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以清新的语言、扎实的史料再现了辛亥革命这一段风云激荡的历史，从当权的载沣、袁世凯到主张改良的康有为、梁启超，再到践行革命的孙中山，持各种政见的历史人物一一涌现。全书充满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动人细节，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场景，给人很强的现场感。 作者不是简单地铺陈陈旧的史料，而是充分挖掘尚未被学界利用的新资料，采择众说，同时又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书中处处可见其犀利独到的观点。
作者介绍
杨天石，笔名江东阳、苏人、吴之民、梁之彦等，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浙江大学客座教授、国家图书馆民国文献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顾问、中华诗词研究院顾问、《中国书画家杂志》顾问、《世纪》杂志顾问、《同舟共进》杂志编委。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著书六十多种。《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一辑，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及全国31家媒体共同评定之2008年十大图书，获第二届香港书奖。《帝制的终结》获《新京报》2011年“年度好书奖”。
部分摘录：
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思潮有其前驱。
鸦片战争惊醒了中国的“天朝”梦和“上国”梦，少数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他们痛苦地发现，“夷人”也有长处，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就是自强运动，或称洋务运动。自强运动失败后，部分知识分子进一步发现，“夷人”的长处不仅在工艺、技术层面，其文教、政治也颇有可以效法之处。同时，由于中西交往的发生、发展，一部分知识分子出洋留学或出使，对西方社会制度、文化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们更积极地主张效法西方，致中国于富强之境。这两部分知识分子中，冯桂芬、容闳、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早于康有为等，企图在体制内改革，使之良性发展，因此这批人通称早期改良主义者，他们的思想则通称早期改良思潮。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如陈虬、陈炽、汤震、宋育仁、何启、宋恕等人，他们与康有为同时，除个别人外，大都参预了维新活动。
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江苏吴县（今苏州）人，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太平天国农民军起义期间，奉旨在籍兴办团练。1861年（咸丰十一年）被李鸿章聘入幕府，写成《校邠庐抗议》一书，于1876年（光绪二年）刊行。1886年（光绪十二年）翁同龢将该书推荐给光绪帝，光绪帝命荣禄印刷一千部，颁发给大学士、军机大臣及各省将军督抚等阅读并签注意见。
《校邠庐抗议》凡40篇，阐述他对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洋务等各方面的意见。冯桂芬认为，当时中国受制于“小夷”的状况是“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其所以如此，乃因许多方面落后：“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 [1] 他明确提出“鉴诸国”，主张改革科举，引导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工艺制造，“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 [2] 他并建议，在广东、上海设立翻译公所，选择15岁以下少年，学习西方历算、格致等学问。
容闳（1828—1912），号纯甫，广东香山南屏镇（今属珠海）人。7岁入教会学堂读书。1847年初（道光二十六年底）赴美留学。1854年（咸丰四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他深受美国文明影响，立志“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1855年（咸丰五年）回国。1860年（咸丰十年）赴天京向洪仁玕献“建设善良政府”等七策。1863年（同治二年）入曾国藩幕府。1867年（同治六年）向江苏巡抚丁日昌建议，选派青年出国留学，得到批准。甲午战争期间，他上书张之洞，建议借款购舰，聘用外兵，与日作战。次年，向张之洞面陈聘用外籍顾问等“新政策”。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北上，向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张荫桓及户部尚书翁同龢建议，设立国家银行，得到光绪帝批准，拨款1000万两作为经费。著有《西学东渐记》。
容闳
王韬（1828—1897），号仲弢，字紫诠，江苏长洲（今苏州）人。22岁时到上海，受聘于英国教士开办的墨海书馆。1861年（咸丰十一年）赴天京，结交太平天国将领。次年避走香港。1867年（同治六年）赴英，讲学于牛津大学。1871年（同治十年）在香港经营出版业。1874年（同治十三年）创办《循环日报》。1883年（光绪九年）将在报上所发文章辑为《弢园文录外编》。次年定居上海，任格致书院山长。
王韬
王韬认为，中国当时的局面为秦汉以来所未有，必须贯彻《易经》的“穷则变，变则通”的精神，才能转祸为福，化弱为强。1883年（光绪九年），王韬著《变法》三篇，分析中西差距，从“取士之法”“练兵之法”“学校之虚文”“律例之繁文”等四个方面提出变革要求。他说：“四者既变，然后以西法参用乎其间，而其最要者，移风易俗之权，操之自上，而与民渐渍于无形，转移于不觉。” [3]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盫，江苏无锡人。1865年（同治四年）入曾国藩幕府，十年后改入李鸿章幕府。1889年（光绪十五年）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著有《筹洋刍议》。他认为，与列国言“和”的局面不可常恃，必须讲求“防之之策”，内容为“修政刑，厚风俗，植贤才，变旧法，祛积弊，养民练兵，通商惠工”。他并提出，对西方国家，要“夺其所长而乘其所短”。 [4]
郑观应（1842—1921），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早年任上海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后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等职。1884年（光绪十年）写成《盛世危言》。他认为中学是本，西学是末，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但他又认为中学“堕于虚”，西学“征诸实”，明显地赞赏西学。他声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主张大力发展中国经济，与列国竞争。 [5] 在为《盛世危言》所作序言中，他提出，西方“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自有议院，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 [6]
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出身天主教家庭，曾在上海徐家汇公学读书。1876年（光绪二年）赴法留学，曾任清廷驻法公使郭嵩焘翻译。1879年（光绪五年）获法国政治学院博士学位，归国后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他认为：西方之所以富强，并不只在于“制造之精”和“兵纪之严”，而在于“以护商会为本”，“以得民心为要”，主张设立商务衙门，开采矿山，扩大出口贸易。 [7] 著有《适可斋纪行》《适可斋纪言》及《马氏文通》。
陈虬（1851—1903），字志三，浙江乐清人。1884年（光绪十年）至1892年（光绪十八年）之间，先后写成《治平三议》《经世博议》及《救时要议》，提出“欲图自强，首在变法”，建议都察院“设议员三十六人”，“县各设议院，大事集议而行”。 [8] 1889年（光绪十五年）中举。次年赴京会试。1893年（光绪十九年），将前述各书汇集为《治平通议》八卷出版。该书得到张之洞的欣赏。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入京会试，参加保国会。
陈炽（1855—1900），字次亮，江西瑞金人。1889年（光绪十五年）任户部主事，次年升户部员外郎，其间，他曾赴江浙沿海及香港、澳门考察，写成《庸书》。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该书由翁同龢进呈光绪帝。
《庸书》内篇谈传统政务，外篇谈洋务，极为完备地阐述西书、游历、议院、育才、艺科、商部、税则、考工、商务、铁政、利源、铁路、赛会、公司等西学的各方面。他热烈赞美西方的议院制度“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可否从违，付诸公论”，是西方国家“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 [9] 他建议照此实行，“投匦公举”，成立下议院，同时，改造中国传统的“阁部会议”，成立上议院，作为议事、咨询机构，“事之行否，仍由在上者主之”。
汤震（1856—1917），字蛰先，后改名寿潜，浙江山阴天乐乡（今属萧山）人。1886年（光绪十二年）入山东巡抚张曜幕府。1890年（光绪十六年）出版《危言》，提出改革考试、任官制度，裁并机构，遣汰冗员，学习西法，设立议院以及实行晚婚等主张。1892年（光绪十八年）会试中榜，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外放安徽青阳县任知县。行前，受翁同龢召见。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皇帝曾两次传旨引见。
宋育仁（1857—1931），字芸子，四川富顺人。1875年（光绪元年）入张之洞尊经书院。1886年（光绪十二年）考中进士。1894年（光绪二十年）被任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使馆参赞，后升任代理公使。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创办《渝报》。次年发起成立蜀学会。著有《时务论》及《采风记》。他主张“伸民权”，以议院为立国、治国之本，批评洋务派不谈议院是舍本逐末。
何启（1859—1917），字迪之，号沃生，广东南海（今广州）人。1872年（同治十一年）赴英，学习医学及法律。1882年（光绪八年）回香港任律师。1890年（光绪十六年）任香港立法局议员。1894年（光绪二十年）冬，与香港大书院教师胡礼垣（1847—1916）合著《新政论议》，主张从七个方面进行改革。其第七条提出：各省每年派代表到首都“开议院”，“以宰辅为主席”，将议决之事请皇帝签名为据；如有不完备之处，则再议再奏。作者认为，这一制度，可以做到“一公而无不公，一平而无不平，国家无复有怀二心之人，君民永保咸有一德之庆”。 [10]
宋恕（1862—1910），字平子，号六斋，浙江平阳人。早年师事孙衣言、孙诒让。1887年（光绪十三年）游历上海、江宁、杭州等地。1890年（光绪十六年），赴武昌谒见张之洞。1892年（光绪十八年）写成《六字课斋卑议》初稿，同年赴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变法主张，被派任水师学堂教习委员。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写成《六字课斋津谈》。他自称“弱冠以后极端主张唯物论”，尖锐抨击叔孙通、董仲舒、韩愈、程颐等人的思想，提出“易服改制，一切从西”，被时人称为“旷世之大儒”。
上述改良主义思想家大都和洋务派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的思想和洋务思潮也有一致之处，但是，又和洋务思潮有重要区别。洋务思潮的主要内容是富国强兵，而上述改良主义者则在不同的程度上超出这一范围。他们提出开议院，这就触及了改变传统的君主专制主义，进入政治体制领域；他们提出以商立国，允许百姓自办企业，这就进入经济体制领域；他们要求改革科举，这就进入文化体制领域。这样，他们就不仅反映地主阶级的“自强”要求，而是在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