区。[19]这件小事让宰相们心下悚然,再不敢小瞧刚刚上任的皇帝—他知道他的权力是什么、有多大、在哪里。皇帝虽然是新的,但是并不嫩,所作所为符合他的年龄。
权力交接平稳,新皇帝政务实习及格,一切平顺,诸事大吉。然而,谁都没有想到,这种状态只持续了四天。到了四月五日,事情忽然发生了大逆转—新皇帝疯了!
这一天,天还没亮,宰相大臣们正在待漏院等待上朝,忽然接到宫中消息:皇帝突染重病,朝会取消,先皇的治丧活动暂由宰相代理主持。皇帝究竟怎么了呢?宰相们得到的密报是,皇帝头天晚上忽然发了狂症,不认识人了,说话颠三倒四,语无伦次。前一日在朝堂上好端端的皇帝,怎么进宫去睡一觉就变成了这般模样?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皇帝受到了怎样的刺激?还有,更重要的是,皇帝的病还要持续多久?
整个外朝都在打探,在猜测。就这样,从初五挨到了初八。按照礼官选定的日子,初八是仁宗大殓,遗体正式移入棺木的日子,[20]这是作为儿子的新皇帝必须亲自主持的仪式。皇帝病情是否能够好转,到时自见分晓。
结果又怎样呢?更糟了!英宗皇帝病情加剧,当着众臣的面,“号呼狂走,不能成礼”。情急之下,宰相韩琦丢掉手里的哭丧棒,拉起帘子,冲上前去,牢牢抱住皇帝,这才稳住了局面。接下来,韩琦叫来宫人,让她们把皇帝扶进宫去,小心看护。安顿了皇帝,韩琦又率领着两府大臣觐见太后,经过一番紧张的商量之后,最终商定,以英宗的名义下诏请求太后“权同处分”政事。根据太常礼院拟定的规矩,届时太后会和皇帝一起出现在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
时隔四十一年,大宋王朝再一次出现了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只不过,上一次皇帝十三岁,而这一次皇帝三十二岁;上一次是奉了先皇的遗制,而这一次却是皇帝病狂,太后不得已出来主持局面。
活了三十二岁都好端端的赵曙,怎么做了皇帝反倒发起疯来?难道是压力太大,不胜负荷?还是别有隐衷?还是说曹太后对于英宗的即位心存保留,所以她有意逼疯英宗,以便自己掌权?一时之间,疑云笼罩宫城,英宗的皇位乃至开封的稳定都成了变数。
仁宗的不甘心
太后的态度的确可疑。新皇帝已经即位九天了,可是告哀使者还没有出发。
什么是告哀使者?自从景德二年(1005)宋辽签订澶渊之盟、结为兄弟之国以来,每逢老皇帝去世、最高权力易主,双方都要互派使者通报消息,这就叫“告哀”。仁宗的告哀使者,早在四月初二就已经任命,然而,直到初九,七天过去了,却还没有出发。原因却也简单—“上面”尚未明确训示“使者对答继嗣之辞”,即向契丹方面通报新皇帝的即位消息的外交辞令。难道说,“上面”有意滞留告哀使者,想要改弦易辙,另立新人吗?而在皇帝“上面”,只有太后。遭此大丧,理当及时遣使告哀。况且契丹在宋朝有的是眼线,如今天下缟素,契丹焉能不知?而政府的告哀使臣却迟迟不能送去正式的讣告,那么,契丹方面会怎么想,怎么可能不心生猜疑,以为宋朝发生了特别的变故?!“国有大故,正是邻敌窥伺之时”,万一处置不当,岂不白白造成两国猜疑,自找麻烦?!
谏官们坐不住了。四月九日,司马光(1019—1086)代表谏官上疏,提出两点主张:第一,告哀使必须立即上路,“昼夜兼数程进发”;第二,至于“使者对答继嗣之辞”,则应“尽以实对”,坦诚相告。万万不能推说“不知道”,更不能编造谎言,自取其辱。
父死子继,天经地义,这还需要解释吗?难道说英宗的即位在合法性上存在争论?司马光当然认为没有,然而,他却不能不担心别有用心的人会拿着此事做文章。
奏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解释英宗即位的合法性以及实话实说的必要性:
自古以来,如果嫡系长房没有儿子,那么就从旁支过继男性后裔作为继承人,这一原则,儒家礼典里记载得清清楚楚,对于国家怎么会有损害?!如果契丹人问起,实话实说,又有什么不对的?倘若契丹人问起,而使者回答说“不知道”,那又有什么好处呢?!陛下刚刚成为皇子的时候,诏书已经布告天下,契丹人那边怎么可能不知道?如果现在编造一套谎话来搪塞契丹人,那么不但骗不了他们,反而会让契丹人看了我们的笑话。[21]
英宗不是先帝的亲生儿子,尽管先帝过继了他,可是他跟先帝之间终归没有直接的血缘联系。这就是一切犹疑的根源!
英宗的生父名叫允让,封濮王,四年前过世。英宗的祖父名叫元份,封商王。元份和仁宗的父亲真宗是亲兄弟,都是太宗的儿子,真宗行三,元份行四。也就是说,英宗的父亲濮王和仁宗是堂兄弟,英宗是仁宗的再堂侄,他们的共同血缘要向上数四代追溯到太宗—而这已经是仁宗所能找到的血缘关系最近的男性继承人了。
诚如司马光所言,“如果嫡系长房没有儿子,那么就从旁支过继男性后裔作为继承人,这一原则,儒家礼典里记载得清清楚楚,对于国家怎么会有损害?”宗法制度的核心就是维护大宗的绵延不绝,小宗可以无后,大宗则必须保证传承,皇帝更没有“绝户”的道理,过继儿子,合情合理,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是,仁宗对英宗的过继,却是一波三折,这中间,缠夹着仁宗太多的无奈、太多的不甘心,而英宗也因此蓄积了满怀的委屈和压抑。
仁宗正式过继英宗为皇子,是在嘉祐七年(1062)八月,也就是他去世七个月之前。而早在嘉祐元年(1056),仁宗的继承人问题就已经成为朝野内外关注的焦点。这一年的大年初一,四十七岁、还没有儿子的仁宗突然中风,一度宣告病危,后来虽然死亡的警报解除,但是仍然长时间—连续几个月—无法正常处理政务。大宋王朝后继无人的危机暴露无遗,一时之间,各种猜测、谣言满天飞,皇室大家族内部有人蠢蠢欲动、跃跃欲试,眼见得是黑云压城、山雨欲来。而仁宗却是讳疾忌医,竭力回避继承人问题。
当此之时,司马光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并州通判,正在遥远而寒冷的边城太原。然而,“人臣不以疏远忘忠爱”,身处僻远江湖,心忧社稷君主,司马光从并州连上三状,“手书缄封而进之”,引经据典,剖陈利害,劝说仁宗直面现实,及时选定继承人。并州三状石沉大海之后,司马光又把自己的奏稿誊抄了一份寄给老同年、谏官范镇(1007—1088),希望范镇“因进见之际,为明主开陈”。[22]其实,同样心忧社稷的范镇又何待老友催促?他“凡章十九上,待罪百余日,须发为白”,为了劝说仁宗立储,一共上了十九道奏章,看到仁宗不听,干脆在家中闭门待罪,愁得头发、胡子都白了。到最后,范镇面见皇帝,“至泣以请”,哭着请求仁宗撇开个人私利,为江山社稷着想。范镇哭,仁宗也哭,仁宗说:“朕知卿忠,卿言是也,当更俟三二年!”[23]我知道你忠心耿耿,你说得很对,可是,你让我再等个三两年,行吗?!等什么呢?五年之后,宰相韩琦再度提起立嗣的事情,仁宗回答说:“后宫一二将就馆,卿且待之!”[24]“就馆”,意思是分娩。宫里边又有女人怀孕了,万一生出来的是儿子呢?仁宗等的就是自己万一生出来的儿子!
仁宗就这样努力着、祈祷着、盼望着。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的记载,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仁宗迎来了又一次后宫生育高峰。从嘉祐四年(1059)到嘉祐六年(1061),短短三年时间里,后宫一共诞育了五个孩子,只可惜,这五个都是公主。伴随那些肚子不断鼓起来又瘪下去的,还有“诞育皇嗣”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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