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仁宗去世，嗣子继位，国库费用不足，西夏蠢蠢欲动，内外部矛盾再次凸显，实行了近百年的文人政治、休养生息政策面临调整。宋朝何去何从？宋神宗是一位想要大有作为的皇帝，王安石、司马光是才能卓著、道德高标的贤能之臣，他们启动了变法，想要富国强兵，然而却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朝政陷入党争的泥淖不能自拔，宽松、包容的政治环境遭受毁灭性打击，整个社会陷入专制、保守、狭隘和庸碌奢靡。本书在王安石变法的时代背景下，围绕大宋士大夫精神风貌和宋朝政治生态进行摹画和解读。从仁宗立嗣写起，到元祐更化结束，以时间为轴，以观点为骨，以故事为肉，再现熙宁变法、元丰改制、元祐更化等重大历史事件的风谲云诡，揭示大宋文官从不同到不容的嬗变，面对时代积弊，帝王的壮志雄心和力不从心，为读者深刻理解宋朝乃至整个皇权社会的政治特质、政治走向提供充沛的史实和思考的维度。以大历史的视角对国家治理模式，人才选拔机制，时代命运中的人性选择等内容，也提出了自己的洞见。
作者介绍
郭瑞祥，专注于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化，在解读历史事件中重构文化思维，在挖掘文化内涵中揭示历史逻辑。出版有《宋仁宗和他的帝国精英》《一看就停不下来的宋朝史》等。
部分摘录：
司马光的作用 据说司马光因为出生在光州光山县（今属河南），父亲司马池给他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其实并不尽然。司马光的胞兄叫司马旦，光与旦显然意义关联。司马光字君实，实有充盈、丰足、果实的意思，和光一样，寄托着父亲希望他有所作为的理想。
司马光童年最有名的故事是“司马光砸缸”，也不准确。《宋史》记载，司马光七岁时，有同伴跌进瓮中，司马光用石块敲破瓮，放出瓮中的水，救出了小孩儿。由此可知司马光是“击瓮”而不是砸缸。缸和瓮虽然都属于陶器，但缸比瓮要厚实坚固得多，七岁小孩子能砸破的缸大约属于残次品。学者马未都先生认为明清时才出现敞口的缸，可见“司马光砸缸”应属于后世民间的误传。
司马光宝元元年（1038）考中进士，那一年才二十岁，不久他的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按礼教丁忧守孝，一直到庆历四年（1044）才重新走上仕途。这一年他遇到了人生第一位贵人、父亲的故交庞籍。庞籍时任枢密副使，推荐他进入馆阁，司马光成为被人看好的政治新星。青年司马光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迹应该是他对庞籍不离不弃的情义。皇祐五年（1053）庞籍因事被贬知郓州，司马光义无反顾追随恩公而去，在郓州任小小的通判。后来又随庞籍到并州，直到嘉祐二年（1057）才回到京师。
司马光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为他积累了口碑。在京师迅速蹿升，到嘉祐六年（1061）同王安石一起擢同修起居注。这是记录皇帝言行的官员，属皇帝近臣，已经靠近权力核心。仅仅数月，又迁知谏院，成为一名言官。言官的使命是为皇帝建言献策、查偏纠错，基本上可以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换言之，这是一个可以展现治国才能、表现刚正耿介的舞台。
这个时候无论谁在言官任上，都不可能对皇嗣问题视而不见，但敢不敢提出来则考验胆识，毕竟很多皇帝忌讳大臣把手伸得太长，讨厌大臣干预“家务事”。事实上，司马光在并州的时候就曾上过三道札子，建言早立皇嗣。为言官后，司马光认为回避矛盾就是失职，不久便重新拾起这个敏感话题。
嘉祐六年闰八月，他先是上了一道奏章：“臣在并州的时候尚且不敢隐忠爱死，何况现在侍奉陛下左右，官职又以谏诤为名！如今国家最急迫、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确立皇嗣！如果舍弃这样事关社稷的大事不奏，专拣一些琐碎虚泛的小事干扰陛下，那么臣就是奸佞之辈。”司马光猜想可能会如之前许多同僚的奏章一样石沉大海，于是请求面陈皇帝。当时仁宗健康状况已经非常糟糕，平日宰辅奏事，大多以点头或者摇头表达意见，能少说话便尽量少开口。但这次会见司马光，他破例说了很多话，还口头嘉奖司马光：“你说的确实是忠臣之言，旁人不敢这样说。”司马光惶恐：“臣冒犯陛下，自知必死。”仁宗宽慰道：“你说得太严重了！古今这样的事例又不是没有。”最后交代司马光：“你把我们今天的谈话转述给宰相。”仁宗的表态意味着认可了奏章内容，这让本没有抱太大希望的司马光喜出望外，但他懂得做事的分寸，拒绝了转陈宰辅：“还是陛下亲自晓谕宰相比较好。”
嘉祐以来，规劝皇帝立嗣的大臣奏章何止百十，仁宗一概不理或找借口推托，唯有司马光面陈之后转变了态度。是司马光别有魅力？确实有这样的因素。司马光同修起居注以来，奏章不断，都深合圣意。比如他奏论人君三德：曰仁，曰明，曰武；论御臣三道：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论择军之法，指出士卒不精、财用不足的问题，都切中要害，与仁宗的治国理念不谋而合。仁宗还特地将他治国理政的奏论让人抄写三份：一份留中，一份送中书省，一份送枢密院。
仁宗信任司马光，对他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比如这年八月，仁宗亲自在崇政殿主持了制科考试，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嘉祐二年进士苏轼、苏辙兄弟参加了考试，其中苏辙在对语中有不敬之词，说皇帝自西夏息兵，已经没有了忧患之心，又说皇帝好色无度，还指责皇帝践踏规矩，大臣不敢谏，职官不敢争。主考官胡宿、宰辅韩琦、翰林学士范镇、知制诰王安石等都攻击苏辙道听途说、诽谤人君，建议罢黜；只有司马光认为苏辙爱君忧国，不可不收。仁宗听从了司马光的建议，赐苏轼第三等，苏辙第四等次。
仁宗听从司马光立嗣的建议，还有一层原因，后宫两年内四次诞育全是女儿。仁宗彻底绝望了：上天不予皇子，我奈其何！并且，皇十三女也没有存活，刚刚薨逝。仁宗已经认命，心理极为脆弱，司马光抓住了进谏的最好时机。
得到皇帝首肯，司马光内心陡然轻松不少。他之所以拒绝传谕宰相，是因为如此大事，空口白话显得草率。皇帝一旦摇摆反复，反而显得自己不够稳重成熟。司马光早已养成谨慎的习惯，他外表没有丝毫得意或者不安，告别皇帝后趋步位于文德殿西边的中书省，向首相韩琦通报了其他一些事宜，却绝口不提皇嗣这件大事。直到韩琦忍不住问：“你跟圣上就没有说点别的？”司马光才慢吞吞地禀告：“还说了宗庙社稷大计。”韩琦意会，也不再多问。
在韩琦翘首以盼圣谕，时刻准备操作这事的时候，仁宗那里却又迟迟不见了消息。等了将近月余，韩琦只好托人向司马光捎话：“君实（司马光字）建言立储的事，圣上现在还没有传达到中书。没有圣上旨意，中书也没办法擅自实行。”司马光心中忐忑：难不成皇上又被旁人蛊惑，改了主意？看来必须再加一把火，不能让这事冷却下来。
司马光再次见到仁宗时，仁宗正在把玩一盏紫定灯盏。河北定州擅长烧制白瓷，这尊紫瓷即使在宫中也不常见。司马光是实用主义者，认为灯盏在生活中固然不可或缺，但不一定非要出自名窑名师。器物越精致越容易激发人们的物欲之心，此与周孔之道背向而驰。不过仁宗好瓷器，司马光也不便打扰，等仁宗开口问他话，才直扑主题，一口气把心中所想毫无保留地倒了出来：“上个月臣向陛下进言宗庙之事，陛下欣然答应了，但现在又寂然无声。臣琢磨下来，一定是小人蛊惑陛下，说陛下春秋鼎盛，当有万千子孙，何必着急办这不祥之事。臣以为，小人目光短浅，他们想的是仓促之时，立一个与他们关系厚善的人。唐代自文宗之后，谁当皇帝由内侍做主，所以他们有‘定策国老’‘闷声天子’之称。这样的祸端千万不能重演啊！”仁宗貌似猛然醒悟过来，从案上找到司马光的奏章：“现在就送达中书。”有了奏章就有了凭据，接下来能不能成事就要看宰辅的能力了。司马光不愿再生变故，不敢迟疑，便欣然如旨前往。见到韩琦，递交了奏章，司马光还不忘提醒：“这事得抓紧时间办理，否则哪天后宫递过来一张字条，上面写立某人为嗣，咱们可都抗拒不了。”司马光的意思怕有一天皇上头脑不清，其他人从中做手脚，假传圣旨，无从辨析。韩琦自然明晓利害，拱手道：“怎敢不尽力。”
送走了司马光，看着他远去的背影，韩琦心中暗想：这人比自己年轻时更胜一筹，将来的史书必有大书特书的地方。这样想着，嘴里不由得赞叹一声：“后生可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