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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讲中国神话-电子书下载

简介

神话反映了现代文明民族在原始时代探求宇宙秘密的野心,它塑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是文学与文化的灵感源泉。
中国神话之丰富美丽,不亚于希腊、北欧,可惜散逸过半,仅存零星。茅盾先生借鉴西方人类学观点,对中国神话进行了细致精微的分析考证,在分析过程中又以希腊神话和北欧神话来比照中国神话,厘清了中国神话系统的诸多基础问题。试图捡拾那些散逸在历史长河中的神话断片,还原一幅华夏文明川流不息的神话长图。
书中很多观点具有开创之功,如“蚩尤其实是巨人族”“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就是巨人族与神之战争”“夸父与夸娥合一论”等,至今沿用。近百年过去了,茅盾先生对神话的研究与创见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至今读者与研究者无法忽视的里程碑作品。

作者介绍

茅盾(1896年—1981年),原名沈德鸿,字雁冰,笔名茅盾、玄珠等。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人。中国现代作家、文艺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设立者,中国神话学研究领域的探索者和开拓者。代表作有小说《子夜》《林家铺子》《春蚕》和文学评论《夜读偶记》。

部分摘录:
第一章 几个根本问题 “神话”[1]这名词,中国向来是没有的。但神话的材料——虽然只是些片段的材料——却散见于古籍甚多,并且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色彩鲜艳的部分。自两汉以来,曾有许多学者钻研这一部分的奇怪的材料,然而始终没有正确的解答。此可以他们对于那包含神话材料最多的《山海经》一书的意见为例证。
班固依《七略》作《汉书·艺文志》,把《山海经》列在形法[2]家之首(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六家,百二十二卷)。东汉明帝时,王景当治水之任,明帝赐景以《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可知《山海经》在当时被视为实用的地理书了。王充这位有眼光的思想家也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董仲舒睹重常之鸟,刘子政晓贰负之尸,皆见《山海经》,故立二事之说。使禹、益行地不远,不能作《山海经》;董、刘不读《山海经》,不能定二疑。”(见《论衡·别通篇》)又说:“按禹之《山经》,《淮南》之《地形》,以察邹子(衍)之书,虚妄之言也。”(见《论衡·谈天篇》)这又可见王充也把《山海经》视为实用的地理书“方物志”,而且是禹、益实地观察的记录了。《汉志》以后,《隋书·经籍志》(第七世纪)亦以《山海经》冠于“地理类”之首。(《隋志》:“汉初,萧何得秦图书,故知天下之要害,后又得《山海经》,相传以为夏禹所记。”)自《汉志》以至《隋志》,中间五百多年,对于《山海经》的观念没有变更。自《隋志》以后又三百余年,五代末刘昫撰《旧唐书·经籍志》亦以《山海经》入“地理类”;其后北宋欧阳修撰《新唐书·艺文志》,北宋王尧臣撰《崇文总目》,皆因依旧说。便是那时候对于《山海经》颇肯研究的尤袤,他的《遂初堂书目》(今在《说郛》中)也是把《山海经》放在“地理类”的。大胆怀疑《山海经》不是地理书的,似乎明代的胡应麟可算是第一人。他说:“《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余尝疑战国好奇之士本《穆天子传》之文与事,而侈大博极之,杂傅以《汲冢》《纪年》之异闻,《周书》《王会》之诡物,《离骚》《天问》之遐旨,《南华》郑圃之寓言,以成此书。”又说:“始余读《山海经》而疑其本《穆天子传》,杂录《离骚》《庄》《列》,傅会以成者,然以出于先秦,未敢自信。逮读《楚辞辩证》云:‘古今说《天问》者,皆本《山海经》《淮南子》,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书,皆缘《天问》而作。’则紫阳已先得矣。”(皆见《少室山房笔丛》)胡应麟说“《山海经》是古今语怪之祖”,是他的灼见。他推翻了自汉以来对于此书之成见,然而尚不能确实说出此书之性质;他不曾明言这是一部“小说”(中国的广义的用法)。清代修《四库全书》,方始正式将《山海经》放在子部小说家类了。这一段《山海经》的故事,就代表了汉至清的许多学者对于旧籍中的神话材料的看法。他们把《山海经》看作实用的地理书,固然不对,他们把《山海经》视为小说,也不算对。他们不知道这特种的东西所谓“神话”者,原来是初民的知识的积累,其中有初民的宇宙观、宗教思想、道德标准、民族历史最初期的传说,并对于自然界的认识等等。
据最近的神话研究的结论,各民族的神话是各民族在上古时代(或原始时代)的生活和思想的产物。神话所述者,是“神们的行事”,但是这些“神们”不是凭空跳出来的,而是原始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况之必然的产物。
原始人民的心理,有可举之特点六:一为相信万物皆有生命,思想,情绪,与人类一般;此即所谓泛灵论(Animism)。二为魔术的迷信,以为人可变兽,兽亦可变为人,而风雨雷电晦冥亦可用魔术以招致。三为相信人死后魂离躯壳,仍有知觉,且存在于别一世界(幽冥世界),衣食作息,与生前无异。四为相信鬼可附丽于有生或无生的物类,灵魂亦常能脱离躯壳,变为鸟或兽而自行其是。五为相信人类本可不死,所以死者乃是受了仇人的暗算(此唯少数原始民族则然)。六为好奇心非常强烈,见了自然现象(风雷雨雪等等)以及生死睡梦等事都觉得奇怪,渴要求其解答。(Andrew Lang: Myth, Ritus and Religion,PP. 48—52)原始人本此蒙昧思想,加以强烈的好奇心,务要探索宇宙间万物的秘奥,结果则为创造种种荒诞的故事以代合理的解释,同时并深信其真确:此即今日我们所见的神话。
现代的文明民族和野蛮民族一样的有它们各自的神话。野蛮民族的神话尚为原始的形式,文明民族的神话则已颇美丽,成为文学的泉源。这并不是文明民族的神话自始即如此美丽,乃是该民族渐进文明后经过无数诗人的修改藻饰,乃始有今日的形式。这些古代诗人的努力,一方面固使朴陋的原始形式的神话变为诡丽多姿,一方面却也使得神话历史化或哲学化,甚至脱离了神话的范畴而成为古代史与哲学的一部分。这在神话的发挥光大和保存上,不能不说是“厄运”。中国神话就是受了此“厄运”而至于散亡,仅存断片了。
就中国现存的古籍而搜集中国神话,我们不能不说中国民族确曾产生过伟大美丽的神话。为什么我们的神话不能全部保存而仅余零星的片段呢?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内说:“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者,说者谓有二故: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然详案之,其故殆尤在神鬼之不别。天神地祇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祇。人神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原始信仰存则类于传说之言日出而不已,而旧有者于是僵死,新出者亦更无光焰也。”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内说:“故事诗(Epic)在中国起来的很迟,这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很少见的现象。要解释这个现象,却也不容易。我想,也许是中国古代民族的文学确是仅有风谣与祀神歌,而没有长篇的故事诗,也许是古代本有故事诗,而因为文字的困难,不曾有纪录,故不得流传于后代;所流传的仅有短篇的抒情诗。这二说之中,我却倾向于前一说。‘三百篇’中如《大雅》之《生民》,如《商颂》之《玄鸟》,都是很可以作故事诗的题目,然而终于没有故事诗出来。可见古代的中国民族是一种朴实而不富于想象力的民族。他们生在温带与寒带之间,天然的供给远没有南方民族的丰厚,他们须要时时对天然奋斗,不能像热带民族那样懒洋洋地睡在棕榈树下白日见鬼,白昼做梦。所以‘三百篇’里竟没有神话的遗迹。所有的一点点神话如《生民》《玄鸟》的‘感生’故事,其中人物不过是祖宗与上帝而已(《商颂》作于周时,《玄鸟》的神话似是受了姜嫄故事的影响以后仿作的)。所以我们很可以说中国古代民族没有故事诗,仅有简单的祀神歌与风谣而已。后来中国文化的疆域渐渐扩大了,南方民族的文学渐渐变成了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试把《周南》《召南》的诗和《楚辞》比较,我们便可以看出汝汉之间的文学和湘沅之间的文学大不相同,便可以看出疆域越往南,文学越带有神话的分子与想象的能力。我们看《离骚》里的许多神的名字——羲和、望舒等——便可以知道南方民族曾有不少的神话。至于这些神话是否取故事诗的形式,这一层我们却无法考证了。”(《白话文学史》页七五至七六)
据胡先生的意见,则古代中国民族因为“生长在温带与寒带之间,天然的供给远没有南方民族的丰厚,他们须要时时对天然奋斗,不能像热带民族那样懒洋洋地睡在棕榈树下白日见鬼,白昼做梦。所以‘三百篇’里竟没有神话的遗迹”。但是我觉得只就“三百篇”以论定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没有神话,证据未免薄弱了些罢?为什么呢?因为“三百篇”是孔子删定的,而孔子则不欲言鬼神。况且“时时要对天然奋斗”的北方民族也可以创造丰富的神话,例如北欧民族。因为自然环境的不同,北欧的神话和南欧希腊的神话,色彩大异,这是事实。“神话是信仰的产物,而信仰又是经验的产物。人类的经验不能到处一律,而他们所见的地形与气候,也不能到处一律。有些民族,早进于农业文化时代,于是他们的神话就呈现了农业社会的色彩……但是同时的山居而以游牧为生的民族,却因经验不同,故而有了极不同的神话。”(Mackenzie’s Myths of Crete and Pre – Hellenic Europe: Introduction, PP. 23—24)[3]可见地形和气候只能影响到神话的色彩,却不能掩没一民族在神话时代的创造冲动。现在世界上文化程度极低的野蛮民族如南非洲的布希曼族(Bushmen),只会采掘植物的块根,打些小鸟小兽过生活,又如赫雷罗族(Ovaherero),尚在游牧时代,他们都在热带,不必时时和天然苦斗,他们很可以懒洋洋地睡在棕榈树下白日见鬼,白昼做梦,然而他们也只有绝简陋的神话。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曾有丰富的神话,大概是无疑的(下面还要详论);问题是这些神话何以到战国时就好像歇灭了。“颇乏天惠,其生也勤。”不是神话销歇的原因,已经从北欧神话可得一证明;而孔子的“实用为教”,在战国时亦未有绝对的权威,则又已不像是北方神话的致命伤。所以中国北部神话之早就销歇,一定另有其原因。
据我个人的意见,原因有二:一为神话的历史化,二为当时社会上没有激动全民族心灵的大事件以诱引“神代诗人”的产生。神话的历史化,固然也保存了相当的神话;但神话的历史化太早,便容易使得神话僵死。中国北部的神话,大概在商周之交已经历史化得很完备,神话的色彩大半褪落,只剩了《生民》《玄鸟》的“感生”故事。至于诱引“神代诗人”产生的大事件,在武王伐纣以后,便似乎没有。穆王西征,一定是当时激动全民族心灵的大事件,所以后来就有了“神话”的《穆天子传》。自武王以至平王东迁,中国北方人民过的是“散文”的生活,不是“史诗”的生活,民间流传的原始时代的神话得不到新刺激以为光大之资,结果自然是渐就僵死。到了春秋战国,社会生活已经是写实主义的,离神话时代太远了,而当时的战乱,又迫人“重实际而黜玄想”,以此北方诸子争鸣,而皆不言及神话。然而被历史化了的一部分神话,到底还保存着。直到西汉儒术大盛以后,民间的口头的神话之和古史有关者,尚被文人采录了去,成为现在我们所见的关于女娲氏及蚩尤的神话的断片了。
从上文的论证而观,中国北部民族曾有神话,大概可以置信了。现在我们就可以看一看现有的中国神话的断片内,何者是可以算是北部民族的产物。《淮南子·览冥训》云: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 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高诱注:天废顿,以鳌足柱之),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
这一段可说是中国的洪水神话的片断。北欧神话说奥丁(Odin)杀死了冰巨人伊米尔以后,将他的头盖骨造成了天,又使四个最强壮的矮人(在北欧神话内有矮人,与神同时存在,居于地下穴,善工艺)立于地之四角,撑住了天,不让天崩坠下来。这里所说北欧神话的四个矮人撑住了天,把天看成了青石板一样的东西,和我们的女娲炼五色石补天,断鳌足为柱,撑住了天,实在是很有趣味的巧合。北方民族大概是多见沉重的阴暗的天空,所以容易想象天是一块石板。这是从自然现象的关系上推测“女娲补天”之说大概是北方的神话。再看《淮南子·天文训》又有这样一段话: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高诱注:不周山在西北),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这里所说共工氏的破坏工作,大概是在女娲补天立柱以后;从《列子·汤问》里的一条同性质的记载,我们更可以明白:
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天)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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