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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伦理学名著译丛(套装21卷)-电子书下载

简介

外国伦理学名著译丛精选已有定论的古典名著和有较大影响的当代专著,包括较好的伦理学史和教科书。本套装21册具体包括:《正义论》《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尼各马科伦理学》《伦理学方法》《伦理学体系》《沉思录》《道德情操论》《伦理学概论》《被证明的不平等:社会正义的原则》《道德原理探究》《德性之后》《功利主义:赞成与反对》《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境遇伦理学》《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伦理学与语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对象、结构、基本方面》《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无义务无制裁的道德概论》《五种伦理学理论》《哲学的伦理学》。

作者介绍

外国伦理学名著译丛,作者为(美)约翰·罗尔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英)伯特兰·罗素、(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日)小仓志祥、(古罗马)马可·奥勒留、(美)罗伯特·诺齐克、(英)亚当·斯密、(澳)J.J.C.斯马特、(美)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大卫·休谟(David Hume)等世界顶级大师。

部分摘录:
快乐论的功利主义与非快乐论的功利主义 行动功利主义者根据行动好或坏的效果来判定行动的正确或错误。但他仅仅是根据快乐和不快乐的感受来判定行动效果的好和坏吗?边沁[1]认为,毫无意义的玩乐同欣赏诗歌在快乐的量上是等价的。我们可以称他为快乐论的行动功利主义者。摩尔相信,某些心情(如求知的心情)具有内在的价值,根本不以它们给予人的快乐为转移。我们可以称摩尔为理想的功利主义者[2]。穆勒似乎介于两人之间。他认为快乐具有高级和低级的区别,也就是说,快乐是构成好效果的必要条件,但除了快乐与不快乐的感觉外,好效果还取决于其他经验的性质。我建议称穆勒为准理想的功利主义者[3]。对穆勒来说,快乐在代数式X×Y×Z中具有X的作用,如果x=0,代数式就等于零。对摩尔来说,快乐在代数式(X+1)×X×Y×Z中具有X的作用,如果X等于零,代数式未必为零。自然,以上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比拟。边沁、穆勒和摩尔都共同认为,判定一个行动正确性的唯一依据是效果,即行动所产生的事态。当然,我们在此应该格外小心,不要把“事态”解释为包涵一切现象,以至于把一切伦理学都归结为功利主义。否则,我们将无法为功利主义进行论证。例如,如果承认有“承诺的事态”,义务论者就会说,正因为那是诺言,所以人们应该履行。这样,义务论岂不变成了功利主义者。我们不希望这类事发生。
按照我所接受的非认识主义(或主观主义)伦理学的观点,“应当(ought)”和“好(good)”的语义功能主要是表达同意或称赞。我们用“应当”来称赞行动,用“好”来称赞一切事物。但是,我在此使用的“好”是用来称赞“事态或行动的效果”。假如我们确知A和B两种可供选择行动的整个效果,假如我们只能作出选择A和B的行动,那么,在决定选择A或B的问题上,行动功利主义者就要考虑,是否A的整个效果比B的整个效果更好,或者与其相反,或者A和B的整个效果是等价的。也就是说,如果他认为A的整个效果比B的整个效果更好,他就称赞A,而不称赞B。但是,“更好”本身就是称赞。因此,行动功利主义者不得不使用双重评价。首先,他必须评价效果;然后,根据对效果的评价再去评价产生效果的行动(A和B)。人们很容易忽视第二种评价的必要性。如果我们提及下面的事例,就会发现这种必要性。非功利主义者,如像D.罗斯那样的哲学家,可能同意我们对A和B两种行动的整个效果相互比较的价值评价,但不同意我们对A或B的选择;他可能同意我们对整个效果的评价,但不同意我们对可能行动的评价。他大概会说:“A的整个效果确实比B的整个效果更好,但是,你已经承诺选择B,实际上却选择了A,这种行动是不正当的。”我在研究中主要关注的是第二种评价,即对行动的评价。功利主义乐于同这样的人讨论,他们十之八九赞同他关于什么效果是好效果的观点,但不赞成他关于我们应当做能够产生最好效果的观点。有一种理由可以说明,理想的功利主义和快乐论的功利主义之间在大多数问题上的争执一般不会导致关于在实践中应当做什么这一问题上的严重分歧。然而,在本章中,我愿谈谈第一种评价(效果的评价),以便澄清一些问题。就是对于这种评价,边沁、穆勒和摩尔之间存在一定的分歧。穆勒指出,“苏格拉底的不满足比一个傻子的满足更好”,[4]这个观点的本意在于说明快乐不是评价效果的唯一标准。尽管苏格拉底的心理状态不如傻子的心理状态快乐,但穆勒认为,苏格拉底比傻子幸福。
首先必须注意,像边沁那样的纯粹快乐论的功利主义者也可能同意穆勒的观点,宁可选择不满足的哲学家的体验,也不选择满足的傻子的体验。但是,他对哲学家那种心情的偏爱并不出自于内在的本性。他可能认为,不满意的哲学家是社会的有用力量,苏格拉底负有普遍地改造人类命运的使命。请考虑这样两个兄弟。一个温顺、性情懒散,但对生活相当满意,终日悠然自得,知足长乐。另一个抱有雄心大志,他可能会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可能会努力去获得科学的成就、学术上的荣誉;也可能有所发明创造,治疗疾病,改进农业生产,以使无数懒散的人能过上满足的生活,否则这些人就会受到贫困、疾病和饥饿的折磨。或许他可能对理论科学有所贡献,以此来推进应用科学的发展;可能创作诗歌,使人们的闲暇时光充满快乐,激发实际工作者和科学家的思维,间接发挥改造社会的作用。由此可见,阅读诗歌或攻读数学的快乐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非本身固有的价值,而毫无意义的玩耍或日光浴的快乐却并非如此。虽然诗人和数学家可能不满足,但是,正因为有了他们,整个社会才可能更令人满意。
再则,喜欢无意义的玩耍或琐屑俗事的人可能最终会厌腻它,欣赏诗歌的人却可能一生都会保持这种兴致。况且,欣赏诗歌还能锻炼人的想象力和感受力。与那些玩物丧志、让自己的头脑日益退化的人相比,始终保持对诗歌兴趣的人能够为其他人带来更多幸福。·总之,从个人自身生活与他人生活两种情况来看,阅读诗歌的快乐比沉溺于琐屑俗事的快乐更为丰富(fecund)(借用边沁的话)。
再次,也许对诗歌的偏爱甚于对琐屑俗事的兴趣并不具有内在的价值,而只具有外在的价值。也许严格就其本身而言,在某一特别的时刻,满足的羊同满足的哲学家是等价的。但是,人们几乎不会同意这样的说法。我们如果同意满足的哲学家和满足的羊是等价的,那么就会同意用避孕的方法来减少人口,并且使羊的数量大大超过应有的水平。人数也许最后剩得不多,只够保护羊群不被凶恶的野兽劫掠,他们终日同成百上千万只满足的羊一起心满意足,无所事事地消磨时光。无庸置疑,如果满足的白痴同满足的哲学家是等价的,满足的羊同满足的白痴是等价的,那么,满足的鱼同满足的羊也是等价的,满足的甲虫又同满足的鱼是等价的,如此类推,我们何时才能穷尽呢?
也许,把快乐等同于满足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满足大致存在于不满足的愿望的相对缺乏之中;快乐则是更为积极的感情,它存在于不满足的愿望的缺乏和满足的愿望的存在之间的一种比较之中。我们可以这样说明它们的差异:完全的无意识或许是满足的极限条件,但不是快乐的极限条件。石块没有不满足的愿望,不过,它根本就没有愿望。然而,这种思考仍然不能解决边沁和穆勒的争执。毫无疑问,如同哲学家有强烈的愿望去探寻宇宙之谜一样,狗也有强烈的愿望去追逐老鼠。不过,穆勒会说,不管狗快乐到什么程度,哲学家的快乐比狗的快乐更具有内在的价值。许多人(包括听我讲解的那些读者)都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我们许多人不仅喜爱快乐本身,而且往往喜欢某些种类的愉快。我怀疑人们都有喜爱更为复杂的精神快乐的内在本性,这并不奇怪。我们确实不能低估一个结实而健康的人的纯属动物的力量。从任何标准看,人都是一个很大而强壮的动物。然而,有人说,人之高于其他动物在于人的生存环境依赖于他的优良智慧。如果人类不能超过动物,没有努力思考和奋斗的天性,我们现在何以能有栖身之地呢?难怪人们具有偏爱智慧和复杂性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本来还会持续发展。也许,有人感到我在此的言论有点过分,企图把人的各种爱好贬低为低级娱乐(如流行的电视节目等)。他们认为,绝大多数的电视迷也能快乐地醉心于其他实际工作,如修理小汽车、翻新家具、培植花园;不管一个人如何愚蠢,如果把他同满足的羊,甚至快乐活泼的狗等同视之(如果可能的话),他一定会感到气愤。总而言之,我们不必掩饰两派人在基本态度上可能有分歧的事实,即喜欢穆勒的人具有偏爱“高级”快乐的内在本性,而喜欢边沁的人却没有这种本性。另一方面,虽然这两种人在基本的目的上存在分歧,但是,他们在实践中又可能都赞成一个应当选择的行动。因此,探究不满足的苏格拉底和满足的傻子这个问题可能引起的分歧,到底对实践伦理学产生了多大影响,确实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首先,人们愿意说“影响不大”。因为我们已经注意到,最复杂的精神快乐也是最丰富的精神快乐。阅读诗歌能使人的精神升华,增强人的感受性,因此,它与人的各种精神追求是和谐的。这些追求总有一点实践的价值。按照边沁的观点,醉心于数学是一种应当加以鼓励的快乐,因为数学的发展是决定人类进步的一个因素。甚至连快乐论的大思想家也乐意自己的孩子获得阅读诗歌和攻读数学的快乐,而不乐意他们抛弃这些艺术,沉溺于玩弹子和吃糖果的快乐之中。实际上,许多饮食男女的快乐不仅缺乏丰富性,而且还同快乐的丰富性背道而驰。例如,饮食过度会导致肥胖、多病、缺少热情和精力衰退;嗜酒成性甚至更坏。因此,在日常生活的大多数情况下,纯粹的快乐论者提出的忠告同准理想功利主义者的观点是一致的。
然而,这种情况并非始终如此。几年以,J.奥尔兹(Olds)与P.米尔纳(Milner)两个心理学家用老鼠做了一些实验[5]。他们给每一个老鼠的脑中插入一个电极,这些电极分别插在不同的脑区,通过对不同脑区的刺激来观察老鼠所反应的行为特征。当给不同的脑区输入电流时,有的老鼠表现为愉快,有的表现为痛苦,有的则没有任何反应。在刺激能产生愉快的实验中,老鼠甚至学会了按电钮,它通过不断地按电钮来刺激自己,几乎忘记寻食;在有些实验中,老鼠坐在电钮旁数小时,隔几秒钟按一次电钮来刺激自己。这个实验使人联想起未来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图景,一个脑里被插入了许多电极的愚蠢家伙,使用不同的电钮,纵情于性、吃、喝……等肉体的快乐之中。这就是我们的伦理思想致力于达到的生活方式吗?难道人的生活将是这样:一周只有几小时的工作,有自动化的工厂,人们终日悠然自得,没灾没病,通过按电钮打发时光,连续用电流刺激大脑的各个区域吗?绝对不是。尽管我们知道人不是为了某种东西而被创造的,而只不过是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的产物,但人们忍不住想说,人是为了某些高级的东西而被创造的。可以说,对上面那种耽于声色口腹之乐的感官刺激生活的反对理由是,虽然它自身是快乐的,但它将有损于未来的快乐,一般的感官快乐常常如此:过度的性生活纵欲可能产生衰弱的效果,并会影响浪漫爱情的深切感受。但是,是否电极方法的刺激也具有这种导致衰弱的后果,是否电极刺激会损害人的这种快乐在未来给予人快乐的可能性,却是另外一个问题。例如,当人的体内没有足够的荷尔蒙分泌,或者人的整个化学机制几乎就要停止循环的时候,人们能用电极方法来刺激自己吗?可是,一个人因感到快乐而纵情于电流刺激的生活,就会对其他事物漠然视之。也许,如果一切人都成了电极操作者,人类就会失去对其他事物的兴趣,整个人类就会因此而毁灭。
然而,我们可以假定一个与上面事例相反的事例。如果一个人在办公室或工厂里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仅仅在晚上回家后,过几小时的电流刺激生活,而且没有坏的效果。这种快乐是如此之大,又易于重复,即使因为缺乏丰富性也没关系。实际上,人类的科学艺术,例如医药、工程、农业和建筑总会发展到完善的程度,到那个时候,由于没有饥饿、疾病和贫穷的痛苦,完善的社会条件足以保证人们把他们的时光消度在电流刺激的生活之中。这将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社会吗?这就是我们为之而追求的千年王国吗?对此,纯粹快乐论的回答是肯定的。
因此,我们应该从另一角度来考察幸福的概念。我们能够称电极操作者是真正幸福的吗?这确实是一个难以澄清的问题,因为幸福的概念相当复杂。但是,不管我们是否应该称电极操作者是“幸福”的,说(1)他是满足的,(2)他过得快乐,却是没有疑问的。
也许,根据下面的情况,我们可能不愿意称电极操作者是“幸福”的。电极操作者也许沉溺于电流刺激中,感到美满自足,并且决不愿意为了其他任何事物而改变自己的命运。也许,一旦我们成了电极操作者,我们也会感到美满自足。不过,就现在而言,我们恰好不想成为电极操作者,我们想做其他事情,搞创作或参加板球队。如果有人说,“从明天起强迫你们成为电极操作者”,我们仍将感到不高兴;也许从明天起,电极一旦开始发挥作用,我们就会感到美满自足,但是,就现在来说,对于这种前景我们是不满足的。尽管我们也许知道,从明天起我们将会生活得美满自足,我们也不满足于别人来告诉我们,从明天起我们就要处于一定的状态之中。这一切在心理上是可能的,它正是我们经常遇到的某种情境中的更显著的一面。例如,我曾记得有一次乘缆索车上一座陡峭的山峰,当车行至半山腰时,缆索车就吱嘎作响,显然缆索车的上部易于断裂,而车的下面是恍如大口的深谷。我当时想,要是不乘缆索车该有多好;要是买缆索车票时,没有买成票该有多好。但不卖给我车票我又会生气。再则,一个为了准时去牙科看病的人,急急忙忙地登上公共汽车,但几分钟后,当牙钻钻入他的牙时,他一定会想,要是错过这班车该有多好。与此相反,尽管我知道从明天起我将生活得美满自足,但我完全有可能今天并不高兴别人来告诉我,从明天起我将成为有电极瘾的人。
我认为,以上分析说明了我们有点不情愿称电极操作者为“幸福”的理由。幸福的概念同满足的概念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也就是说,尽管幸福的外延更为广泛,但是,一定的幸福总要包含适度时满足。虽然我成为电极操作者时,我会感到满足,但我现在不满足于我要成为电极操作者的预料。同样,如果苏格拉底成为傻子以后,他会感到美满自足,然而,如果事前他被告知他将成为傻子,他大概会比现在更加感到不满意。这便是边沁和穆勒争执的一部分困境。这个事例包含了两种可能性:(1)我们在一个具体的境遇中是满足的;(2)我们在预料未来的满足时是满足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在某种境遇中的满足感同我们预料将进入这种境遇时的满足感,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在电极操作者与苏格拉底和傻子的事例中,我们立刻被分成各持己见的两派。
由此可见,我们称一个人是“幸福”的,如果这只是说他绝大部分时间都满足,甚至过得快乐,丝毫没有不满足感和痛苦,这是不够的。我认为,这只是部分地表达了对这种形式的满足和愉快的观念的赞赏态度。A称B“幸福”就等于说,A在预料B目前的心境和预料自己的心境时,A必须是满足的。这就要求A在能够得到那种机会时,喜爱这种心境。换句话说,“幸福”总的来说是一个描述词(它同满足和快乐的概念密不可分),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评价词。正是因为穆勒推崇“高级”快乐(即精神快乐)高于简单世俗的快乐(更何况这两种快乐的效果和副作用也很不相同),所以他能断定,与那些喜欢雕虫小技和饮啤酒的人相比,乐于阅读哲学著作的人“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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