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是倪梁康、卓立主编的“历史现象学研究丛书”中的第一本，由查尔斯·巴姆巴赫著，书中对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所谓“历史主义的危机”进行了解释。他将历史主义的危机简要概括为：许多德意志知识分子在1900年代对历史研究中之方法和对象的过多关注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他尤其强调两种影响：一是相对主义对绝对价值的解构，二是专注于过去而对当下的解构。全书分以下几章：科学主义与历史主义夹缝中的德国哲学；文德尔班的科学分类学；海因里希·李凯尔特的历史科学知识论；威廉·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 “时间的断裂”：青年海德格尔对历史主义的解构。
作者介绍
查尔斯·巴姆巴赫，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哲学系教授。著有《诗歌中的正义尺度：海德格尔、荷尔德林与策兰》（2013），《海德格尔之根：尼采、国家社会主义与古希腊人》（2003），《海德格尔、狄尔泰与历史主义的危机》（1995）。参与编辑了《哲学家和他们的诗人：康德以来德国哲学的诗意转向》（2019）。即将出版《陌路归乡：解读海德格尔哲学中的“荷尔德林”》。
部分摘录：
现代性与危机 19世纪哲学意识的一个基本特征似乎在于，离开历史，哲学便无从想象。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黑格尔的辩证法》
对历史而言，每一个单独的“主义”（-ism）都不过是某种误解和终结。
马丁·海德格尔:《何为物？》
1939年夏季学期之初，弗莱堡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开始了他的讲座课程，旨在通过形而上学的历史来确定“现代本身和西方终结的历史”。正如海德格尔所解释的：“从希腊哲人到尼采的整个西方思想都是形而上学的。西方历史的每个时代都以其各自的形而上学为基础。”海德格尔在这个学期尤其关注尼采，视之为“西方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身处西方形而上学危机大潮中的尼采预示了现代虚无主义的到来。(1)尼采的作品最为明晰地向海德格尔展现了现代主义者（modernist）在形而上学领域遇到的危机状态，此种形而上学的历史合法性已被来源于其自身的技术-科学的权力意志严重破坏，正如历史经验本身的作用一样。海德格尔坚称，历史和形而上学——被一并考察时——给西方哲学带来了危机，个中原委在于，它们体现了现代性的内在逻辑被某种“目的论”主宰。从哲学的角度看，海德格尔把现代性理解为“最后的时代”——一个衰落和充满了末世绝望的时代——这将导致西方文化的终结。对海德格尔来说，这种虚无主义式的崩溃则以“尼采”之名为标志：“在其思想中彻底展开的现时代，乃最后的时代。这意味着在这个时代的某个节点，人会做出有关这个时代究竟是西方历史之终点，还是另一场开端之征兆等结论的历史抉择。”(2)
或许，有人会把海德格尔在其尼采讲座中有关“终结”和“开端”的“历史结论”视为后现代历史态度的肇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历史终结”的某种后现代关注的开端。海德格尔在这些讲座中努力将“历史的形而上学品格”锚定在现代性历史的话语之中，从而对德国历史主义中的宏大叙事传统给予了毁灭性批判。(3)但他也成功地废除和解构了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在其《历史主义的兴起》（1936）中表达的乐观历史哲学，以及其中潜藏的关于进步、意义和理性的形而上学假设。在讲授形而上学史的时候，海德格尔也不再以传统历史主义的方式对待历史，即把它视为全部创造性价值的来源或文化传统（Bildungsgeschichte）延续性的模型。相反，他把历史主义解读为某种死去和过时的世界观——它不过是主导了19世纪欧洲意识形态之世界观哲学的残余。但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历史主义的死亡不仅仅意味着德国历史思想中学院传统的崩溃，它也代表了世人对整个欧洲思想认识的划时代转变，并为发端于早期希腊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提供了终结感。历史主义的崩溃与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之“最后时代”的批判密切相关，这个时代充斥着历史见解，并且也厌倦了传统本身的虚无主义倾向。在关于历史意识之意义的长期世代辩论行将结束之际，海德格尔关于尼采的讲座向听众提供了历史主义的必然结局，或者至少是将其理解为某种“终结”的解释。对海德格尔而言，作为“历史终结”的另一种表述，历史主义体现了西方思想的形而上学及其时间性、线性和总体性诸范畴的消耗殆尽，这又强化了我们对现代性危机的认识。
在海德格尔看来，历史主义与线性叙事以及历时承继的逻辑是等同的，这个逻辑让人从先验主体（transcendental subject）——自我意识，笛卡尔式的形而上学中自主的我思（cogito）——的角度人本主义地观察过往。然而，在其危机模式中，历史主义隐含的却不只是对狭隘的史学传统的表面怀疑，它最终表达了建立在历史主义形而上学和人类学的普遍理性原则之上的整个形而上学时代的破产。只要海德格尔的作品解释了现时代的终结及其与历史主义形而上学原则的关系，它就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些模棱两可的范畴的重要过渡。随传统的史学范畴败坏和崩溃而来的，则是当代文学批评和哲学中关于“历史的终结”和“哲学的终结”等带有讽刺和游戏色彩的意识。(4)经由海德格尔的批判，这种崩溃的史学意义决定性地站在了现代主义之遗产的哲学的对立面。但他的作品并不是某种孤立气质的自我表现，而是对当代德国哲学内部之历史知识和意义等方面的实际论辩的谨慎而尖锐的回应。为了理解海德格尔批评的全部意义，我们需要考察其得以提出的特定背景。
接下来，我会提出一种历史主义形而上学的谱系，并将其置于德国哲学思想在1880—1930年间出现的危机意识的背景之中。通过考察与“危机”密切相关的四位学院哲学家（university philosophers）——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海因里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和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的作品，我会努力呈现20世纪早期德国哲学中的困惑和矛盾，这对确定其为一门危机中的学科有所助益。(5)我选择这样一组哲学家的原因在于，于我而言，他们的作品代表了德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转变，这种转变与那代人对“科学危机”的认知若合符节。例如，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都为这种危机提供了新康德主义式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如今看来似乎都受限于其本身的历史假设。但我相信，恰恰要理解这些限制，我们才能开始领会并更清楚地定义自身的后现代困境，因为我们正陷于对时间的科学定义和历史定义的形而上学态度之中。狄尔泰和海德格尔的洞见则远远超过了帮助我们克服新康德主义的狭隘认识论关切的程度，他们还提供了一种从历史鲜活经验的视野中重新审视现代性事业的方法。在二人的作品中，历史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具备产生新危机意识之可能，这种可能性超越了传统史家关于科学客观性、文化相对主义、人文科学自主性和历史价值的意义等关涉哲学现代性的一整个问题域。
通过对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历史科学认识论，狄尔泰对历史理性的批判，和海德格尔对存在论历史的解构中包含的危机和危机意识之哲学意义的具体关切，我试图表明，历史主义的危机是如何被解读为现代性自身内部的哲学矛盾的。在我看来，历史主义不仅代表了文化世界观的发展，也不只意味着特定学科内部的专业化进程，它还让人从形而上学的角度解读既规定又破坏现代以及后现代思想的历史。我认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本质上都是受动的（reactive），也即，二者都构成对先前建立的历史叙事的回应，即便在这种叙事威胁到现代或后现代解释的稳定性之处亦是如此。因此，当乔伊斯的史蒂芬·迪德勒斯（Stephen Dedalus）感觉历史像噩梦并试图从中醒来，或者叶芝在“基督再临”（The Second Coming）的朝圣中将历史理解为其内核无法维持的叙事时，他们都在对一个自身内在意义和相关性从根本上受到质疑的传统作出反应。现代和后现代的历史版本共享这种焦虑和不稳定之感，作为整体的过去已经逝去，并且很可能会随时化作无常的碎片。二者都构成了对历史主义者之历史解读的回应，后者一来就建立了作为历史进步之基础的单向度的时间形而上学。因此，如果现代主义反复确认“现代”——也即新的时代——为最高的文化价值，则它只能在对先于现代之过去的克服中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在业已建立的统一、意义和总体性叙事面前，人们才能言说碎片、危机或决裂。历史主义者对历史的解读仅仅提供了一种方向性和目的性的叙事，即某种世俗化的因果神学，它假定了所有事件的一致性。对于像黑格尔这般的哲学历史主义者而言，历史的意义以理性的狡黠达成，而对于像兰克（Ranke）这样的神学历史主义者而言，普遍的历史是按照天意的设计组织起来的。在这种将过去视为某种神学乃至末世论的主张中，传统的历史主义则把史事的竞争性逻辑论证为成王败寇的叙事。然而，随着历史主义视角在1880—1930年期间的瓦解——从尼采的“上帝死了”的宣言、斯宾格勒的“人性的黄昏”，胡塞尔的“欧洲科学的危机”、特勒尔齐的“历史主义的危机”，到战后概述了西方文明崩溃的学术宣言，不一而足——此种关乎意义和进步的线性叙事已被彻底打破，取而代之的则是世人对历史的最终意义的根本性质疑，新的危机修辞和危机意识也应运而生。
在其源始的希腊语意义上，危机意味着筛选或分离，它引导人走向判断或抉择的时刻。(6)在希波克拉底和盖伦那里，这个词被用来表示疾病的转折点。相比之下，历史主义的危机代表了人对全然不同之事项的判断，也即，偏离或打破19世纪占主导的历史进步哲学，及其对意义和秩序的期待。人们可以争辩说，德国历史思想的这场危机可以追溯到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中的第二篇文章，即《历史对人生的利与弊》（“On the Uses and Disadvantages of History for Life”）。但绝无任何一个文本可充当源始的起点。众人对危机的感知出自他们对一系列复杂的假设、价值观、传统和文化上的陈词滥调的反应，它们在19世纪晚期的德国占据主导位置。然而，尼采比他的同代人更能完美地捕捉到历史主义意识形态中的衰败和被动情绪。对于尼采来说，历史主义是一种现代意识的疾患，它培养了一种沉思的、以研究为导向的人格。沉浸在文本研究的亚历山大诗行（Alexandrine）乐趣中的历史学家们，在尼采笔下变成了被动的观察者，淹没在档案之中，无法行动或创造，不断降格为“历史后宫中的阉人”。(7)然而，即便尼采对19世纪的“历史疾患”开展了抨击，但历史主义思想的制度力量仍在增长，其影响力甚至扩展到了德国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或者“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s）的所有分支。(8)直到一战之后，当新技术带来的大屠杀导致了广泛的政治混乱、经济崩溃和社会混乱时，才发生了历史主义思想的大规模解体。继德国“1918年的大灾难”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Decline of the West，1918）和西奥多·莱辛的《历史作为无意义之意义的赠与》（History as the Bestowal of Meaning on the Meaningless，1919）也都呼应了信仰尽失的时代情绪，并以典范的形式表达了现代主义的危机心态。
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现代主义代表了危机可作为文化认知的模型的高度意识。然而，它表明，破碎和分散的图景远非一种审美偏好，现代主义也意味着人对时间和叙事的全新理解。在现代主义的时间范畴中，事件不再连贯，它们的一致因历史线性的波折而中断。由于危机感切断了事件链，危机这个观念本身也取而代之成为历史解释的新源头。
通过破坏承继和连续性的逻辑，危机感挑战了进步和单一时间的历史主义叙事。因此，如果我们把“历史主义”一词理解为对过去、一切旧事物和古物的固执和忠诚，那么，“现代主义”这个概念最好被描述为——正如詹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所解释的——“持续的压制和不断出新的时代，它本身也会迅速老去，并立即被更新的东西所取代”。(9)瓦蒂莫在《现代性的终结》（The End of Modernity）中令人信服地表明，尼采的虚无主义叙事乃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从危机的角度思考历史之企图的重要诱因。对瓦蒂莫而言，所有先验之物和超历史价值的坍塌都指向了虚无主义和后历史的思想形式：“因为真理的观念不复存在，基础也不再起作用（此间也不再有基础信念存在之基础……），经由批判地克服也无法找到一条逃离现代性的道路，因为后者也是现代性本身的组成部分。因此，很明显，人们必须寻求替代办法，而这个档口也可被认定为哲学中后现代性的诞生时刻。”(10)
在世纪之交的前卫运动中，现代主义者对克服传统的热衷，以及对新事物的迷恋，似乎是对过去的大胆拒绝。然而，即便现代主义试图克服基本的历史主义立场，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依然与历史主义的基本原则相互关联，只不过是消极的联系而已。用瓦蒂莫的话说，“历史主义刻画了现代性”，因为在把时间的形而上学视野建立为纯粹的时间连续性的过程中，它不断巩固并强化了克服传统的现代主义逻辑。(11)在这一过程中，它把现代性的历史刻画为形而上学的历史，并且开启了消解形而上学以及“历史终结”的道路。现代主义思想被一种特殊的历史时间理解所打断，它把时间理解为线性的因果序列。如此思考过去的方式产生了一种“中性时间”（neutral time），所有事件在其中都被客观地加以衡量，像极了地图制作时根据距离和位置等经验规范测量空间一样。正如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言，“空洞而均质的时间”，绘图和数学中的时间为维持中立的价值提供了终极背景；亦如利奥波德·冯·兰克所说的，它创造了一个历史连续体的幻觉，其中均等的间隔能让人“以无偏私的眼光看待普遍历史的进程”(12)。古典历史主义致力于把无价值判断和中立视角作为历史客观性的本质。但这些价值观本身只有在允许另一种幻觉——即因果关系上可证明的历史效应连续体——的中立时间性基础之上才是可能的。现代主义背离了古典历史主义，因为历史的现代经验是非因果的、断裂的和反讽的。对现代主义者而言，历史文本更像是一份被不相关的栏目分割的报纸，而非某种统一的叙事。在其《海德格尔论存在、故事和语言》（Essere, storia, e linguaggio in Heidegger）一书的“历史主义的瓦解”一章中，瓦蒂莫试图论证历史主义诸范畴——这些范畴建立在把时间理解为具备内在方向的形而上学之上——的瓦解与现代性危机的紧密关联。对于瓦蒂莫而言，海德格尔对历史主义时间概念的破坏构成了对“过去的主导性”的末世论突破。(13)瓦蒂莫写道，海德格尔思想中的这种突破——或者危机——不仅仅是“不同历史阶段的显露”，而且是历史本身的终结：后现代的解构所提供的“不仅仅是与现代相关的某种新东西，更是对新（thenew）之范畴的消解……它提供了‘历史终结’的体验”(14)。正如瓦蒂莫所解释的那样，后现代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消解过程是一致的，因为它标志着黑格尔式的世界历史盛会的终结。因此，瓦蒂莫总结道，“对历史的后现代沉思只能是某种‘修正的’、形式扭曲的历史主义”。(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