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帝国秩序陷入了危机，如何分配德国在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和奥斯曼帝国的中东诸省，协约国被迫接受国际联盟根据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原则创设的“委任统治制度”管理它们的新领地。
协约国本想利用国际联盟捍卫帝国的权威，却被它们自己创设的国际监管机制削弱了。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则利用新的申诉权将发生在西南非洲、叙利亚、萨摩亚和巴勒斯坦的起义公之于众，并且曝光卢旺达的饥荒、新几内亚虐待劳工和伊拉克的敲诈性的石油合同等丑闻。因战败丧失殖民地怀恨在心的德国人和急切寻求建立新帝国的意大利人也来到日内瓦，要求重新分配利益。
以四大洲的研究和几十种档案为基础，本书再现了民族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国际主义的官僚和帝国主义政治家构成的全球网络；而关于国际组织对现代世界秩序之形成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本书也提供了一系列全新的解释。
作者介绍
苏珊·佩德森（Susan Pedersen），出生于加拿大传教士家庭，在日本和美国明尼苏达州度过童年时期。18岁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作为学生、教员并一度任职本科教育的院长，她在哈佛大学生活了26年。作为一位从事英国和欧洲研究的历史学家，苏珊·佩德森博士研究兴趣广泛，已撰写了关于妇女运动史，福利国家起源，英国对肯尼亚、巴勒斯坦的治理等主题的著作。2003年起，苏珊·佩德森博士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讲授英国史、国际史及从柏拉图到尼采的“经典著作”的课程。目前，苏珊·佩德森博士和丈夫及两个孩子定居在曼哈顿。
部分摘录：
盟约与瓜分 我个人非常怀疑国联的成功，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怀疑，如果要让它成为一种有效的工具，只有借助大英帝国和美国的影响力……我们必须努力把大英帝国治下的和平扩展为世界和平。
米尔纳勋爵，1919年8月14日[1]
［亨利·］西蒙坦承，他没看出殖民地和这种委任统治地之间有什么根本差异。这是法国的看法。如佩雷蒂后来在巴黎对我所言：“在10年内你将会看到这些委任统治地发展的样子。”
乔治·路易斯·比尔1919年8月10日的日记[2]
大象打架，小草遭殃。
东非谚语[3]
1918年12月，在冰冷的大西洋中部，在“乔治·华盛顿”号上，乔治·路易斯·比尔（George Louis Beer）感到整个世界的压力都在他的肩上。比尔，46岁，曾是商人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英国史教师，是陪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百人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其使命是为欧洲带来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比尔之前是“调查团”里的殖民政策专家，该“调查团”是由战时被聚集在一起规划战后安排的美国学者组成的；他的特别使命是确保兑现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中第五点承诺，“公正处理殖民地问题，在决定一切有关主权问题时，应兼顾当地居民的利益和殖民政府之正当要求”。兼并战败的德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控制的领土是不可能的，且1918年的建议书已经把“落后的”或“被遗弃的”人们置于国际共管之下。但这种国际制度安排到底如何仍然不清楚。
比尔是一个做事有条理、严肃认真的人，除了吃大量的食物并在甲板上进行奇怪的保健运动，他在船上无事可做。比尔希望利用这个航程设计出一个计划，但他发现船上的气氛——他在日记中写道——“非常不民主，也非常不友善”：威尔逊待在他的特等舱里，任何人想见到他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比尔最终设法让威尔逊坐下来进行一次认真的谈话时，他发现威尔逊的想法非常模糊。德国的殖民地应该成为设想的计划，也就是国联的“公共财产”，其实际管理被委托给一些非帝国的小国。威尔逊认为，斯堪的纳维亚人可能能够胜任。[4]
比尔自己的想法也尚未成熟，但他非常肯定这是行不通的。在基本原则上，他与威尔逊是一致的。和威尔逊一样，他也认为不能归还被占领的地区，因为“没有什么比……让成千上万无助的土著受战败的德国的怜悯更不光彩的了”。[5]和威尔逊一样，他也从未考虑非洲人自治这种前景。在给调查团的一份备忘录中，比尔表示，“黑人种族迄今尚未表现出发展的能力，除非在其他人民的监护之下”。[6]他还认为，“监护”（tutelage）工作必须是国际化的，与帝国统治不同，而且必须在公众监督之下并根据人道的和进步的规范实施。
但比尔认为欧洲小国很难有效地推进这一计划。关于管理殖民地，挪威人能知道什么呢？不仅仅是因为挪威人缺少经验让他感到困惑。比尔认同19世纪的不同欧洲人和文明的相对价值的思想。在巴黎和会上，他很震惊地发现“德国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为文化价值极其低下的人们做出了牺牲”；他认为，“让波兰人处于德国人控制之下、南斯拉夫人处于意大利人控制之下远比反过来好”。[7]而当谈到殖民地治理时，比尔被说服相信一个国家提供了世界追随的榜样。在英国的殖民地，“当地居民的权利受到细心和有效的保护”，英国也是最认同美国自由贸易经济政策的国家。而美国认为自由贸易对未来和平至关重要。[8]为何不利用国联来推广大英帝国的杰出做法？
毫不奇怪，英国的政客、国际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大都也是这么看的。打个比方说，威尔逊出航时，英国人已经在大西洋中部准备迎接他了。凡尔赛达成的关于欧洲大陆的安排，受到法国的利益和担心的极大影响，法国竭力要遏制德国；然而，殖民地的安排是英美的产物。它看起来和实际一致，因为英国非常渴望得到美国这个盟国，还因为美国的偏好和理想最容易与英国的帝国实践调和起来。但如果美国利益与英国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从一开始就对形成委任统治制度产生了影响，那么当美国人退出时，这个制度便会更加脆弱。到1919年底，法国开始公然推翻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精心组织起来针对自己的国际制度。到1920年，在巴黎和会中诞生的委任统治制度几乎已经死亡，这使我们的第一个故事成为一个几乎无可避免的杀婴犯的故事。这个制度会存活下来，但会发生变化，其得以维持不是因为美国的理想主义或帝国的合谋，而是由于国联自身非常不牢靠的权威。
战时的激烈争夺 没有人会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几年里地区易手视为一种新秩序的前兆。它们只是战利品。既然近两个世纪，欧洲的各帝国已经通过全球战争调整了它们的权益和边界，随着权力平衡的不断变化，盛产食糖的群岛和藩属国多次易手，为何这场战争应该有所不同？
在德国军队穿越比利时并在佛兰德和法国北部掘壕固守之时，协约国和英联邦自治领的军队占领了德国的殖民地。1914年8月29日，德属萨摩亚群岛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向新西兰军队的一支先遣登陆部队投降。9月9日，瑙鲁的磷酸盐岛屿被移交给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舰艇“墨尔本”号（HMAS Melbourne），大约三个星期之后，经过一场短暂的战斗，德国控制的新几内亚首府和俾斯麦群岛落入澳大利亚海军手中。然而，澳大利亚人继续向前推进到赤道，不料却发现日本人已派军舰夺取了加罗林（Caroline）群岛、马里亚纳群岛以及马绍尔群岛。到10月中旬，德国的所有太平洋属地都落入协约国手中。[9]
把德国从非洲驱逐出去花费了更长的时间。英国和法国军队迅速占领了多哥兰和喀麦隆的杜阿拉港（Duala），但遭遇了装备精良的德国军队的抵抗。直到1916年初，它们才进入西班牙领土。西南非的战役也陷入了困境，因为一些军队宁愿哗变，也不愿拿起武器对抗白人；直到1915年春季才发起新的进攻并夺取温得和克。争夺德属东非的战役对各方都是最棘手的。聪明的德国将军保罗·冯·莱托-福贝克（Paul von Lettow-Vorbeck）和他能征善战的非洲土著士兵把英国及南非军队牢牢困在东非的游击战中整四年。这场战役，以及贪婪的比利时军队伺机占领卢旺达和布隆迪，造成了饥荒和灾难。[10]
所有这些征服者都不认为他们很快就会离开。南非将其铁路线向北延长，并开始把土地分给白人殖民者；澳大利亚占领的新几内亚椰子种植园里的契约劳工数量增加了一倍。到1916年，当英国政府首先任命一跨部门的委员会来通盘考虑制定被占领土政策时，兼并主义情绪是非常强烈的。尽管来自总参谋部的代表警告说，均势政策需要中欧有一个“强大的日耳曼国家”，如果不给予它一个殖民势力范围，德国将会变得充满仇恨并难以对付，但他的反对很快就被制止了。无论是扩大帝国的租借地（如德国的东非），为自治领提供战利品和缓冲保护（如太平洋领地和西南非洲），或者只是作为给纠缠不休的盟国的好处（为多哥和喀麦隆制订的计划），德国的殖民地都应该保留下来——这是由关于“领土需求”（Territorial Desiderata）的战时内阁委员会在1917年春确认的决定。[11]
“守住我们所有的”：这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帝国政策，也赢得法国和比利时的支持。由于法国内阁（French Cabinet）和民众都被西部战线的杀戮吓呆了，对殖民目的的解释成为官员和说客的任务，现在他们的野心无法抑制地增长了。德国的殖民地不能恢复，这是不言而喻的。分别任法国外交部非洲司和殖民事务部非洲司司长的埃马纽埃尔·德·佩雷蒂（Emmanuel de Peretti）和阿尔贝·迪谢纳（Albert Duchêne）在1917年9月邀请比利时殖民官员奥克塔夫·卢维尔（Octave Louwers）和 皮埃尔·奥尔茨（Pierre Orts）访问巴黎时，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很快就达成了协议要点。一是必须废止在刚果盆地建立自由贸易和共同规范的《柏林法案》和《布鲁塞尔法案》，以便欧洲国家可以全权控制它们的非洲领地。另一个是，由于对国际协定和自由贸易越来越感兴趣，英国可能会成为主要障碍。记住迪谢纳和奥尔茨：我们还会遇到他们，戴着新的、不太合适的“国联”的帽子。[12]
但德国的殖民地不是唯一的战利品。协约国还肢解了奥斯曼帝国并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吵。1915年4月秘密签署的《伦敦条约》允诺把南安纳托利亚划归意大利，并在非洲对其做出“公正的补偿”，由此意大利被拉入战争，而中东各省划给了英国和法国。[13]然而，所有国家都发现很难兑现这些计划。英属印度军队在战争初期就已经攻击了美索不达米亚，结果却发现自己深陷一场持续四年并伤亡9万多人（主要是印度人）的消耗战。[14]它们急需新的代理人，1915年汉志（Hejaz）地区的统治者、奥斯曼帝国封建君主统治下桀骜不驯的谢里夫·侯赛因（Sharif Husayn）愿意为英国提供帮助，作为交换，英国认可他的主权。侯赛因和驻埃及的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Henry McMahon）爵士之间的照会巩固了这一联盟（也开启长达一个世纪的相互指责）。开罗情报部门“阿拉伯局”（Arab Bureau）负责协调战略并支付补助金，侯赛因聪明能干、魅力十足的三儿子费萨尔（Faysal）（图1-1）全身心地投入在由奥斯曼帝国控制的、饥荒横行的大马士革培养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的危险工作。1916年6月爆发的阿拉伯大起义，袭击了奥斯曼帝国在麦加、麦地那和塔伊夫（Ta’if）及其附近的要塞和补给线。[15]记住费萨尔：他冒险把赌注压在英国的支持上，这为他赢得一顶王冠和一个国家，却不是他或他的支持者想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