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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我操控了你的大脑-电子书下载

人文社科 热爱 读书 2年前 (2022-06-24) 1373次浏览 已收录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简介

2018年3月,脸书(Facebook)被曝出泄露数据丑闻,一家在2016年帮助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数据公司曾违规获取8700万脸书用户的信息。网络上发起了“删除脸书”的活动。一周后,脸书股价暴跌18%,市值蒸发800亿美元。 本书作者克里斯托弗•怀利正是这则丑闻的“吹哨人”。他曾是身处这场风暴核心的心理战咨询公司“剑桥分析”的数据科学家。在书中,他讲述了自己加盟“剑桥分析”,参与基于数据挖掘得出社交网络用户画像,并预测及引导其行为的研究,构建可用于宣传战的算法系统,继而卷入脸书、维基解密、特朗普竞选及英国脱欧等一系列事件的全过程。怀利在发现自己所效力的公司渐渐变成了一个操控民意,进而侵害社会、破坏民主的工具之后,站出来举报了一切,并联合新闻界向公众发出警示:人们的身份和行为已经成为数据交易中的商品。控制信息的那些当今世界的强大企业,正以过去无法想象的方式操控着大众的思想。任何人都很难逃脱算法的掌控。 怀利的举报引发了历史上zui大规模的数据犯罪调查。他的故事不仅揭露了由流量经济驱动的众多公司内在的冷漠,也暴露了民主制度的脆弱性。

作者介绍

[加]克里斯托弗·怀利(Christopher Wylie) 前剑桥分析公司数据科学家,出生于加拿大。大学期间,怀利开始参与英国自由民主党的竞选工作,为其提供信息和数据方面的支持。毕业后,怀利加入总部设在伦敦的SCL集团,负责开发用于军事心理战的新武器,并参与创立了剑桥分析公司。在目睹了文化、信息和算法如何被军队、政府和公司武器化,以破坏各地的选举后,2017年,怀利决定与《卫报》和《纽约时报》合作,向公众揭露社交媒体的数据如何被利用来操纵2016年的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怀利被《时代周刊》评选为2018年“年度百大人物”,并入选《福布斯》2019年“30岁以下精英榜” 。

部分摘录:
事发八年前,我搬到英格兰,从此开始了同剑桥分析的种种纠葛。当时,我已经在加拿大政界工作了几年,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之所以搬到伦敦,就是为了逃离政治。2010年夏天,我搬进了泰晤士河南岸的一套公寓,就在那个由庞大又破旧的河岸发电厂改造而来的泰特现代美术馆附近。在渥太华待了几年之后,21岁的我决定横跨大西洋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法律。既然我已经脱离了政界,就无须向自由党负责了。我在公众场合被人看见跟谁在一起没关系,发言无须忌讳,也不必担心会有谁听到。我爱结交什么人就结交什么人,我对新生活充满期待。
我到伦敦时正值夏季。收拾完行李后,我立马来到海德公园,坐到日光浴者、游客和年轻夫妇当中。我充分利用伦敦的天时地利,每周五和周六晚上在肖尔迪奇和多尔斯顿度过,每周日去伦敦最古老的食品市场博罗市场。后者是一个露天市场。在那里,摊贩们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游客熙熙攘攘,烹饪摊位香味四溢。我开始有了同龄朋友,人生第一次觉得自己年轻。
但我到伦敦后还没几天,时差都没有完全倒过来,脑袋还晕乎乎的,就接到了一个电话。显然,把政治抛在身后没那么容易。四个月前,一个叫尼克·克莱格的人刚刚当上了英国副首相。
1999年,尼克·克莱格首次当选欧洲议会议员。2007年,他晋升英国自由民主党党魁。那时候,自由民主党是英国政界激进派的第三大党——它最早支持同性婚姻,也是唯一一个反对伊拉克战争、呼吁英国放弃核武库的政党。2010年大选期间,英国人厌倦了工党说教了十几年的“第三条道路”,掀起“克莱格狂潮”。克莱格的民调结果在巅峰时堪比温斯顿·丘吉尔。他把自己定位为英国的奥巴马。大选后,他所在的党派和大卫·卡梅伦的保守党组建联合政府,由卡梅伦担任首相。这个电话就是他的办公室打来的:他们从自由派政治圈我们共同的熟人那里听说了我在美国和加拿大从事的数据工作,希望了解更多。
我按约定时间抵达位于威斯敏斯特考利街4号的自由民主党总部。它离威斯敏斯特宫只有几个街区,相当漂亮,由一所新乔治式宅邸改造而来,外墙是猩红色砖面,两侧矗立着硕大的石头烟囱。在这条弯弯曲曲的小街上,它的体形实在有点夸张,所以我一眼就认出了它。因为楼里有英国女王陛下政府的办公室,所以伦敦警察厅往周围派驻了一小组武装警察,在小街上巡逻。按门铃后,我被放了行。推开沉重的实木大门,我走到前台。那里有个实习生在等着带我去会议室。当年豪宅里的吊灯、橡木护墙板和壁炉都还在,虽然旧了,但依然优雅。不知怎么的,我觉得它们同这个曾经辉煌过的政党很般配。
他们都管这栋楼叫“考利街”。我在加拿大和美国都没见过这样的地方。自由民主党的工作人员在狭窄的走廊里蹒跚着擦肩而过,地板嘎吱作响。我真不明白他们能在这里完成什么大业。原先的卧室里塞满了办公桌,连接服务器的电缆用胶带固定在墙壁和门框上。在一个由壁橱改造而来的房间里,一个显然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男人正躺在地上鼾声大作,但谁也不在意。我打量四周,觉得这个地方的运作更像一个老友俱乐部,而不是一个执政党办公地。我走上一段装饰着华丽栏杆的宽阔楼梯,被人带进一间大大的会议室。以前这一定是这座宅邸的主餐厅。等了几分钟后,一小群工作人员鱼贯而入。必不可少的英式寒暄结束后,其中一人说:“那么,请给我们讲讲选民活化网络公司吧。”
2008年奥巴马竞选成功后,全世界的政党都对这种由全国性的目标数据库和大规模的数字操作赋能的新型美式竞选产生了兴趣。此次竞选采用了新兴的微目标定位,将大量选民数据输入机器学习算法,由后者对选民进行细分,然后逐个预测哪些选民最容易被说服或者最可能愿意出门投票。自由民主党人之所以找我,是因为他们不确定这种新式竞选手段能否成功地移植到英国的政治体系中来。他们之所以对我为加拿大自由党做的项目——仿照奥巴马竞选建立选民目标定位系统——如此感兴趣,是因为它是除美国以外第一个同类的大规模项目。此外,加拿大和英国一样,采用威斯敏斯特式选举体制,即简单多数制。加拿大和英国还有另外一个相似的地方,那就是政党名目繁多。交流过程中,自由民主党的工作人员意识到,如果他们引进加拿大版的这种技术,那么定位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半。在会议的尾声,他们得知这套系统的功效后都有点飘飘然了。我离开会场,奔回学校,赶上了一堂法律规则解释课的尾巴。我以为这事到此就结束了。
可第二天,自由民主党的顾问又打来电话,问我能不能再去一次,给更多的听众讲讲。当时我正好在上课,所以起初没有接听。但看到手机屏幕上有四个来自同一个随机号码的未接电话后,我不由得纳闷有什么事这么紧急,于是走出教室拨通电话。对方说当天下午有个高层会议,问我能否去做一个有关微目标定位的即兴发言。因此下课后,我背着满满一书包的课本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走到考利街。仓促之间,我也没来得及换衣服,所以就穿着潮流品牌斯图西的印花T恤和迷彩运动裤去见副首相的顾问们了。
还是上次那间会议室,不过这回里面人声鼎沸,座无虚席。他们直接把我引向发言席。于是,我先就自己不合时宜的打扮道了个歉,然后就开始自由发挥。我告诉他们自由民主党可以怎样利用微目标定位来克服小党派的天生劣势。讲着讲着,我忍不住激动起来。自从离开加拿大自由党后,我还没有发表过这方面的言论,所以这次我真的是畅叙衷肠。我告诉他们自己在奥巴马竞选活动中的所见,看到那么多人第一次出门投票的感受,以及看到非裔美国人参加集会后受希望情绪鼓舞的感受。我告诉他们,数据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借助数据触及那些对政治失望的人。有了数据,我们就能找到他们,激励他们出门投票。不过,最重要的是,已经跻身权力走廊的英国自由民主党可以利用这种技术载体,颠覆支撑英国政治的根深蒂固的阶级制度。
几周后,自由民主党向我发出工作邀请,要我为他们在英国实施一个选民目标定位的项目。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位学习刚刚开始,而且作为一名21岁的大学生,我才适应伦敦生活。所以我犹豫不决,不知道再分心去搞政治是不是个好主意。但这是个大好机会,我可以利用同样的技术——同样的软件,以及本质上相同的项目——来完成我在加拿大开启的未竟事业。不过,最终让我下定决心的是随随便便挂在考利街一间办公室墙上的一样东西。那是张旧得发黄的卡片,四边稍有卷翘,上面引用了自由民主党党章里的一句话:“无人当被贫穷、无知或从众奴役。”
我答应了。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后,我回到渥太华,撰写了一份有关奥巴马竞选团队所使用的新技术战略的报告,结果反响不大。人人都以为我会写奥巴马竞选战中夺人眼球的品牌打造、图表和病毒视频,而我却写了关系数据库、机器学习算法,以及两者之间如何通过软件和筹款系统互联互通。当我向自由党建议投资建设数据库时,大家都以为我脑子坏掉了。他们希望得到更有魅力的提议——不是这个。奥巴马竞选战是他们对标的“模特”。他们被高高的颧骨和嘟嘟唇迷住了,对支撑起靓丽表面的骨架和脊柱不感兴趣。
大多数竞选活动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基本操作:说服和投票。为了提高投票率,或者说“GOTV”(get out the vote的缩写,意为出门投票)的人数,必须瞄准那些有可能支持本党但不一定参加投票的人。说服的目标正好倒过来,是那些有可能参加投票,但不一定支持本党的人。那些不太可能参加投票或不太可能支持我们的人则被挑出来置之不理,因为同他们互动于事无补。那些很有可能支持本党候选人并且很有可能参加投票的人属于“基础”选民。一般情况下,竞选团队不同他们接触,但在招募志愿者或筹款时会优先考虑他们。识别正确的选民集并同他们联系正是我们的宗旨。
20世纪90年代,向美国选民发送定向信息主要依靠政党在市镇或州层面的办事机构提供的数据,而这些数据一般包含每个选民的政党登记(如果他们登记过的话)和他们的投票历史(他们出门参加过哪几次投票)。然而,这种做法有其局限性,因为并非每个州都能提供此类信息,选民们改变态度的频率高过他们改变党派身份(或者登记为自己不属于任何政党)的频率,而且从这类信息里根本看不出能够激发选民积极性的痛点。微目标定位的做法是搜集额外的数据集,例如有关某选民名下的抵押贷款、订阅情况、车辆型号等商业数据,让选民的形象更加立体。有了这些数据,再加上民调和统计学技巧,就可以对选民的所有记录打分,生成更为精确的数据。
奥巴马竞选团队将这种技巧变成主流和竞选运作的核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竞选活动有组织的混乱性往往不是体现在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演讲或集会上,而是体现在拉票志愿者逐个联系数百万国人或者向全美各地的个别选民发送直邮。虽然它不如精美雄辩的演讲稿或令人惊艳的品牌形象那么有魅力,但这台看不见的机器为现代总统竞选提供了关键动能。就在别人的眼光聚集在候选人的公众形象上的时候,战略家们则专注于部署这台幕后英雄式的机器,不断扩大它的应用范围。
我当时在加拿大国会反对党党魁的办公室工作。后来我们当中有人意识到,应该向党内高层演示一下,如果仿照选民活化网络公司的做法,在国会里创建一个类似的系统,将会大大改善党魁同选区成员和公民的互动。高层不愿意为新数据库这种奢侈物买单,但我们发现党魁的官方预算里能挤出钱来。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些钱严格来说是公款,我们用公款创建出来的任何试验数据库都不能用于政治目的。不过,我们并没有太在意。国会版的数据库会纳入曾经联系过党魁的选区成员和其他公民的记录。既然选区成员就是选民的另一个称号,那我们可以向党内高层强调该数据库拥有的所有相同的功能而不需要他们掏钱。果然,目睹该系统的功效后,加拿大自由党开始逐步理解数据的潜力。我们问马克·沙利文和吉姆·圣乔治有没有考虑过拓展国际业务——把选民活化网络公司开到加拿大来。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在美国以外承担过大项目,但他们欣然接受了同我们合作的机会。在沙利文和圣乔治的帮助下,我们用六个月的时间建立了加拿大版的选民活化网络公司的基础设施。让党内高层更高兴的是,选民活化网络公司能进行英法双语操作。当时只剩下一个问题:没有数据来驱动系统。
计算机模型不能像神奇的咒语那样预测世界,它们只有在足够数量的数据的基础上才能做出预测。如果系统里没有数据,那就建不了模,也没法进行目标定位。这就像买了赛车却不舍得花钱买汽油——哪怕这辆车设计得再高级,它也跑不起来。所以我们的下一步行动是为选民活化网络公司购买数据。可是买数据要花钱,而数据买来后是为竞选服务的,所以按照法律规定,应该由党来付钱,而不是党魁办公室。然而,党内人士几乎马上就开始反对这一行为,因为他们不是那么急于变革。我向带我进入政界的国会议员基思·马丁求助。我还在上学的时候,他就给了我第一份实习工作。后来他又引荐我去加拿大国会上班,那可是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马丁常常被称为加拿大政坛的“独行侠”,而他办公室里的同事也都是特立独行的人。对我来说,他完全配得上这一称号。马丁受过专业训练,本来是要当急诊室医生的。从医生涯刚开始的时候,他去了非洲的冲突地带,治疗从地雷炸伤到营养不良的各种疾病。这家伙在从政前绝对是个酷人,生活多姿多彩。他在办公室的墙上挂着自己打扮成印第安纳·琼斯[1]模样的照片,身穿卡其色衬衫,坐在一群豹子中间。急诊室的救治经历让他养成了从不浪费时间的习惯,可在政界,慢吞吞的人才能活下来。有一次,他在辩论的时候被国会的机械化程序惹火了,一把抄起了“权杖”——陈列在下议院过道里,从英国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中世纪的镀金武器。
2009年,马丁的高级顾问、前软件工程师、后改行从政的杰夫·西尔韦斯特是党内少数几个明白我的意图的人之一。他是我的导师,也是我在国会工作期间的定海神针。我向他解释,即使加拿大自由党还没有批准我继续推进数据定向计划,这个项目也势在必行,因此我们需要经费。获得马丁的批准后,杰夫同意帮我筹款而不告知自由党全国办公室。我们开始举办秘密活动,由我在活动上向潜在捐赠人解释,如果加拿大自由党希望在21世纪具备竞争力,这个计划就至关重要。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秘密举办的。在党内高层对我们置之不理的情况下,我们希望获得草根的资助。很快,我们就筹到了几十万加元,足以开工。对全国办公室不满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自由党支部同意充当我们的试验田。
当时我们对成功并没有什么把握。美国只有两大主要政党,而加拿大有五个。这就意味着你的预测维度不是二元的(民主党或共和党),而是多元的(自由党、保守党、新民主党、绿党或魁北克集团)。选择越多,摇摆不定的选民类型(在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摇摆不定,在自由党和新民主党之间犹豫不决,在自由党和绿党之间难以取舍,等等)就越多,选举结果因而更趋多样。此外,加拿大和欧洲消费者数据的市场远没有美国那么发达,所以在美国被视为标准数据集的很多数据在这些国家要么找不到,要么必须从许多个信息源抓取后合成。最后,其他国家的政党往往规定了严格的捐赠或开支上限。许多人怀疑微目标定位能否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展开,但无论如何,我还是想试一试。
我打电话给负责2008年奥巴马竞选目标定位的肯·斯特拉斯玛,问他愿不愿意帮我们在加拿大建设同样的项目。于是,斯特拉斯玛的团队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建了若干模型。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办公室合成了有用的数据集,例如历史投票和拉票数据集。斯特拉斯玛负责研究应对额外复杂的多党制政体的措施。全省的志愿者被分为两大组。一组使用新的拉票对象名单去拉票,作为对照的另一组则沿用旧名单。竞选结果出来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党支部的工作人员松了一口气。同许多竞选战役一样,该党联系犹豫不决的选民,进行说服式拉票。经对比,在此次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选举中,采用微目标定位式新名单拉票的成功转化率(起初心意未决的选民经说服宣布支持你的政党的概率)高于沿用旧名单拉票的转化率。这令人兴奋。我们证明了奥巴马在美国实现的目标在不同政治体系的国家中也有可能实现。然而,渥太华的国家党得知我们的作为后对这一全国性的项目表示反对。他们想学奥巴马的竞选战,可真到了有人教他们怎么做的时候,他们却拒绝了。
当初我之所以被政治吸引,是因为它看似能改变世界,但是一年多来我四处碰壁,还有必要坚持吗?恰逢此时,有人介入了。自由党的很多文秘人员都是上了年纪的魁北克女性。她们在政界浸淫已久,深知政治对人的影响。她们带我去渥太华河对岸法语区的加蒂诺吃午饭。在餐馆里,她们纷纷点上了烟,然后用沙哑、带法语口音的英语对我说:“听着,你可别变得和我们一样。”她们告诉我,她们把一生都献给了党,但除了“腰身变粗和几次离婚”,什么回报都没有。“离开吧,过年轻人的生活去,”她们说,“在它困住你之前,赶紧滚蛋吧。”我意识到她们说得没错。我才20岁,怎么就在坐等中年危机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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