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文化编·近代国字号事物的命运 在中西文化纠葛的背景之下，经历了夷夏之辩到中体西用的转折，同时受到明治日本的影响刺激，国人开始重新思考西方冲击下固有文化的价值与走向，国学、国画、国语、国医、国术（技）、国乐、国服、国剧、国仪（礼）等一系列国字号概念的产生，以及围绕这些概念及其相应事物的争议，凸显了世界一体化进程中东亚文明别样性在那一时期的挣扎与尴尬，也预示了文化多样性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中外编·华洋变形的不同世界 “世界”“国际”“全球”这样的概念，今日几乎成了从官方到民间的口头禅，国人大都耳熟能详。可是，如果真的放到世界和国际的范围内考察，则不难发现，中国人许多习以为常的概念用法，与各国有别，于情理不合，于实事有异。不过，这样的形态，背后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即近代以来“天朝”或“中华”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升降浮沉。
教育编·“教”与“育”的古今中外 在认定西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之学的时趋下，由分科教学培养起来的一代又一代新人，所使用的语言概念、知识系统与前人全然不同，他们自以为可以和世界沟通，却越来越失去理解自己先人言行的能力。他们只能透过西洋镜的色彩和曲折，来审视本国的历史文化。这样的理解，无疑包含着多少的误解和曲解。
学术编·近代学术的清学纠结 近代学术的清学纠结，折射出整个近代中国在中外文化冲突融合的缠绕中遭遇的困境。透过目前的习以为常，依稀可见曾经阵痛的脱胎换骨。在此过程中，看似兼收并蓄，其实外来学说的输入不免表浅变形，本来民族的地位则多有流失。
制度编·章程条文与社会常情 季遭逢千古未有的大变局，集历代王朝体制之大成的清代体制难以从容应对，为了图存，必须应变，于是中国继隋唐以后再度出现整体性制度变更，以政体变革为主导，包括官制、司法、财政、金融、军事、社会、教育等各方面，体制全面转型，各种牵涉西学、东学和中学的观念层面的变化，最终落实于机构增置与制度建制，并通过各项制度的实施贯彻而得到体现。其进程在民国时期进一步全面展开，其影响则一直延续至今。本书以制度变动这一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的枢纽作为切入点，了解中国的过去，并以此认识现在和把握未来。
法政编·比较与比附：法制史研究的取径 受域外学术的影响和内在发展的驱动，近年来法制史研究渐呈活跃态势，无论文献的整理出版还是研究著述的发表，在各专史或各学史的领域都显得相当突出。本书在反思各类专史学史混淆比较与比附状况频出的基础上，从近代中国的案卷、审判、机构改制入手，抽丝剥茧，逐渐近真。一方面比较各方说法，不断接近本事的真相，一方面因缘各方的态度有别，进而考察各方与此事的关系各异，将所谓法制史转化为一般历史的研究，以司法问题为线索脉络，而不以法制史为范围，试图由社会的动态变化中见常情。
学科编·分科的学史与历史 今天以前的一切都是历史，因而历史本不分科，况且中国治学讲究贯通，素来不重分科。可是今日的史学，无非分科的学史和分科的历史两种，前者为用各个学科现在的形态追述出来的学科发展史，后者为用不同学科的方法眼界研治的一般或分门别类的历史。其共同性则是以后出外来的观念系统重新组装历史。恰当把握一般倒述的分科之学史、近代以来学科发生演化的分科史，以及面向未来的分科之学三者的联系分别，才能掌握关键，沟通而不附会。
概念编·解释一词即作一部文化史 近代中国人虽然从明治新汉语接受了大量新名词，可是遇到西文概念或是论及所指事物，还是不由自主地会自行重新上溯古代典籍，望文生义、格义附会。而且在解读新名词之时，往往不仅是比较西文原词，将新名词看作一个整体对应，而是分别从汉字组合各自的字义来理解词义。如此一来，同一汉语新名词在东文和中文语境中呈现不同形态，进而产生了许多彼此无法交集的歧义。不以名词勾勒历史，而是研究历史以把握概念，才有望臻于解释一词即作一部文化史的境界。
作者介绍
桑兵，河北威县人，生于广西桂林，历史学博士。历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现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清代以来的学术与思想、近代中日关系史、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等。 关晓红，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广东文史馆馆员，著有《晚清学部研究》《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的转型与困扰》《清末新政制度变革研究》等，目前研究方向为晚清史与近代政治制度等。
部分摘录：
总说 当前的世界格局，正在发生自17世纪以来最为重大深刻的变动。这一变动呈现相反相成的两面：一方面，全球化导致各国的交往联系进一步紧密；另一方面，单一的西方强势霸权地位已经动摇，包括中国崛起在内的多元化成为新的发展取向。由此引发重新认识自我和调整世界秩序的需求，不同文化系统的相互理解和接受变得更加重要，而沟通的理据却引起越来越多的反省和检讨。近代以来在世界一体化的大趋势之下普遍发生的知识与制度转型，本来是各国赖以沟通理解的凭借，现在却造成许多的疑惑和困扰。以往后发展国家将接受欧洲中心衍生出来的一整套观念制度作为体现人类发展共同趋向的公理，用以重新条理和解释既有的历史文化。西方社会也习惯于用后来体系化的观念制度看待异己的文化，乃至回溯自身的历史。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经过观念与制度的所谓现代变革调适的国家民族之间，摩擦冲突仍然不断加剧，而人类发展的单一现代化取向备受质疑，越来越多的学人意识到倒看历史所产生的误解不同文化的现实危险。如何通过世界一体化（其核心仍然是欧洲中心）之后表面相似的观念和制度来理解和把握各种社会文化差异，增进相互理解与沟通，同时注重不同文化之于世界多样性的价值意义，引起各国学人的高度关注。作为重建世界格局一极的中国，晚清民国时期，知识与制度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动，使得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前后截然两分。了解这一千古大变局的全过程和各层面，对中外冲突融合的大背景下知识与制度体系沿革、移植、变更、调适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可以获得理解传统、认识变异、了解现在和把握未来的钥匙。在中学、东学和西学的视角下重新考察近代中国观念与制度变革的趋向和症结，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世界一体化进程中东亚文明的别样性及其对人类发展提供多样性选择的重要价值，争取和保持对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位置日益重要的中国历史文化解释的主动和主导地位，增进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沟通理解。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的《新政革命与日本》（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一书，出版以后引起不小的争议，对其观念和材料方面的种种局限议论较多。(1)不过，作者指出了以下至关重要的事实，即新政前后，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截然两分，此前为一套系统，大致延续了千余年；此后为一套系统，经过逐步的变动调整，一直延续至今。作者这样来表述他的看法：
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最根本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藉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与制度。
如果把1910年中国的思想和体制与1925年的、以至今天中国相比较，就会发现基本的连续性，它们同属于相同的现实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们发现，在思想和体制两大领域都明显地彼此脱离，而且越离越远。(2)
也就是说，中国人百余年来的精神观念与行为规范，与此前的几乎完全两样，这一天翻地覆的巨变，不过是百年前形成的基本框架，并一直运行到现在。今日中国人并非生活在三千年一以贯之的社会文化之中，而是生活在百年以来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大变动所形成的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的制约之下。任达认为，这样的变动是以清政府和各级官绅为主导的具有根本性的革命，并且强调在此过程中日本影响的主动与积极的一面。对于诸如此类的看法，意见当然难期一律，表达异见十分正常。但任达所陈述的近代知识与制度根本转变的事实，却是显而易见，不宜轻易否定的。
不过，这一转型的过程及其意义，远比任达所描绘的更为复杂和深刻。因为它不仅涉及明治日本，还包括整个丰富多样的“西方”；不只发生在新政时期，而是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其实受域外影响发生观念行为的变化，从来就有，如佛教和耶稣会士的作用，尤其是后者，令西学已经东渐）；不仅政府主导的那些领域出现了观念和制度变化，全社会各个层面的各种知识制度体系，几乎全都根本改观；参与其事者不仅是清朝官绅和日本顾问，外国来华人士和广大中国知识人也纷纷介入其中。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革命性变动不是单纯移植外国的知识与制度，今天中国人所存在于其中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虽然来源多在外国，因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大体相似，但还是有许多并非小异。这些千差万别，不能简单地用实际上未能摆脱西化的现代化理论来衡量和解释。
今日中国人在正式场合用来表达其思维的一整套语汇和概念、形成近代中国思想历史的各种学说、教学研究的学科分类，总之，由人们思维发生，独立于人们思维而又制约着人们思维的知识系统，与一个世纪以前中国人所拥有的那一套大相径庭。如果放弃这些语汇、概念和知识系统，面对各种信息，人们将无所适从，很难正式表达自己的意思。而习惯于这些语汇、概念和知识体系的今人，要想进入变化之前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十分困难，即使经过专门训练，并且具有相当程度的自觉，还是常常发生格义附会的误读错解。不仅如此，要想认识今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尽管处于同一时代，但要分辨那些看似约定俗成、不言而喻，实际上各说各话的话语，如果不能从发生发展的渊源脉络理解把握，也很难真正做到了解同情。近年来学人所批评的“倒放电影”和所主张的“去熟悉化”，(3)显然都由此而生。
同样，体现和规范今人的行为，维系社会有序运作的各种制度，与百年以前也是迥异。这些制度覆盖政治、经济、军事、对外关系、教育、金融、司法、医疗、治安、社会组织、社会保障与救济等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包。除了少数“仍旧”或“全新”外，多数情况是“古已有之”而“变化多端”甚至“面目全非”。这就导致今人既不易理解前人的种种行为方式和运作模式，又无法深究今日各种制度规定及其运行轨则的来龙去脉，难以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结果，一种制度之下存在着多种行为样式，甚至主要的样式与设制本身的立意相去甚远。有时观念与制度之间发生离异，观念层面的优劣之争并不影响制度层面出现一面倒的局面。如中西医的是非优劣，历来争论不已，至今只能说是各有高下，而医疗和医院制度，已经几乎完全照搬西洋方式。
出现上述情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晚清民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并非由中国的社会文化历史自然发生出来，而是近代中外冲突融合的产物。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从外部世界移植到本土，并且改变中国思维与行为的基本面貌的产物。换言之，这是世界体系建构过程中，中国一步步被拖入世界体系的结果。今人争议甚多的全球一体化，仍是这一过程的延续。
然而，事情如果只是如此简单，也就不难认识。实际情形不仅复杂得多，而且潜移默化，令人习以为常。所谓“世界”，其实仅仅处于观念形态，如果要落到实处，则几乎可以断定并不存在一个笼统的“世界”，而是具体化为一个个不同的民族或国家。更为重要的是，那个时期的所谓“世界”，并非所有不同民族和国家的集合，实际上主要是以同样笼统的“西方”为蓝本和基准。在“西方”人看来，“西方”只是存在于东亚人的观念世界之中。认真考察，西方不但有欧美之别，欧洲内部还分为大陆和英伦三岛，大陆部分又分成历史文化各不相同的众多国家。此外，本来是东亚一部分的日本，因为学习西方比较成功，脱亚入欧，似乎也进入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行列，而逐渐成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
如此一来，近代中国面临的外部冲击和影响，就知识系统而言，不仅有“西学”，还有“东学”。而“西学”的基本凭借，即“西方”既然只存在于观念世界，“西学”相应地也只有抽象意义。一旦从笼统的“学”或“文化”落实到具体的学科、学说，可以发现，统一的西方或西学变得模糊不清甚至消失不见了，逐渐显现出来的是由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渊源生成而来的独立系统。各系统之间或许大同，但也有不少小异，这些小异对于各种学科或学说的核心主干部分也许影响不大，但对于边缘或从属部分则相当关键，往往导致不同系统的学科分界千差万别，从而使得不同国度的不同流派关于学科的概念并不一致。来龙不一，去脉各异，不同国度的同一学科的内涵也就分别甚大。大者如“科学”，英法德含义不同，小者如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分科与涵盖，欧美分别不小，欧洲各国也不一致。至于社会文化研究，究竟是属于社会学的领域还是人类学的范畴，不仅国与国之间存在差异，同一国度的不同学派也认识不一。
上述错综复杂是在长期的渐进过程中逐渐展开，因此一般而言，对于亲历其事者或许并不构成认识和行为的障碍，而后来者或外来人则难免莫名所以，无所适从。当由欧洲原创的人类知识随着世界体系的扩张走向全球时，为了操作和应用的方便，不得不省去繁复，简化约略，使得条理更加清晰。这样一来，原有的渊源脉络所滋生出来的纠葛被掩盖，学科的分界变得泾渭分明。将发源于欧洲的各种学科分界进行快刀斩乱麻式的后续加工和划一，开始不过是有利于缺少学术传统又是移民社会的美国人便于操作，后来由于美国的实力和地位迅速上升，对世界的影响不断扩大，甚至成为霸主和中心，美式的分科成为不少后发展国家接受外来影响的主要模式。可是，在清晰和方便的同时，失去了渊源脉络，一味从定义出发，一般而言也无大碍，仔细深究，尤其是还想弄清楚所以然，就不免模糊笼统。因此，格义附会、似是而非的现象不仅多，而且乱，看似异口同声，实则各唱各调的情况比比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