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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记忆-电子书下载

简介

一场2020年的记忆争夺战,一部记录当下的现实书。
一系列社会与环境危机不断累积、爆发,让2020年的特殊性被一再凸显。从岁初到年末,《单读》向海内外的作者、合作伙伴以及读者发起广泛征文,收集世界各地关于这一年的记录。最终,来自18个国家、34位创作者的24组纪实作品被汇集于此。《单读25·争夺记忆》在结构上打破了过去按照文体分类的方式,以“世界—自我—附近”三组关键词作线索,让诗歌成为另一条起承转合的线索;封面再做创新,以拼贴和重叠作为对纷乱记忆的表意;正书加别册的出版尝试,将是未来《单读》的新方向。
在闪烁其词和置若罔闻大行其道的如今,持续的记录与反思,是我们的回应。

作者介绍

平湖,本名王哲,新加坡教育部属下中学教师。毕业自华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现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教育戏剧。客居南洋二十年,写作自娱。
王晓璐,媒体工作者,喜欢讲故事但是人多便会怯场,现在学着通过翻译来写作。
丽娜·芒泽尔(Lina Mounzer),作家、译者,现居贝鲁特。她的作品曾发表于《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1843》(1843)、《文学中心》(Literary Hub)、《无有》(Bidoun),以及《故事:黎巴嫩女性作品选集》(Hikayat: An Anthology of Lebanese Women’s Writing)和《两个星球的故事》(Tales of Two Planets)中。
刘漪,自由译者,有两只猫。
丹尼尔·佩尼奥(Daniel Peña),毕业于康奈尔大学,手推车奖(Pushcart Prize)获奖作家,现任职休斯敦市中心大学(University of Houston-Downtown)英语系助理教授。作品发表于《犁头》(Ploughshares)、《沿岸》(Gulf Coast)、《喧哗》(The Rumpus)、《肯扬评论》(The Kenyon Review)、NBC新闻(NBC News)和《卫报》(The Guardian)等杂志和媒体上。他的小说《砰》(Bang)现已出版。他现居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
彭形影,纽约新学院艺术创作硕士。现任建筑照明设计师。兼职泽东电影、澳门文学节、Eugenie Chan戏剧工坊翻译。
吉井忍(Yoshii Shinobu),日籍华语作家,现旅居北京。毕业于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曾在成都留学,法国南部务农,辗转台北、马尼拉、上海等地任经济新闻编辑。现专职写作,著有《四季便当》《东京本屋》,审校有“MUJI轻料理”丛书等。作品亦见于《知日》《读库》《鲤》《南方周末》《城市画报》等媒体。
希瑟·帕里(Heather Parry),现居爱丁堡。作品发表于包括《刺痛的苍蝇》(The Stinging Fly)和《新苏格兰写作 35》(New Writing Scotland 35)在内的书籍和杂志上。目前正在创作她的第二和第三本小说,以及一本短篇小说集。
韩见,转型过猛成了银行职员的前媒体人,正在努力积蓄成为自由人的力量。
李炜,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英语文学系,著有《永恒之间》等多本书。
袁秋婷,《上海文学》编辑,青年译者,已出版译著《永恒之间》。另译有诗歌、散文、短篇小说、文学批评,散见于《外国文艺》《书城》《文汇笔会》《新民晚报》等。
玛兹雅·穆罕默达里(Marziya Mohammedali),摄影师、设计师、艺术家、教育家与研究员。她通过充满创意的跨学科的实践方式,记录社会运动和以社会正义为主题的作品。她目前正在攻读艺术活动领域的博士学位。
汉娜·拉维利(Hannah Lavery),诗人、剧作家、演员,经验丰富的工作坊策划人。作品曾发表于《天沟》杂志(Gutter)、《苏格兰人报》(The Scotsman Newspaper)和Neu! Reekie!等平台上。
刘宽,波士顿大学新闻硕士,导演,特稿作者。她长期为《人物》、《南方周末》、《端传媒》、T Magazine、ELLE等平台撰稿;纪录片作品曾在UCCA尤伦斯等机构展映。她目前的个人创作集中在探索影像和诗歌的边界。
约翰·弗里曼(John Freeman),美国作家和文学评论家。曾担任《格兰塔》(Granta)编辑,作品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近200个英文出版物上,包括《纽约时报书评》《洛杉矶时报》《卫报》《华尔街日报》等。
林蓓蓓,浙江工业大学讲师。
万杰里 • 加库如(Wanjeri Gakuru),自由记者、散文作家和制片人。作品发表在《过渡杂志》(Transition Magazine)、《非洲报道》(The Africa Report)、《大象》(The Elephant)、《洛杉矶时报》和CNN等杂志和媒体上。
亚当·柯利(Adam Curley),现居墨尔本,作品散见于《月刊》(The Monthly)、《扬起的眉毛》(The Lifted Brow)、《星期六报纸》(The Saturday Paper)、Kill Your Darlings等杂志和媒体上。
印力,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研究方向为英美小说。从文学批评角度发现文学翻译之美。
大卫·索洛伊(David Szalay),1974年出生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第二年随父母迁往英国并一直生活在那里。他的第一部小说《伦敦和东南部》(London and the Southeast)为他赢得了贝蒂·特拉斯克和杰弗里·法伯奖(Betty Trask and Geoffrey Faber prizes),接下来的两部小说《无辜者》(The Innocent)和《春》(Spring)广受好评。2016年,他的短篇小说集《那个男人》(All That Man Is)让他入选了当年的布克奖。索洛伊被《格兰塔》列入2013年英国最优秀的20位年轻小说家名单。
余烈,1984年生于湖南,现居广州。长期的阅读者、观察者,写小说,做翻译。小说作品散见于《作家》《西湖》《芙蓉》《山花》等刊物。
顾湘,本科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系硕士,作家、画家。著有随笔集《好小猫》《东香纪》《赵桥村》,短篇小说集《为不高兴的欢乐》,长篇小说《西天》《安全出口》等。
安德烈·道(André Dao),作家、编辑、研究者和艺术家。他是“火线背后”(Behind the Wire)的联合创始人,这是一个口述历史项目,记录人们在移民拘留期间的经历。他也是获得过沃克利奖(Walkley-award)的播客《信使》(The Messenger)的制作人。
史文轩,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编辑,译者。
张赛,80年代生人,低学历,高眼光,故自封为诗人。被外卖公司封为骑士。最喜欢孩子们的命名:河南老爸书呆子。保持戏谑,保持冷静。
林白,生于广西北流,现居北京。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写作。著有《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万物花开》《玻璃虫》《妇女闲聊录》《北去来辞》等作品。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影响了两代作家。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首届及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等等重要文学奖项。
简·卡森(Jan Carson),现居贝尔法斯特。目前已出版作品包括长篇小说《马尔科姆的橘子不见了》(Malcolm Orange Disappears)、短篇小说集《孩子的孩子》(Children’s Children)、微小说集《明信片故事集》(Postcard Stories) 等。她现在供职于爱尔兰的都柏林写作中心,同时也是北爱尔兰Translink铁路公司的巡回作家。
闫晗,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二十世纪英美诗歌)。
许莹玲(Julie Koh),出生于悉尼,父母是马来西亚华裔。毕业于悉尼大学政治与法律专业,毕业几年后专职写作。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资本失格》(Capital Misfits)与《轻小奇妙事》(Portable Curiosities)。许莹玲也是新加坡独立书店BooksActually年度文学选集《BooksActually的黄金标准》的编辑、讽刺歌剧《主厨争夺战》(Chop Chef)的剧本作者,以及实验文学团体袋鼠乌力波(Kanganoulipo)的创始人之一。
欢乐的戴维琼斯,1987年生人,新闻学专业毕业,目前职业基层小公务员,主业收税,爱好写作。
文珍,作家。出版有小说集《柒》《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十一味爱》《夜的女采摘员》,台版自选集《气味之城》,散文集《三四越界》,诗集《鲸鱼破冰》。历获老舍文学奖、十月文学奖、上海文学奖、山花双年奖、华语文学传媒最具潜力新人奖、茅盾文学新人奖等。
巫昂,诗歌、小说、随笔都写,先后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和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曾供职《三联生活周刊》,出版有《我不想大张旗鼓地进入你的生命之中》《瓶中人》等书。2015年创立了宿写作中心,现居北京。
战洋,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中国发展及研究中心网络成员。
昆鸟,生于河南,著有诗集《公斯芬克斯》《坏手》。

部分摘录:
疫年双重记 撰文 李炜
译者 袁秋婷
彼时
那几乎是种迷恋。对数字的,以及地点的。除此之外皆无关紧要。仿佛在一场天塌地陷的灾难中,光凭条理和精度,就足以慰藉人心了。
所以政府才会定期发布那些《死亡统计表》,旨在告知百姓,在过去一周的这个或那个区域,又有多少人丧命。
这么做确实有令人萎靡不振的副作用。但印在白纸上的黑字,到底还是比直接目睹那些即将辞世的患者要蔼然可亲千百倍。那些可怜虫,浑身布满皮肤下出血所引致的黑斑,淋巴部位还长出一个个脓包,有些大到跟女人的拳头一样。持续的高烧,往往让他们的精神也跟着错乱。与此同时,嘴唇、鼻子、手指、脚趾还可能发生坏疽。死亡随之而至。但关键还是生前的痛苦,剧烈到连彪形大汉也哭天喊地。
英国作家笛福(Daniel Defoe)就记述了一名被绑在床上、以防止他外逃的患者。最终他只好用留在床头柜上的一小截蜡烛脱离苦海。
据说,自焚是最凄惨也最疼痛的死亡方式。不过,与坐以待毙相比,恐怕还算是较为仁慈的选择。在17世纪,几乎没有痊愈希望的黑死病,死亡率高达95%。
此时
或许我得先澄清一件事。
我读过《瘟疫年纪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不止一次。头两次,我无法理解为何笛福会在书的开头再三引用《死亡统计表》,列出伦敦各个教区的具体死亡人数。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他又时不时地穿插更新的数据。天生似乎就会讲故事的他,应该比谁都清楚,就枯燥乏味而言,这世上没什么堪比统计数据了。
直到第三次拜读,我才终于明白缘由。他这么做,是因为于当时的读者而言,这些数字意味着一切。它们远非细枝末节,而是残酷现实本身。即便只是一串孤零零的数字,也清楚直白地说明了用文字难以表达的事情:瘟疫所造成的伤害。
不正因如此,在面对这场降临在我们自己头上的灾难时,我们也同样不停地播报感染和死亡人数?似乎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开始理解情况的严重性。
彼时
1665年,瘟疫席卷伦敦。在短短18个月内,它收割了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考虑到不少居民,包括国王和他的朝臣,早已溜之大吉,真实的死亡率很可能接近百分之四十。换言之,待在伦敦的每五人中,只有三名侥幸活下来。
难怪灵车彻夜丁零作响,不仅在警告那些依然在大街上游荡的少数蠢货赶紧闪开,更是为了提醒待在屋内的百姓,尽快把死去的亲人搬出来。一趟下来,每架灵车都载满了尸体,最终运到一个个教会墓地。
据笛福记载,一名男子跟着一架灵车来到这么一个地方。他独自一人站在暗处,不停地“用手比画着”,“仿佛深陷痛苦”,偶尔还“发出低沉的呻吟,或撕心裂肺地叹息着”。直到押送灵车的人员——通常称为“抬尸者”——询问他时,才终于得知:
他的确满腹哀伤,因为方才到来的灵车载着他的妻子和几个孩子……虽然他一个大男人,无法靠痛哭流涕宣泄,但不难看出他悲恸欲绝。他平静地请求抬尸者,让他一个人待会儿,说只要看到尸体入葬,便会离开。于是,他们不再干扰他。可是灵车甫一掉头,把尸体一股脑儿地倾倒进坑里——这显然出乎他的意料,因为他以为死者至少会被小心翼翼地放入坑里,虽然后来他也承认这么做不切实际。我想说的是,他刚一看到眼前的景象,便号啕大哭,不能自已……他往后退了两三步,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此时
谁没看过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图片?
一个个身穿宽大到不成形的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背着一台台五颜六色的喷雾器,在一座座空荡荡的广场进行消毒。
一具具从头到脚裹在说不清颜色的防水布里的尸体,被随意放置在任何尚可运用的空间。
一排排新挖好的坟墓,如此井然有序,犹如一幅幅完美的几何图形,想必在铁锹触碰大地之前,城市规划师就已经测绘好了坑与坑之间的距离。
最后这些图片,通常是无人机的航拍图,而且毫无疑问是私人拍摄的。没有一个政府会发布这样的照片:不仅挫伤士气,还可能给民众造成心理阴影。
但我们——我们这些隔了半个地球的旁观者,却着了魔似的盯着它们看。或许因为我们别无选择。面对一个肉眼看不见的敌人,我们只能对着它造成的灾害唉声叹气。
诚然,疫情爆发后没多久,专家就解析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三维结构,做出了各种模型。譬如,一个灰色球体,像月球表面一样坑坑洼洼,上面长满了一颗颗花椰菜般的红芽。可惜对于我们这些门外汉来说,这些电脑成像的意义不大。要想真的爱与憎,我们仍需要脸孔。
所以才有如今那些铺天盖地又令人心碎的新闻图片。不说别的,它们起码比一堆干巴巴的数据更能引起共情。而那些数据又被媒体一遍遍地重复着,迟早会麻木我们的神经。哪怕全世界感染和死亡人数早已达到天文数字,现在大家连眼都不眨一下就接受了。
再说,这些数据能有多准确?感染几百个人,甚至成千上万人:没问题,我们可以计算。但数百万,几千万?即便在今日,似乎也有点牵强。这世上依然存在不少连水电都没开通的地方,统计事物时得凭手指点数、嘴巴默念。这些地方岂有可能作出确诊,判断死因?
彼时
要是笛福也一再质疑“死亡统计表”上的数字,确实情有可原:
想想看,谁在那种极端困境中,还能做到万无一失?况且,他们当中很多人自己也染病了——或许就在他们把报告送上去的那一刻,便倒地身亡。我指的是各地区的公务员……虽然那些可怜的家伙甘冒虎口,但面对一场公共灾难,谁也没有免死金牌……
因此,
假如《死亡统计表》上说五千人,我始终相信实际数字一定接近它的两倍;没有理由相信他们给出的数据是正确的,或者该说,在我亲眼看见的那种混乱状态下,谁也没条件做出准确的记录。
不无讽刺的是,这些令笛福满腹狐疑的数据,却是如今唯一能够说清伦敦这场瘟疫有多恐怖的证人。
此时
但这只是《瘟疫年纪事》在当下显得格外应景的原因之一。
正是这些数不胜数的相似之处,让我一连好几个月都心绪不宁,无法写作。
彼时
“尽管这段关于瘟疫的历史甚为悲惨,”笛福在继续前,贴心地提醒了读者,“但再怎么揪心痛苦的事情,也得有人讲出。”
他指的自然是当时采取的那项最为极端的举措。不,并不是针对猫狗的屠杀,因为这些动物——家养的也好,流浪的也罢——全被视为黑死病的传播媒介。如此大开杀戒,想必让不少爱宠人士陷入绝望之渊,但笛福并没为此长篇大论。困扰他的,是一桩更惨无人道的事情:封门闭户。但凡有一人感染,全家人就得一起关在家中隔离,包括佣仆在内。
“没错,”笛福承认道,这种做法:
约束了被感染的那些人,否则他们会带病外出,造成各种麻烦和危险,尤其当他们神志不清时。事实上,他们最初也的确这样——直到后来被限制为止。一开始他们是如此明目张胆,穷人会挨家挨户四处上门乞讨,声称自己感染了瘟疫,乞求得到一些包扎伤口的旧布,或任何他们在谵妄状态中想得出来的东西。
虽然笛福明白这种隔离方式极有必要——若没实行的话,“伦敦将会成为这世上最恐怖的地方”——他还是无法接受其中的伦理意蕴。禁闭整户人家,只可能导致健康的成员也被感染,成为“间接伤害”的牺牲品。
况且,如此一来,谁还愿意报告病情?“大家尽可能地隐瞒自己的状况,以免邻居躲避他们或拒绝与他们交流,同时也为了防止当局封锁他们的家门。”
至于那些已经被隔离的人家,每户除了被锁上大门,再漆上一个红色的十字架,门口还坐着轮流值班的“看守”,确保从早到晚房子无人进出。这听起来管用,实际不然。就像笛福记载的那样,大家都想尽办法绕过他们的看守。譬如,引开这些人的注意力,让家人趁机从窗口溜走。就算所有办法都失败了,暴力依然能派上用场。一名看守,笛福听说,就被人用火药炸了个半死不活。
此时
“The publick Go od that justified the private Mischief ”——笛福如此形容当时的强制隔离措施,不妨译成“为了大我而牺牲小我”——这一幕在今日再度上演,只不过被封锁的不再是这里一户,那里一家,而是整座城市。尽管如此,不少人照样有法子瞒天过海,远走高飞。
问题是,正如笛福在书写自己同胞时提到的,许多藐视防疫政策的人都不晓得自己其实已经被感染了。如此一来,他们走到哪里,就把瘟疫带到了哪里。若过去和现在有任何区别的话,那恐怕就是当下这场疫情的致死率并不高。这只让大家行事更加大胆鲁莽。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不少百姓甚至公然嘲讽公共卫生措施,不但坚持举办人群密集的活动,还拒绝佩戴口罩。
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一旦累积起来,结果便是一场彻底失控的流行病,蔓延至全球各地。
与此同时,全球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继续飙升。
彼时
说到飙升的数字,自然也得提提猛跌的。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更是无法计算:
瘟疫一旦爆发,大家不再抱有希望,明白整座城市即将沦陷——那时……所有在乡下有朋友或房子的市民,都携家带口离开了——那时,你真的会以为这座城市自己长了腿,从城门逃跑了,一个人也没留下——从那一刻起,你便能确定,所有交易买卖——确保生存需求的那些除外——几乎全部停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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