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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可能只是仰望着你-电子书下载

简介

1943.10
海明威发出电报:“你究竟是战地记者,还是我床上的妻子?”
1944.6.6
玛莎·盖尔霍恩登上英军的医疗舰,成为诺曼底登陆唯一的女性。
故事开始于1930年代,在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之下。彼时世界文艺大咖齐聚国际纵队,白求恩、海明威、聂鲁达、加缪、圣埃克苏佩里……甚至还有毕加索,一起奔赴被整个欧洲大陆抛弃的焦土,拯救陷入战火的西班牙。
28岁的玛莎是队伍中少有的女性记者,但她像男人一样出现在战场上,不顾生死出入最前线,深入大爆炸后的机场、难民营、孤儿院,扎扎实实记录战时普通人的故事。在这样动荡混乱的战时生活中,她情不自禁爱上了一直陪伴在旁,庇护着她的海明威。
他们在战场上陷入热恋,玛莎成为海明威的缪斯。西班牙内战告一段落后,他带她去到二人共同向往的古巴安家,并各自开始潜心写作。海明威正在写的正是《丧钟为谁而鸣》,他以她为女主角原型,后来还在题记中写道献给夫人玛莎·盖尔霍恩。
然而,当海明威因《丧钟为谁而鸣》再次风靡文坛,同样是战地记者和作家的玛莎,却必须以海明威的妻子为称号才能得到关注。二人关系的不平等逐渐显现。
玛莎必须做出选择:屈服于成为名人妻子的狭隘要求,或是冒着失去海明威的风险,打造一条属于自己的女人和作家之路。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会迫使她伤了他的心,也伤了她自己的心。

作者介绍

保拉·麦克莱恩
美国密歇根大学诗学硕士,目前在新英格兰大学任教。代表作《我多希望只爱过你一个人》(The Paris Wife)在全球以34种语言出版。2018年推出以海明威生平事迹为创作灵感的第二部作品《我不可能只是仰望着你》(Love and Ruin),该书一经出版便持续上榜《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报》。

部分摘录:
01 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天生是个旅行者,想去一切地方,亲眼看看所有事物。五六岁时我最清晰的记忆,便是一天早晨我写下——既不是歪歪斜斜也不是匆忙潦草,而是非常小心认真地写下:“亲爱的母亲,你是多么美丽,我爱你。再见。玛莎。”我找来一枚图钉,把信钉在楼梯最上方的柱子上,然后不声不响地从大门离开,什么也没带。我故意沿着街区一路往下小跑——我早就想这么做了——偷偷爬上给我们送冰块的人的货车,盼望着可以去到离圣路易斯很远的地方,在世界某个角落停下来。
那个漫长夏日的白天,我一整天都藏在车里,兴奋极了。偷乘货车的激动是一部分,加上是独自一人秘密地离开,但更多的兴奋来自透过货车车厢裂缝看到的陌生景象:工厂,居民区,乃至我出生的这座城市的无边广阔天地,是我从未见过或猜到的。我高兴得甚至忘记了饥饿,直到傍晚时分,森林山公园忽然映入眼帘,我才明白过来,我们的路线不过是环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大圈。
人生首次独自旅行怪让我失望的,但不管怎么说,它奠定了我今后的方向。我是个旅行者,就这样。到二十六岁时我已经踏足过欧洲大部分土地,在三大洋裸泳过,认识了外交官也见过了激进分子。大学无法继续提起我的兴趣,于是我退了学,自己找出路。似乎我必须要做的不仅是行动起来,去感知事物,我还要活出自己的模样,过属于我自己而非他人的生活。
但在1936年1月,母亲来电报让我回圣路易斯,说父亲病了。我乘火车回家,一路上紧张地将大衣口袋里的电报撕成小片。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总是小心翼翼,不让人看出她的担忧。但就算是电报里匆匆发出的几个字,还是透出了紧张和焦虑。我不知道会见到怎样的她,还有父亲,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面对他生病脆弱的样子,面对事情本来的模样。
母亲埃德娜永远是我夜空里的北极星,世上没有谁如她这般善良。她一直是个热情而智慧的好人,将一生奉献给了对妇女权益的支持。无论对事、对人还是事业,她总是站在正确的一边,然而不知为什么,这些宣传、游行和社区演讲从未影响她作为一名母亲和妻子的责任。每天晚上,只要听到父亲的钥匙在锁孔里转动,她无论手上在做什么事都会停下来,急急下楼迎接正好走进家门的父亲,他将灰色毛毡帽挂在木制衣帽架上,然后亲吻她。
这样的悠久惯例是他们的夜晚仪式,是两人之间的温柔时刻。但它也像对未来签订的一个承诺,承诺无条件地相互扶持走到尽头,承诺未来的每一个吻。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母亲每晚都能毫不费力地去门口迎接,显然时间也和她串通好了,特意慢下来,让她可以停下一切事情,在门打开的那一刻出现。但我当然是弄错了。坚持这件事让她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意志力。还有抉择与决心。是其他东西的倾覆,才令她能够日日出现在门口。它们确实倾覆过,只是我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见声响。
我的父亲乔治·盖尔霍恩是一名受人尊敬的知名产科医生,同时忙于两所医院的医务工作和教学,拥有着热情洋溢又无可挑剔的处世方式。他是那种从乔治·艾略特的小说里走出来的顶梁柱式父亲,一丝不苟地经营着家庭,像瑞士表的运转机制一般精确无误,对待病人和其他事情也是一样。
他的书房摆放着成千册书籍,按字母顺序排列,书脊完美地对齐。他每一本都读过。我还是小女孩时,觉得他了解所有能够了解的事物,这其中也包括关于我的一切。也许那便是为什么我永远在努力取悦他,赢得他的认可,想成为在他眼里闪烁着期许和可能的女儿。或许对真相让步成为我一生中最困难的事情:那个女儿当然不存在,也永远不可能出现。
在圣路易斯联合车站,我雇了一辆车去麦弗逊街。我下了车,站在锃锃发亮的大门前停留了好长一会儿,幻想着逃离而不是进去面对现实。上一次回家时,我和父亲起了激烈的争执,回想起他的话我仍旧忍不住畏缩起来。而现在他却生了重病,可能不久于人世。
门开了,是母亲,她看着我,仿佛觉得我丧失了知觉。“玛蒂!快进来,会重感冒的。”
她把我揽进怀里,单是她的气味便卸下了我的心防——薰衣草香水,擦脸香粉,上好的亚麻……她留存着我人生的每一时刻,两周一次的舞蹈,星期六早餐,她洗澡时轻哼的调子,她温习脑海中的演讲内容;只有我俩的午饭野餐,在克雷夫科尔潺潺的瀑布旁,我在那儿祈祷她永远不会死去;还有坐在门廊上的夜晚,灯光渐暗,我们将打开的书倒扣在膝头,白色飞蛾困在纱门上。
我站在铺展开的深红色波斯地毯上,回忆如开闸泄洪一般,在这同一张地毯上,我曾和兄弟们玩了无数弹珠游戏。所有曾经走过的路,所有成为我自己的努力,在这里都不重要了。这里一切还是原样:桃花心木家具,艺术品,书架上书的摆放位置,墙壁发亮的乳白色,阳光透过楼梯平台的彩色玻璃窗的质感,通通没变。仍是童年的那束光,我还是过去的我。
“他怎么样?”终于平复心情后,我问道。
“明天才能进一步知道情况。”她憔悴的脸紧绷着,使人不忍心看,却也不忍移开视线。她仍然是个美丽的女人,且会永远美丽下去。但我看到她矢车菊般颜色的蓝眼睛周围和下颌轮廓,无不刻满了忧虑和整夜无眠的印记。她总是盘得很低的头发已经变白、稀疏,珍珠项链下的深蓝衬衫也起了褶皱。
我不想问医生有没有提及癌症,也多少问不出口。从康涅狄格州出发到这里的一路上,这个词一直盘踞在我的脑内,沉重而锋利,但我忍住了,静静地跟着母亲去他休息的房间。穿过长长的过道,经过写字桌,圆镜,沉重的吊灯,每件我所熟知的物品都如抛下了锚一般坚固地待在它们应在的位置。楼梯下的一隅放着三角钢琴,装饰着涡卷纹样的谱架上是某首肖邦夜曲的乐谱,虽然自从我的弟弟去弗吉尼亚州读医科学校后,已经多年没人弹过它。
“阿尔弗雷德会来吗?”我问。
“他能抽得出空的话,周末会来。毕竟新一轮的课程刚刚开始。”
我等着她说起乔治和沃尔特,我的哥哥们。他们两人都住在东部,结了婚,孩子还小。如果他们也来的话,那真是和我预期一样糟了。但母亲只是一味往前走着。
上了楼,兄弟三人童年的房间早已被用作客房,而三楼屋檐下我的房间,则如时间胶囊一般仔细地保存了一切。我盼着待会儿可以逃进房间里,但现在还是要面对眼前——我的父亲像记忆中一样瘦削,皮肤被黄色的床单衬得几乎呈灰色。他倚着枕头,合着眼,但没有睡。
电报里说胃疼让他受尽了苦,医生将给他动手术。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如何向我们隐瞒了那么多年,竭力不让任何人包括母亲看出他的症状和疼痛,因为他猜测自己活不长了。他经年累月的沉默,终于让状况走向了恶化的极端。
“玛蒂来了。”是母亲的声音。
他睁开了眼,微笑使他的嘴唇绷了起来。“玛莎。”
我忽然觉得自己变得那样渺小,这里有两个我,一个是我自己,另一个是他希望能代替我的那个她。两个我都深爱着他,但从未能说出口。因为和亲情并道而行的还有气愤,我盼着能伤害他,又盼着能永远将他拉近。
母亲催促我上前,坐在挪到床边的椅子上,然后她自己坐到了窗边,打开报纸。我拉起父亲的手,他的手瘦骨嶙峋,满布血管,但却是暖的。上一次握住他的手,已是何年何月?
“我会完全好起来的。”还没等我说话,他先开口道,“我的外科医生是圣路易斯最好的。”
“我以为你才是圣路易斯最好的外科医生。”
这是句冷场的玩笑话,但他还是为我露出了笑容,紧接着是一阵痉挛,越来越严重,他的脸都扭曲了。我不得不将目光挪开,落在任何一个别处。等疼痛终于消失,父亲躺在那儿喘着粗气,他喝了些水,说:“我在读你的书。写得很精彩。”
我看见他的床头柜上,放着《民困见闻录》的普通纸打印手稿,这是我努力的最新成果。我在圣诞节前不久寄给他作为礼物,虽然下这个决心很不容易,因为我的第一本书他就没能读下去,而且亲口告诉了我,称其粗俗不堪。那是我在欧洲花了两年心血写出来的,全靠自己找到出版社,甚至拿到了一小笔预付稿酬。但倘若谁读到他那封措辞激烈的长信,里面是怎样一一列出对那本书失望的地方,肯定会以为我是靠黑市交易才能出版的。我笔下的人物轻佻,不检点,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费笔墨在这些上面,明明有那么多值得写的人和事。《疯狂的追求》写了三个渴盼找寻自我的女大学生,她们四处旅行,带男人回家,染上梅毒,不然便是跌跌撞撞,在昏暗的电影中上演孤独的剧情。父亲明显从字里行间读出了我自己的失败经历,虽然我本意是想向他展示那些精妙的对话,以及我对大海的描绘是多么令人拍案叫绝。
我一遍又一遍读着这封言辞尖刻的信,怒不可遏,恨不得用不堪的言语回敬他。但愤怒的背后是无尽的伤痛。一时,我把信揉作一团扔进废纸篓里,但那于事无补。每一个字仍然萦绕着我,钻进情绪翻涌的心底深处,在某个角落冒出浓烟,滴答作响,好像随时会爆炸。
不过这本新书完全不同,它写了一系列受大萧条严重冲击的人们的故事。我写这本书的出发点,是想对社会做出些贡献。
“你真的喜欢这本书?”我问他,还是掩饰不住声音里的哀怨。
“当然喜欢,有许多地方写得让人难过。而且我猜,你上一本书受到了那样的评价,要想签下这本书更不容易了吧。”他的语气不带任何恶意,就像谈论鸡蛋或者下雨一样自然,“不过也许不是那么回事。”
“其实是很难,不过我不会放弃。我不能接受努力做了无用功。”
“你当然不会放弃的。”母亲说道,站起身走到床尾,“我们盖尔霍恩一家可不是缩头乌龟。而且听好了,我也觉得这本书不可思议。你把人物写活了,我感到他们无比真实。”
“谢谢。”我说着,心里却有无数矛盾情感在斗争。我希望父母为我骄傲,重视我,同时又希望没人管我,完全只靠自己认可自己。那是我无论如何一直想要跨越的障碍。
“我们六点钟要准时赶到医院。”母亲提醒道,一边向我伸出手。我牵起她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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