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一年。德国《法兰克福报》的记者保罗·戈德曼，受报社指派，在这一年来到了中国，专程对中国的经济、军事、司法等进行考察。他从香港登陆，经广州、上海深入中国腹地汉口、武昌、胶州、天津、北京，采访了李鸿章、荣禄、陈季同、广东总督秘书兼厘金局局长、上海道台等晚清人物。作为外国人探访中国的历史记录，该书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读者可以通过富有现场感的“他者”视角，感受晚清帝国在艰难危局中转型的重要历史细节，进而看到清末中国社会的鲜活风貌。
作者介绍
保罗·戈德曼（Paul Goldmann）：
1865年1月31日生于德国布雷斯劳市（现为波兰弗罗茨瓦夫市），1935年9月25日在维也纳去世，奥地利及德国新闻工作者、公关人员、旅行作家、戏剧评论家、翻译。1892年至1902年，他在布鲁塞尔，巴黎和中国担任《法兰克福报》的记者，并于1898年期间在中国进行游历和采访。
部分摘录：
第一章 登船“普鲁士[1]号” 一八九八年四月十日
热那亚—那布勒斯—塞得港途中
易碎品—“普鲁士号”—启程—德法蒸汽船—少许食物—船舰协会—船长—繁忙的船—行政官员—高等服务员—离开欧洲
在热那亚[2]港口边上，行李工人们忙着把小纸箱装船。整个搬运行李的流程是再简单不过了，那就是把行李丢弃到停泊在石阶尽头的船上而已。难道行李不会因此而掉入水中吗？这的确是有可能的，而且也时常会发生。掉入水里的行李箱在喧闹声中被打捞上来时，那些看似英勇的码头工人，情绪也随之沸腾了起来。他们不懂得整件事情的荒谬之处，因为每一个滚下石阶的箱子上面，都清清楚楚地漆着德文“易碎品”字样。我对要带我去登船的渡船人说，如果他能够用其他方式把我的行李送到船上，而不是把它们丢下石阶，我心里会舒服些。他会意地对我眨了眨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则半开半闭地说：没有四个里拉他就无法为我渡船，即便我是他的亲兄弟也不能再便宜了。我们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甚至连圣母马利亚都搬了出来。我把一个里拉攥在手里，说这是我仅存的意大利钱，他如果不想要，那我就待在陆地上；他要是不相信我的话，那么事情可能会变得有些棘手。但是，最后他还是把那一个里拉收进了他的口袋里，将我的行李稳稳当当地放到了船上，并奋力摇桨向前划去。
我们的小船在锚链和松动的缆绳下方滑行，一下往右弯，一下往左转，甚至，还差点撞上其他船只。“普鲁士号”这艘北德航运公司的大型东亚航线蒸汽船，她停泊得实在是有些远。顺带一提的是：在英文语法中所有的船都用代名词“她”，而德文的蒸汽船是阳性冠词“他”，船是中性冠词，普鲁士王国也是中性冠词。但是，为什么这艘“普鲁士号”却是阴性冠词“她”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普鲁士号”停泊在远处，你只有靠近了才能看清她的全貌。首先，必须得绕过停泊在热那亚港内的“珀修斯[3]号”，接着看到一艘巨大而修长的白色船以及两个深黄色的烟囱。当人们看着她的船首，会看到Llyod的标记刻印在锚上面，也就是不来梅皇冠搭配着钥匙。另一侧大船的舷梯已经放下来了，一艘小船牵着其他小船，有些船上飘扬着黑白红的三色旗帜[4]。
人们登上舷梯，然后站在上面，周围尽是启程前最后几个小时熙熙攘攘的热闹场面。我有个奇异的感觉：这里的人们在某些方面，并没有协助要去中国的人，他们也相当习惯这件事情。有人问友善的服务员哪里是分配好的客舱。我穿越长长的通道，这让人想起大酒店中的长廊，这里不时还听到某处有小孩的嬉笑声。通道统统都是白色的，干净得闪闪发亮。船的内部设施都是明光锃亮的，这使得船舱的友善度一下子提高了不少。服务员开门说：“请进！这就是您的客舱。”这将是我接下来几周的住处。这房间是如此地宽敞，以至于我感觉有可能是在另外一艘船上。床之外还有一个沙发，以及几件木制家具，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小房间，但是，却让我觉得气势非凡，让我回想起第一次海上旅行。那是搭乘意大利的船，船上必须要打开窗户，才会有足够的空间刷牙。
甲板上有个礼拜堂，尽管是一支只有八个人的乐队，但是他们打击得很用力，大鼓的回音震动着整个船壁。此刻，从热那亚港某个教堂尖顶传来了深邃、轰隆隆的钟声，普鲁士号启动的铃声以清脆嘹亮的声音“叮！叮！叮！”回应着，锚链开始叮当作响着收起，船准时启动了。灯塔从我们的左边缓慢滑过，还有一座山丘以及山丘上的老建筑，那里可能是一间有着浓密灌木丛的修道院。我们就这样出港了。
一艘小小的船跟着我们的大船一起同向航行，一位女士撑着白色的阳伞站在上面。她挥了挥手帕：“再会！再会！”很快，她的阳伞便成为水上的一个白点。热那亚港在我们的后方，海岸线沿着绵延的山脉展开，处处闪烁着房屋的灯光。海水的波动如同深呼吸，让船也跟着潮起潮落。
有人对我这个航海新手保证，上下摆动的船身很快就不会恼人了，可是我足足等了八九天，这个承诺依旧没有实现。令我难以适应的是：上面站着人的甲板，突然离开脚底，又总是像后悔一样，重新回到脚下。
“普鲁士号”是一艘富丽堂皇的船，船舱内装潢优雅宜人，到处挂满了画、到处都是镀金的饰品。客厅以樱桃色的丝绸布置，吸烟室还镶着锃亮的黄木。以白色及金色装潢的餐厅，可以同时容纳八十人，靠十二个舷窗与天花板中间的彩色玻璃采光。当然，所有的房间以及客舱都有电灯。当人们散步于甲板之上，绕着头等舱专属的俱乐部圆环，它占地宽敞而洁白得不可思议（这让人相信每个污点都被去渍油洗掉了）。头顶用木头以及帆布覆盖了二三层，以遮蔽热带地方较晚升起的太阳照射——所有乘客们能想到的都已经被考虑得很周到。这艘船拥有自己的烘焙坊、点心坊、肉铺、洗衣房（我看到有中国人在此服务）、药局、印刷店、发廊，还有许多提供冷热水的浴室等等。甚至小孩子也有自己的活动空间，在那里边可以爱叫多大声就叫多大声（可惜我们在甲板上听到的可是相当大声）。每一层甲板，第一层、第二层都还有一个给小孩子的秋千——虽然搭这艘船就已经很像是在玩一个大的秋千了。
第二层提供的服务设施对于乘客而言不亚于第一层，只是房间少了一点点奢华的东西。第三层的下等舱也被布置得井然有序并且干干净净，这就是德国船与法国船的区别。后者所有东西都是为了头等舱的乘客，只留下很少的东西给下等舱级的乘客。哭吧，谁叫你没有钱呢！在法国，她的国家就是按照这个原理运作的，社会也是依照这样来组织的。难怪同样是法国船的标准设置，在德国至少比较有民主精神，人们会顾及其他等级舱的乘客。
我们一整天都在吃饭，从早上很早就开始，直到夜幕降临很晚才结束。每天三次大餐：早上这个时候人们就已经喝咖啡配二三盘肉了，再来就是中午及晚上的餐食，这中间还有许多咖啡与茶水点心可用。尽管三餐的时间间隔很短，不过考虑到人们还是会有可能肚子饿了找不到东西吃，所以在这些间隔时间，船上又供应着许多奶油餐包。夜晚，当先生们在吸烟室坐着吞云吐雾，啤酒杯与威士忌放在桌上时，服务生还会提供三明治。如果说唯一可以摆脱进食的时刻，那就是躺在床上睡觉之时。但是，让人更为惊奇的是，当你睡着了，也会有某个步伐轻盈的服务员出现在客舱边，偷偷地把好吃的东西塞给你，让人无法逃出白天的习惯。
船上食物的准备维持在最高的标准。
“要小心。”一位桌友这样跟我说。他是从槟城[5]来的大商人，一个有经验的航海人，而且他经历过的事情，使得我年轻的航海热情一下子就减退了一些。他说：“要小心，在一周后，所有的人都会因为食物而抱怨。”
“为什么？”我问。
“因为，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事都不做。”他漫不经心地回答着。
“很好啊！”我说，“到目前为止味道还是很好的。我们这里有盘烤牛肉，这可是我人生中吃到的最鲜嫩的。”
槟城来的先生切了块儿烤牛肉，轻轻地放在自己的盘子里：“即使等一下，”他说，“这也是上好的热那亚牛。不过，当塞得港以及亚丁牛上桌的时候——这些牛拉了一辈子的车，那时候你等着瞧吧！”
“船上不是有小牛吗？”我试着反驳他。事实上甲板下面的确有两只小牛拴着，它们卧在一层稻草上，大大的眼睛对着湛蓝的大海眺望着。对于槟城来的先生而言，我声称有小牛显然是件有趣的事儿。
“你真能相信，”他回答，“我们航行的时间长到足以让两只小牛长大？”餐桌上的气氛很欢乐，蔓延到那个要去广东的老先生那儿，以及要去胶州青岛建港口的皇家建筑检查员那儿。要去广东的老先生心情特别愉悦。他把头上的黑帽子矫正好开始讲述有关法国的事情。他说了许多法国的好话，只是，有一个难处，他对名字没什么记忆力，一直在讲一位他那个时代常出现在报纸上的人物，不过那个人到底叫什么名字呢？我们猜了许久终于知道了，原来他叫甘毕大[6]！
与此同时我的烤牛肉已经吃完了，于是就要点鸡蛋来吃，槟城来的先生摇了摇头，斥责说：“鸡蛋怎么能吃！”
我听了非常惊讶，鸡蛋竟然是个起争议的食材，我的经验正好相反。
“船上的鸡蛋都臭掉了。”槟城来的先生如此宣称。
尽管有先前小牛的例子，但我还是想要反驳他，在有小牛的那一层甲板也有鸡窝，这些有翅膀的家伙大声啼叫，搞得羽毛纷飞、乱七八糟，其中甚至有只公鸡，每天早上都以无与伦比的热情宣告太阳的升起。有时，当月亮在海上微微地发亮，它会误以为是太阳，便开始对着月亮高声啼叫。这个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觉得奇怪的是，它有时候会把大桅杆上的灯笼也误以为是太阳，这种混淆想必是因为年老的关系吧。希望我们不会吃到这只年老公鸡的肉。不过在另一方面，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母鸡们每天下蛋的了，我把这信息提供给桌友听，试图让槟城来的那位先生，想想“船上的鸡蛋都是臭掉的”这种宣称是否正确？槟城来的先生不想接受这个反对意见，他完全是一个怀疑论者，无法理解船上的母鸡为了这艘船的乘客，即将会在某一天被宰杀，却仍然继续下蛋的理由是什么？“它们真是笨得可怜。”他这样说。除了槟城先生之外，我的桌友还有一位是在印度的商人，他是德国人，在印度开商店。此外，还有许多和蔼可亲的绅士来自英国。绅士们安静而且整齐划一。他们冷漠中带着亲和的面容，即使跟他们漫无目的地聊天，大家的关系也不会变得熟络。他们给人精明又有效率的印象，从听他们讲述个人的生活与事业，你就知道他们一定相当干练。他们说：“只有那些做大事情的人，才能够勇敢地走出去。平庸的人则只会一代又一代的继续待在欧洲。”人们跟他们谈论着他们有房产与事业的遥远国度，那是相当具有启发性而且激励人心。这跟从书本上学习到的东西不同，他们谈话的内容更加直白，不会受任何谎言与文学形式的干扰，令人感觉更加真实。跟他们谈大理论是没有用的，一般来说他们并不会轻易认同任何理论，除非是自己生活中的亲身经历。他们习惯了不受阻碍地独立判断，尽管他们有时候免不了会有点太过主观。我必须要举槟城先生作为例子。我们在相互聊着旅行的时候，我提到了意大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