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人类学家的一大准则便是对日常事物感兴趣。
关于这个世界，人类学可以告诉我们什么？
人类学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自身？
文化为什么重要？
此书通过九个关键词——文化、文明、价值观、价值、血统、身份认同、权威、理性、自然，串联起一门学科的过去与未来、视角与论争、方法与使命。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人类学家走遍了世界各地，从津巴布韦的城市到英格兰的郊区，从北京到巴塞罗那，他们揭示了种种惊人的事实、模式、偏好，以及令人费解的文化实践。马修•恩格尔克从人类学中最重要也最富争议性的九个关键词出发，为探索我们生活的世界提供指引。世界各地的理论和例子编织在一起，出色地展示了人类学的重要意义：不仅因为它让我们能够理解其他人和其他民族的观点，还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它也揭示了一些关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让熟悉的变得陌生，让陌生的变得熟悉”——这种质疑和颠覆的过程是人类学的恒久价值之一。
作者介绍
马修•恩格尔克（Matthew Engelke）
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恩格尔克是一名广受好评的作者和教师，曾任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期刊主编。在多家大众媒体如《卫报》《泰晤士报》《公共图书》上均开设人类学专栏。
部分摘录：
文化是人类学最重要，也最难概括的概念。我无法为其提供一个精炼的定义，但请让我退而求其次，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田野调查故事，来试着传达一些关于应该如何理解文化的信息。
我的第一次田野调查在津巴布韦，当时我是一名本科交换生。尽管我的研究主要在城市里进行，但我仍在奇文希（Chiweshe）度过了很多愉快的时光。奇文希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位于从首都哈拉雷（Harare）向北开车大约一小时的距离。它因起伏的群山和陡峭的岩石而闻名，其间点缀着一些茅草搭建的棚屋，每一个棚屋都是一个家户（在本地人使用的绍纳语[Shaona]中被称为“musha”）。交换期间，我在奇文希的一个家户里住了一周，并很快就和寄宿兄弟菲利普交上了朋友。从那以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我曾多次重访他们的“musha”。
当时对于菲利普一家并非繁忙的农耕时节，因此我们度过了一段闲暇的时光。我们几次登上他家的后山，纵览低处的原野，还能看见成群的狒狒懒洋洋地在周围游荡。他的英语不太流利，我的绍纳语在那时比他的英文还蹩脚，所以我们的交流非常简单。我们就像两个来自截然不同的地方的人常做的那样，互相介绍各自的家乡。他想知道美国是什么样的，而我想了解津巴布韦的乡村生活。
在这种简单的、由文化差异推动的谈话中，有一次菲利普问我是否喜欢板球（cricket）。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句问话：“你喜欢板球么？”作为一名认真学习了殖民与后殖民历史，并且非常清楚板球运动在津巴布韦是多么流行的学生，我脑中立刻出现了一幅画面：一群男人穿着白色运动服站在一处，其中一人手里拿着类似于棒球棍的东西，另一个人则将球投出去（我现在知道了，正确的术语是“抛出”）。但当时我对这项运动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跟它比起来，就连棒球都会显得节奏紧凑，惊心动魄（我还有个模糊印象是板球比赛会因为天气阴沉而暂停，而且一场比赛经常要持续好几天）。但就像任何一个初到异国他乡参加交换项目，并且识大体、明事理的学生那样，我客套而礼貌地对菲利普小声说：“喜欢。”为什么不呢？
他立刻跳起来说：“太棒了！”然后示意我跟着他下山回到家里。我想我可能会拿到一根球棒或是一只球（如果不是一件白色运动衫的话），然后我们两个随便打一打。到家后，他立刻钻进了厨房棚屋。他的妈妈和祖母似乎永无停歇地在里面为全家准备一轮又一轮的餐点。当时我对厨房这个地点没想太多，因为许多美国人也会把运动器械放在厨房附近，或者放在屋子后面。但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手里既没拿球棒也没有球。他拿着一只金属小碗，里面是（我绝没有看错）一只蟋蟀（cricket）[3]。它已经被油炸了。菲利普脸上露出微笑。
我彻底懵了，完全搞错了事情的分类。在世界任何地方，好客都是一种常见的风俗。因此如果在其他场合，我被奉上一只蟋蟀，我很可能也会接受。当然，现在回头想想这非常合理。我知道毛虫是当地的珍馐——蟋蟀有什么理由不是呢？蟋蟀甚至是种更珍稀的美食，因为它特别难抓。我得到的是贵宾的待遇。
当我把这个小东西捡起来举到嘴边，过去一年半里学过的人类学课程涌入我的脑海：食物是文化建构的产物。你知道有些人吃狗肉、马肉甚至猴脑。你可以的，你主修的可是人类学。
再多的书本知识也无法抵消二十年的生活经验。在我把蟋蟀放进嘴里，咀嚼（它太大了，没办法一口咽下去）后再吞下去的全程中，我的身体在颤抖，胸腔在收缩，大概过了三秒钟后，蟋蟀和我的早餐一起被吐了出来。
这并不是文化的定义，而是它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触及了对这个术语的人类学理解中最重要的部分。文化是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一种思考方式。文化是一种理解和制造意义的方式。文化是让一些人完全想不到蟋蟀能被归类为“食物”的原因。文化也是在以特定方式思考的过程中充斥于我们的头脑的东西：殖民历史的细节、英国殖民历史（不是法国，也不是葡萄牙）的细节，或是在农事周期的不同阶段里非洲农民的具体劳作目的。
文化本身就是一种事物。或者说它不是单独的一个事物，而是一系列事物，而且经常具有特定的类型：房屋、窑炉、绘画、诗集、旗帜、玉米饼、英式早餐茶、武士刀、板球棒，是的，甚至还有蟋蟀。文化具有物质性。它体现于具体的事物之中，被具体的人所演练。吃蟋蟀后我呕吐了，但我并不是因为感染了某种胃部病毒而呕吐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自然”或“生理”反应。我呕吐是因为我的身体是文化的，或者说它被文化教化了。在我的文化里，我们不吃蟋蟀。
关于人类学如何理解文化，我认为这些就是你在入门阶段需要知道的全部知识了。我敢肯定，这些内容并没有一项令你震惊，或是你需要绞尽脑汁地思索。从堪萨斯城到加尔各答，这些想法以某种方式互相组合，贯穿于最普通的日常生活理解中。我们常把文化视为一种观点，或是在事物之中被客体化的东西，甚至是将它与自然力量之下的本能反应联系在一起。
但人类学家并不会止步于此。文化处于一个矛盾的位置，它是人类学术语库中最常用但又最具争议的术语。
文化的眼镜
一、针对观点的观点（Points of view on points of view）
存在时间最长的人类学研究路径将文化视为一种感知方式。对马林诺夫斯基来说，人类学的全部意义在于捕捉“土著的观点，他与生活的联系……他眼中的他的世界。”这里所说的持有一种“观点”（point of view）并不简单地意味着有一种“看法”，不是指土著偏爱芋头多过番薯，或是偏爱敞篷汽车，又或是忠于工党。在这个语境里，“持有一种观点”包含了更多的东西，反映了我们选择将什么视为常识，认为怎样才是事物的正确秩序。比如不将蟋蟀视为一种食物。
在文化理论这一领域的发展中居功至伟的人物是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他出生并成长于德国，在美国开始人类学学术生涯。博厄斯受学生爱戴，常被他们称为“弗朗茨老爹”（Papa Franz），但他似乎又是个难以捉摸的人，特别是对那些对他的工作感兴趣的记者来说。约瑟夫·米切尔（Joseph Mitchell）是纽约20世纪中期优秀的记者和时代记录者，有幸于30年代末博厄斯退休后采访了他。米切尔描述博厄斯是一个“眼神锐利，白发稀疏蓬乱”的男人，“采访他很不容易”。尽管如此，当被问到他对某些鼓吹纳粹的言论的看法时，他嘟囔着一口德语口音很重的英语，重复着诸如“废话”或是“荒谬”之类的词，这让记者感到很高兴。1
博厄斯最早在德国的基尔大学（Kiel University）修读物理学。但那个时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界线非常不明显。在广泛的阅读之后，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现代早期文化理论领域的奠基人，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19世纪早期的德国思想中，“文化”（Kultur）一词已经在那些反对过度启蒙话语的人中间成为极其重要的概念。这一反传统对用普世、唯一的视角去阐释理性和历史持批判态度。洪堡和其他持类似观点的人认为，任何一个民族都应依据其自身的特性而被尊重和理解。洪堡，或者像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这样的人认为，“文化”成了一个组织性概念，用于表达对特性（particularity）的认同和追求。洪堡还是一名出色的语言学家，这并非巧合。他研究巴斯克语（Basque），几种美洲原住民语言，梵文和古爪哇语（Kawi，爪哇的一种文学语言），这些都表现和塑造出他对于人类多样性的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认识到语言和文化是紧密相连的。他写道：“语言是族群特征（genius of peoples）的外部表现。”2
1881年，博厄斯在基尔大学完成了关于光线经海水提纯所表现出的特性的论文。1883年，为了进一步研究，他前往巴芬（Baffin）岛。在那里他发现，与极地的海水相比，他对当地的因纽特人更感兴趣。这标志着他的兴趣转向了当时还是个新兴学科的人类学。
就像马林诺夫斯基在努阿加斯海滩上扎帐篷一样，博厄斯在北极的顿悟包含两个关键要素。第一是田野调查的重要性，离开实验室去探究事物究竟是如何运转的。用博厄斯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的话说：“来到人类经验中真实存在的环境里。”3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这一点并不单纯是一种方法论。它告诉了我们人类学关键的分析性概念的本质。在人类学专业化的初期，田野调查的方法常常被用来强调“在那里”（being there）的重要性，文化应该在当地（in situ）被观察，文化和地点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第二个要素与第一个紧密相关，那就是感知能力，或者说视野的重要性。博厄斯并不像马林诺夫斯基那样富有写作才能，也没能普及许多他特有的学科表达。他只是为马林诺夫斯基所追求的“要捕捉土著的观点”奉上了相对平平无奇和松散的呈现。博厄斯从未真正提出能让人记住或是有影响力的文化定义（尽管马林诺夫斯基也没有），他对于文化的理解是从那著名的五尺架里的材料中自然浮现出来的，也表现为他无数学生的研究的精华。即使他的作品冗长散漫，重点却非常清晰，即我们都戴着他所说的“Kulturbrille”——文化的眼镜。我们是透过文化的眼镜来理解这个世界，并为之赋予秩序的。在博厄斯的表述中，文化关乎意义。感知（percep-tion）总是用在地（localized）的话语来架构世界。你不只是单纯地看见这个世界，你是作为一个来自所罗门群岛的年轻女性而看见这个世界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一位属于圣公会教会，来自马里卡岛（Marika）的年轻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