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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日用修身五书(套装共7册)-电子书下载

历史传记 热爱 读书 2年前 (2022-06-24) 1337次浏览 已收录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简介

★《朝话》   真的尽力生活,又每在厌离之后——   梁漱溟与青年说:何为理想的生活态度。   透辟短谈,明心见性自省;穿透岁月,80年再版11次。   习气——一切罪恶过错皆由懈惰中来。   反省——念头要转,感情要平。   对异己者——冲突之所由起,即在彼此都自以为是。   合作——气要稳,心要通。 《朝话》是梁漱溟先生在山东进行乡村建设运动时期,每日朝会上与研究部同学们的部分谈话辑录。本书非系统的学术讲演,而只是对同学之日常生活有所诏示启发,或自同学提出之问题,予以当下指点。或谈论人生修养,或讲述治学方法,或议论社会、学术文化等问题,莫不本于梁老个人感悟,出自切身体认;语重心长,亲切隽永,足以发人深省。对于被浮躁的社会裹挟着前进的我们来说,这本讲求身心修养的《朝话》意义尤为重大。
  ★《我生有涯愿无尽》   迄今最完整和权威的梁漱溟自传,历经27年,先后增删5次的最终定本   幼年不学四书五经,而入洋学堂,念《英文初阶》《地球韵言》,身后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国学大师”   两度欲自杀,一度想出家;哀民生疾苦,叹“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积极入世求解中国与人生两大问题   24岁以中学学历登北大讲坛,教授印度哲学;7年后,主动辞去教职,投身新教育和乡村建设   巡历抗战游击区8个月,敌兵围堵,飞机轰炸,数次险死还生,始终泰然自若   发起民主同盟,调查李闻惨案,力促国共和谈,奔走8年,被称之为“中国的甘地”   与毛泽东几次通宵长谈,激辩中国道路;1953年向最高领袖“要雅量”,成“反面教员”   只批林不批孔,再遭全国性大批斗而不改初衷,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文革”抄家,资料全无,仍笔耕不辍;1975年《人心与人生》完稿,前后费时约50年,称“使命完毕,可以去矣”
  ★《梁漱溟日记》   一部劫后余生的精神秘档,80万字的梁漱溟日记(1932—1988)全本首次公开单行;   首次公开数十张梁漱溟珍贵私家历史照片;   “最后的儒家”50年实录与独白,新旧中国半世纪国运缩影。 梁先生早年起即有记日记的习惯,现存日记始于1932年,终于1981年,历经“文革”抄家等磨难才得留存。著者早年投身乡村建设,巡视抗战敌后,调停国共两党争端,上缙云山闭关修佛,解放后参观城乡新变与土地改革,“文革”抄家受辱,政协学习论辩,常年坚持著述修行等等,长达50年的行止经历及感受心境,在日记中都有朴实的记录。本书是梁漱溟日记首次完整单行,编者撰写了导读性质的前言和每一年大事提要,修订及增补注释600余条,并编制主要人名索引近2000条,是深入研究梁漱溟,了解20世纪中国社会与政治变迁的珍贵的实录。
  ★《梁漱溟往来书信集》   “精神有所归,生活有重心,一根脊梁竖立起来,两脚踏在地上。”——以一己清朗刚健力,涤世间纷纭万端事。   ◇ 全面收录梁漱溟往来书信:与师友、政界、后学、子孙,七百余封鱼雁音书。   ◇ 首次公开诸多珍贵史料:收录蔡元培、胡适、吴承仕、熊十力、马一浮、胡兰成等人珍贵信件;梁漱溟长子整理、注解。 通过一封封书信,梁先生指证师友得失、点拨奖掖后学、用心子孙教育,读者可从中还原一个血肉丰满、可亲可爱的梁漱溟。这些书信不仅是梁漱溟个人不同时期思想、情感、生活等的记录,也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七十余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对读者了解梁漱溟,了解中国历史实为弥足珍贵的历史材料。
  ★《忆往谈旧录》   讲述可信:傲骨天生、一代真儒梁漱溟记录亲身经历的文字   史料珍贵: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蔡元培、李大钊、胡适,五四、军阀混战、抗日、国共和谈……,民国大人物、大事件,一网打尽   现实溯源:要理解现实中国,必须了解民国历史   细节生动:因为亲历,所以生动;因为有心,所以见微知著 杨天石、秦晖、雷颐、岳南、余世存竭诚推荐

作者介绍

梁漱溟(1893—1988),20世纪中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改造运动者。生于北京,原籍广西桂林。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1917年入北京大学任教,七年后投身农村,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终其一生用心于两大问题: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为此而思考而行动。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与《东方学术概观》等。   梁培宽(1925—2021),梁漱溟长子,曾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编辑部主任,退休后从事梁漱溟文稿的编辑出版和研究工作。

部分摘录:
我是怎样一个人?(1) 我是怎样一个人?知道者自是知道,不知道者慢慢地亦总会知道。这似乎原不必提出向大家告白。其如社会上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都容易对我有一种误解,尤其是爱我而关心我的行止的朋友,因不了解我,而替我可惜或担心。那么,就颇有向大家剖说两句的必要了。
大家误解我什么?这就是误认我是一个学者,甚或说是什么“哲学家”、“佛学家”、“国学家”……这真实于两面都不合适:一面固然糟蹋了学者以及国学家;一面亦埋没了我简单纯粹的本来面目。我原是个不学的人,更且从来不存求为学者之一念。十数年来,虽亦屡任大学讲席,亦屡有著述出版,都是误打误撞出来的;自家亦莫名其妙。在民国十年第一次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上,我曾申白:
在别人总以为我是好谈学问,总以为我是在这里著书立说,其实在我并不好谈学问,并没有在这里著书立说;我只是说我想要说的话。我这个人本来很笨,很呆,对于事情总爱靠实,总好认真。就从这沾滞的脾气,而有这本东西出来。我自从会用心思的年龄起,就爱寻求一条准道理,最怕听“无可无不可”这句话。所以对于事事都自己有一点主见,而自己的生活行事都牢牢把定一条意义去走。因其如此,我虽不讲学问,却是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被我收来,加过一番心思,成了自己的思想。自己愈认真,从外面收来的东西就愈多,思想就一步一步地变,愈收愈多,愈来愈变:就成功今天这样子。我自始不知道什么叫哲学,而要去讲它;是待我这样做过后,旁人告诉我说“你讲的这是哲学”,然后我才晓得。我思想的变迁,我很愿意说出来,给大家听。不过此次来不及,打算到明年三十岁,作一篇《三十自述》再去说。此刻先把变迁到现在的这一步,发表出来,就是这本书。我要作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性情不许我没有为我生活做主的思想。有了思想,就喜欢对人家讲;寻得一个生活,就愿意亦把它贡献给旁人。这便是我不要谈学问而结果谈到学问;我不是著书立说,而是说我想要说的话的缘故。
又在民国十五年春上,着手写《人心与人生》一书时,先写得一篇自序,亦复有类此的申白:
……明白这一层,则知我虽然初不曾有意要讲心理学,而到现在没有法子避心理学而不谈,虽然西文程度太差,科学知识太差,因而于现代学术几无所知,原无在现代学术界来说话的能力;而心难自昧,理不容屈;逼处此际,因不甘从默谢短也。《人心与人生》之所为作,凡以此而已!
谈学问,在我只是不得已,非有是心。以妄谈学问之故而被人目为学者,在我只是欲逃不得;亦不过是人家呼我为牛,则牛应之,呼我为马,则马应之而已耳!区区之志固不在此。乃社会上爱我的朋友,见我近年行事似在做一种社会运动或政治活动,多有疑讶我抛开学者生涯而别取途径,担心我将卷入浊流者。亦有认此种运动必无结果,劝我不如研究学问者。更有几位有心人,认我往者从人生思想上指导社会,是根本重要的事业,乃若现在所用心的乡治或村治之事则尽可有旁的人能做,而无须乎我来做,都劝我不要轻弃自己的责任。表示这类意思的信件我接得很多,其中尽有全未谋面的。至于当面见教、问我为什么忽然改行的,更随处都遇者。于此,我倒想起我的一位知己了——那就是胡适之先生。民国六年我游湘目睹南北战争之祸,归来便发表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到处分送散布,其时我在北大任课未久,适之先生亦是初从美国回来到北大。我这篇文章很得他的同情与注意。其后,事隔数年,他还提起来说,当日见了那篇文以后,即在日记上记了一句话:梁先生这个人将来定会要革命的。善哉!善哉!适之先生其知我乎!做社会运动自是我的本色,大家实无所用其疑讶。
更往上追述去,则民国元年我且曾一度热心社会主义,达于高潮。当时我亦作了一种《社会主义粹言》的小册子,无钱付印,从朋友处借得誊写板,自己写、自己印。印了几十份分送朋友。我二十岁以后之归心佛法,实由此热潮激转而折入出世一路者。
更往前追述去,则清末光绪年间,我十四五讫十八九岁,在中学堂读书时,专爱留心时事,天天讨论我们应该“革命或立宪”的问题。始而我是倾向立宪论的,后来亦跟着朋友跑革命了。辛亥年我们组织所谓京津同盟会,亦闹了些手枪炸弹的把戏。民国以后,我在家奉亲,闭户读佛书,似乎是不问时事了。然而心里仍抛不下。我前于辑印先父遗书时,作有《思亲记》一篇,其中有一段,很可见当时情形。
……公尤好与儿辈共语,恣之言,一无禁。吾兄既早就外傅,及长又出国游,两妹则女儿稚弱,健言者惟漱溟。公固关怀国家,溟亦好论时事,于是所语者十九在大局政治新旧风教之间。始在光宣间,父子并嗜读新会梁氏书。溟日手《新民丛报》若《国风报》一本,肆为议论,顾皆能得公旨。洎入民国,渐以生乖。公厌薄党人,而溟故袒之;公痛嫉议员并疑其制度,而溟力护国会。语必致忤,诸类于是,不可枚举。时局多事,倏忽日变,则亦日夕相争,每致公不欢而罢。然意不解,则旋复理前语;理前语,则又相争。当午或为之废食,入夜或致晏寝。既寝矣,或又就榻前话不休。其间词气暴慢,至于喧声达户外者有之,悖逆无人子礼。呜呼!痛已!儿子之罪不可赎矣!
此段原文,意在述我对已往悖逆的悔痛。然而父子两人的一副呆气亦活露出来。以闭户家居的父子两人,表面上似乎任你天翻地覆亦可不管的,乃偏偏对于国事或社会问题,辨之必明,争之必力,如此关切认真!凡是能从性情脾气上了解我的人,就可知道我今日之社会运动正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一向不过滥侧学者之林,原非“为学问而学问”者。
我实在没有旁的,我只是好发生问题——尤其易从实际人事上感触发生问题。有问题,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见;有主见,就从而有行动发出来。外人看我像是在谈学问,其实我不过好用心思来解决我的问题而已,志不在学问也。我一向之谈哲学,谈心理学,始终是此态度;今日所谈又涉及政治与经济,仍不外此。用心思或云谈学问,只居其中一段落,归结还在行动;来自实际固不归于实际不止也。追根寻源,全在有问题,全在问题之实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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