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一部阐述20世纪百年中国复兴之路的经典历史著作。 全书共为4卷，达百万余字。这部皇皇巨著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写起，历经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新中国建立后大大小小的社会运动，及至2000年的中国。 此次增订版，作者对原 书做了修订外，还收录了齐世荣、李文海、罗志田、王奇生、杨奎松、黄道炫、程中原、周溯源八位历史名家对此书的精彩评论，对广大读者充分理解此书的精髓起到引导作用。
作者介绍
金冲及，1930年出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原中国史学会会长。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历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文物出版社总编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复兴文库”总主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主编有《毛泽东传》《刘少奇传》《周恩来传》《朱德传》《陈云传》《邓小平传略》等。
部分摘录：
义和团式反抗的悲剧命运 上层士大夫为爱国救亡而发动的戊戌变法刚失败，下层群众自发地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紧接着上升到高潮，那就是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风暴的中心，是华北的山东、直隶（今河北）一带。为什么这里会形成风暴的中心？它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第一，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比较起来，华北原来要相对封闭，外国政治和经济势力的渗入要晚一些。十九世纪最后几年，这种渗入的步伐大大加快。举例来说，据天津、烟台、胶州三个港口的统计，一八九四年输入的洋纱为十八万多担，到一八九八年就激增到近五十万担，短短四年内增加到百分之二百六十四，沉重打击了华北农村中农民经营的家庭手工业。(35)义和团兴起的鲁西地区正是重要的产棉区和棉纺手工业区，受到的影响十分明显。社会秩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急遽变化，自然容易引起格外强烈的反弹。第二，明清以来几百年间，从富饶的长江流域到首都北京间的南北运输通道，主要是流经直隶、山东、苏北的大运河。漕运也好，商运也好，都是如此。运河两岸商业比较繁荣，赖此为生的人员众多，镖局兴盛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十九世纪后期，特别是七十年代起，海运渐开，南北之间货物流通大多数改由海轮载运，运河逐渐淤塞，两岸城镇衰落，运河上的船工和纤夫大批失业，造成大量游民，社会生活动荡。第三，这些年内，灾荒不断。黄河下游连年水灾，一八九八年黄河多处决口，洪水奔泻，一望无际，上百万人受灾。第二年又转为大面积亢旱，并发各种灾害，流民遍地。义和团运动最早走向高潮的鲁西北和鲁西南，在山东正是农业产量最低、灾情最为严重、社会流动性最大、民心最为不安的地区。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一八九八年德国强占胶州湾是以两个德国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为借口的。这以后，各级地方官员更加不敢得罪外国教会。山东教民在一八七〇年时为两万人，一八九六年已达到四万三千七百三十六人。(36)一部分“在教”的不良教民，倚仗教会的势力，享有特权，欺压良民，强行霸道，甚至殴人致死，善良的百姓敢怒不敢言。据山东大学在“神拳”兴起的茌平县调查，老人们说：“神父连茌平县官也惹不了他们。教民就仗着神父给撑劲。教民打官司，写个状纸给神父就可以了，不用到县衙过堂，准能打赢。”(37)积怨既久，一旦有人领头，很容易就爆发。有如山东巡抚李秉衡奏折中所说：“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38)
山东、直隶这一带，民间历来就有公开聚众练拳习武的传统，也就是“农隙讲武，练习拳棒”。这种练拳，最初主要是为了健身和自卫，没有多少政治目标，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继李秉衡担任山东巡抚的张汝梅在一八九八年六月的一份奏折中说：
直隶、山东交界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创立乡团，名曰义和，继改称梅花拳，近年复沿用义和名目。远近传讹，以义和为义民，遂指为新立之会，实则立于咸、同年间未有教堂以前，原为保卫身家、防御盗贼起见，并非故与洋教为难。(39)
义和团最初叫义和拳，名称是“拳”而不是“团”，更不是“教”。它在初期是好几支并不统一的力量的混合称呼，如威县赵三多等的梅花拳，茌平朱红灯等的神拳，曹州刘士端等的一部分大刀会。除大刀会大体上是乡绅控制的地方团练外，其他几支原来都是民间的练拳，参加练拳的大多是农民，也有一些游民和中小地主。
最早打起义和拳旗帜的是威县的赵三多。他本来是梅花拳的拳师。梅花拳在山东、直隶一带从清初以来已传了十多代。当地老人说：“梅花拳比义和拳早，义和拳是从梅花拳里分化出来的。梅花拳行善事，他们只习拳练武，不闹事。”一八九七年春，因为附近直隶南宫县的梨园屯村民反对教民强行拆除村里玉皇庙，改建教堂，打了多年官司打不赢，请赵三多声援。赵三多在梅花拳拳师中资历比较深，徒子徒孙约有两千人，为人好打不平。他去那里亮拳摆会，前来参加的有三千多人，同教会和官府发生冲突，名声就大了。“当时威县民风尚武，在沙柳寨以西、以南各村落中，都设有练梅花拳的场子，聘有教师。各处教师对赵说：‘你用梅花拳名义起事，将来皂白不分，牵连到我们身上，同归于尽，所以我们全不同意。’赵对他们说：‘既然这样，我不用梅花拳名义，改名义和拳，自然与你们无干了。’”“义和”这两个字，在当地是常见词，就是讲义气、重和合的意思。他们还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梅花拳本来只是练拳，没有多少迷信色彩。当地老人说：“由于赵三多成立的义和拳，是从梅花拳演变来的，所以对于画符、念咒、烧香下神等一概没有。”还有老人说：“附近没有白莲教。白莲教在曲周那一带，和义和拳不是一回事，那是邪门，讲撒豆成兵，铺席升天。”(40)
神拳出现得比较晚。它的拳术看来是从鲁西南的大刀会传过来的。它和梅花拳不同，有着降神附体那一套（请的神大多来自戏文小说，如孙悟空、猪八戒、关公、赵子龙等），但它同大刀会又有所不同。老人说：“大刀会不安场子，不练功夫，说吃了符就会刀枪不入了。我们神拳安场子，练功夫。”“神拳后改为义和团，是大家同心的意思。义和团的名字是从北边传来的（引者注：冠县在它的北边），是在闹神拳后两三年就改为义和拳、义和团。”“白莲教与神拳不是一家子。白莲教能呼风唤雨，拿着板凳当马骑。”(41)
原来尽受教会欺压的老百姓，聚在一起练拳，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就起来反抗教会，逐步表现为武装斗争。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一八九九年十月，茌平神拳重要首领朱红灯在平原、恩县间的森罗殿，集合附近拳民一千多人，打着“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的旗帜，同省城派来袭击的官兵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这个事件影响很大，义和团的名声迅速传遍各地。形形色色反对洋教的拳民纷纷自动打起义和团的旗号，不少小地主、无业游民、白莲教徒也参加进来。拳民所以改称“团”，大概是为了把自己说成民团，以争取合法。这里值得注意一点，不能简单地把义和团运动说成是由原来的秘密宗教结社在斗争中转为公开；它的特点正在于它原是民间公开练拳习武的活动，没有严密的组织约束，能够团聚远比那些秘密宗教结社更广泛的民众，有着很大的群众性。这是它所以能显示出如此巨大威力的原因。
清朝官府（除曾任山东巡抚的毓贤等后期的表现外）最初对义和团运动采取镇压的态度。义和团早期一些领头人朱红灯、本明和尚（杨顺天）、刘士端等都是被官府杀害的。赵三多被捕后死在监狱中仍被戮尸。山东的义和团运动逐渐走向低潮。风暴的中心向清朝的统治中心——直隶转移。
这种转移，并不是像太平天国北伐时那种大进军的形式，而是直隶当地民众闻风而起，听说山东闹义和团了，声势很大，就也打起义和团的旗号。直隶本来也有练拳习武的习惯。像天津义和团的主要首领张德成、曹福田、林黑儿等都是当地人，而不是从山东北上的。他们宣称义和团能请神，能靠神附体，能刀枪不入，可以用来对付洋人，对付那些洋枪洋炮。他们同样存在着和山东相似的要求反抗外来压迫者的强烈情绪。严重的干旱更使人焦躁不安。以沧州（那是一个民间习武之风甚盛的地方）为例。老人说：“他们起来闹义和团是由于平时经常一起练武（到现在仍有这个传统），练武的人一般都行侠仗义，好打抱不平。这一带的义和团就是看不惯洋鬼子欺负中国人起来的。”“义和团民并不是天天练武，每天练一会儿就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他们平时吃用都是自己出，人们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反感。但他们也杀人，就是砍那些在教的，人数并不算很多。”(42)他们一般是一伙住一个村，一伙里有一个大师兄，人多的还有二师兄，没有统一的领导。随着各色各样的人纷纷打起义和团的旗号，它的成分越来越复杂，带来比在山东时更多的宗教迷信色彩，包括白莲教的色彩，例如“乾字团”“坎字团”这些名目，都是在发展到直隶后才出现的。
当义和团运动开始在直隶境内发展的时候，直隶总督裕禄同样采取严厉镇压的态度。他在一九〇〇年三月颁布告示严禁，说：“所有设立拳厂煽惑滋事首要匪犯，务必严拿惩办，断不能倖逃法网。”并先后调动聂士成、梅东益等部军队，一遇“拳教互殴，焚烧教堂”，就对拳民实行镇压。(43)结果，反而激怒义和团众，进而拆毁铁路，焚烧车站，砍断电杆，并直接同清军作战，击毙直隶练军分统杨福同。这时，义和团众已是漫山遍野，裕禄再也招架不住，只得以十分谦卑的态度迎接天津一带义和团首领进入天津。天津城内遍贴匿名揭帖，写道：“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鬼子不是人所生，如不信，仔细看，鬼子眼睛都发蓝。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挑铁道，把线砍，旋即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44)这反映了京津地区大多数义和团众的心态。
这年六月初，义和团众开始大批涌入北京，城内顿时设坛八百多所。清朝政府的军事主力在甲午战争时遭到惨重损失，力量异常空虚。驻防北京的神机营和董福祥所部甘肃回军的士兵大多也参加义和团（八国联军开始进攻后，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和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便是先后为甘军和虎神营所杀）。下层市民也有不少参加义和团的。他们集结的场所由拳场改为坛口，迷信色彩更加浓重。团众三五成群，执持刀械，游行街市，张贴揭帖，焚烧教堂，焚烧时常延及邻居。焚烧前门外一家西药房时，大栅栏一带大片商号和民居也被延烧焚毁。这些义和团众进入北京时的状况，据当时居住在北京的一个小官员仲芳氏的日记记载：
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45)
处在这种状况下，清朝高层内部出现分化。由于外国势力的不断入侵，同清朝统治者的利益也有不少冲突，其中一些人产生利用团众排斥外人的思想。慈禧太后在戊戌变法后原想废除光绪皇帝，没有得到外国的支持，也心怀不满。但更重要的是，清政府对局势实际上已失去控制，手头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即便要镇压团民也不敢轻易下手，生怕把烈火转烧到自己头上，因而踌躇徘徊，举棋不定。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剿抚两难”。这一点，西方记者也看出来了。德国《前进报》写道：“太后的态度在这次战争中看来也只起次要的作用了，因为即使太后的态度是消极的——看来大概是消极的——危机也已如此迅速地尖锐化了。”(46)
义和团在直隶和京津地区如此迅猛地发展，严重威胁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各国便把直接出兵进行武装干涉提到日程上来。五月二十八日，他们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到北京。各国军舰集结在大沽口的近四十艘，登陆驻在天津租界的各国军队有三千多人，六月十日，由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统率各国军队两千人向北京进犯，受到清军聂士成等部和义和团众的抵抗。十七日，大沽炮台在各国舰队炮轰下沦陷。参加对中国出兵的有英、俄、法、美、意、日、德、奥等国，称为“八国联军”。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向一个落后国家发动战争，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