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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讲历史:中国人的生存法则-电子书下载

简介

吴晗是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本书秉着对历史严谨公正的态度,精选吴晗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政治、人物、社会、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叙述与评论篇章,告诉读者为人处世的生存法则。本书史料丰富、分析透彻,语言生动幽默,对中国历史有独特的理解,学术价值很高,有益于读者增长历史知识。历史不会重复,却有可能重演。牢记历史经验和教训,才会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作者介绍

吴晗(1909—1969),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中国著名明史专家。毕业于清华大学。代表作品有《朱元璋传》《明史简述》《读史札记》《历史的镜子》等。

部分摘录:
治人与法治 历史上的政治家经常提到的一句话是:“有治人,无治法。”意思是徒法不足以为治,有能运用治法的治人,其法然后足以为治。法的本身是机械的,是不能发挥作用的,譬如一片沃土,辽阔广漠,虽然土壤十分宜于种植,气候也合宜,假如不加以人力,这片地还是不能发挥生产作用。假如利用这片土地的人不是一个道地有经验的农人,不是一个种植专家,而是一个赌徒,是一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一曝十寒,这片土地也是不会有好收成的。反之,这块好地如能属于一个勤恳精明的老农,有人力,有计划,应天时,顺地利,耕耨以时,水旱有备,丰收自然不成问题。这句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就历史的例证看,有治人之世是太平盛世,无治人之世是衰世、乱世。因之,有些人就以之为口实,主张法治不如人治。
反之,也有人主张:“有治法,无治人。”法是鉴往失,顺人情,集古圣先贤遗教,全国聪明才智之士的精力,穷研极讨所制成的。法度举,纪纲立,有贤德的领袖固然可以用法而求治,相得益彰,即使中才之主,也还可以守法而无过举。环境不变的时候,法有永久性;假定环境改变了,法也有伸缩性,前王后王不相因,变法以合时宜所以成后王之治,法之真精神、真作用即在其能变。所谓变是因时以变,而不是因人以变。至于治人则间世不多得,有治人固然能使世治,但是治人未必能有治人相继,尧舜都是治人,其子丹朱、商均却都不肖,晋武帝、宋文帝都是中等的君主,晋惠帝却是个白痴,元凶劭则禽兽之不若。假使纯以人治,无大法可守,寄国家民族的命运于不肖子、白痴、低能儿、枭獍之手,其危险不问可知,以此,这派人主张法治,以法纲纪国家,全国人都应该守法,君主也不能例外。
就人治论者和法治论者所持论点而论,两者都有其颠扑不破的理由,也都有其论据上的弱点。问题是人治论者的治人从何产生,在世业的社会组织下,农之子恒为农。父兄之教诲,邻里之启发,日兹月兹,习与性成,自然而然会成为一个好农人,继承父兄遗业,纵然不能光大,至少可以保持勿失。治人却不同了,子弟长于深宫,习于左右,养尊处优,不辨菽麦,不知人生疾苦,和现实社会完全隔绝。中才以上的还肯就学,修身砥砺,有一点儿教养,却无缘实习政事,一旦登极执政,不知典故,不识是非,任喜怒爱憎,用左右近习,上世的治业由之而衰,幸而再传数传,一代不如一代,终致家破国灭,遗讥史册。中才以下的更不用说了,溺于邪侈,移于嬖幸,骄悍性成,暴恣自喜,肇成祸乱,身死国危,史例之多,不可胜举。治人不世出,治人之子不必贤,而治人之子却依法非治国不可,这是君主世袭制度所造成的人治论者的致命打击。法治论者的缺点和人治论者一样,以法为治固然是天经地义,问题是如何使君主守法,过去的儒家、法家都曾费尽心力,用天变来警告,用人言来约束,用谏官来谏诤,用祖宗成宪来劝导。可是这些方法只能诱引中才以上的君主,使之守法;对那些庸愚刚愎的下才,就无能为力了。法无废君之条,历史上偶尔有一两个例子,如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都是不世出的惊人举动,为后来人所敢效法。君主必须世袭,而世袭的君主不必能守法,虽有法而不能守,有法等于无法,法治论者到此也技穷而无所措手足了。
这两派所持论点的弱点到这世纪算是解决了,解决的枢纽是君主世袭制度的废除。就人治论者说,只要有这片地,就可以找出一个最合于开发这片地的条件的治人,办法是选举。选出的人干了几年无成绩或成绩不好,换了再选一个。治人之后必选治人相继,选举治人的全权操在这片地的全数主人手上。法治论者的困难也解决了,由全数主人建立一个治国大法,然后再选出能守法的治人,使之依法管理,这被选人如不守法,可由全数主人的公意撤换,另选一个能守法的继任,以人治,亦以法治,治人受治于法,治法运用于治人,由治法而有治人,由治人而例行法治,人治论者和法治论者到此合流了,历史上的争辩亦解决了。
就历史而论,具有现代意义的治法的成文法,加于全国国民的有各朝的法典,法意因时代而不同,其尤著者有唐律和明律。加于治国者虽无明文规定,却有习俗相沿的两句话:“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现代的宪法是被治者加于治国者的约束,这两句话也正是过去国民加于治国者的约束。用这两句话作为尺度,衡量历史上的治国者,凡是遵守约束的一定是治人,是治世;反之是乱人,是乱世。这两句话是治法,能守治法的是治人。治人以这治法为原则,一切施政,以民为本,裕民以足食为本,治民以安民为本,事业以国民的利害定取舍从违,因民之欲而欲之,因民之恶而恶之,这政府自然为人民所拥戴爱护,国运也自然炽盛隆昌。
历史上的治人试举四人为例说明,第一个是汉文帝,第二个是魏太武帝,第三个是唐太宗,第四个是宋太祖。
汉文帝之所以为治人,是他能守法和爱民。薄昭是薄太后弟,文帝亲舅,封侯为将军,犯法当死,文帝绝不以至亲曲宥,流涕赐死,虽然在理论上他是有特赦权的。邓通是文帝的弄臣,极为宠幸,丞相申屠嘉以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召通诘责,通叩头流血不解,文帝至遣使谢丞相,并不因幸臣被屈辱而有所偏护。至于对人民的爱护,更是无微不至,劝农桑,敦孝悌,恭俭节用,与民休息,达到了海内殷富、刑罚不用的境界。
魏太武帝信任古弼,古弼为人忠慎质直,有一次为了国事见太武帝面奏,太武帝正和一贵官围棋,没有理会。古弼等得不耐烦,大怒起摔贵官头,掣下床,搏其耳,殴其背,数说“朝廷不治,都是你的罪过”,太武帝失容赶紧说:“都是我的过错,和他无干。”忙谈正事,古弼请求把太宽的苑囿,分大半给贫民耕种,太武帝也满口答应。几月后太武帝出去打猎,古弼留守,奉命把肥马当作猎骑,古弼给的全是瘦马,太武帝大怒说:“笔头奴敢克扣我,回去先杀他(古弼头尖,太武帝形容为笔头)。”古弼却对官属说:“打猎不是正经事,我不能谏止,罪小。军国有危险,没有准备,罪大。敌人近在塞外,南朝的实力也很强,好马应该供军,弱马供猎,这是为国家打算,死了也值得。”太武帝听了,叹息说:“有臣如此,国之宝也。”过了几日,又去打猎,得了几千头麋鹿,兴高采烈,派人叫古弼征发五百乘民车来运,使人走后,太武帝想了想,吩咐左右曰:“算了吧,笔公一定不肯,还是自己用马运吧。”走到半路,古弼的信也来了,说正在收获,农忙,迟一天收,野兽鸟雀风雨侵耗,损失很大。太武帝说:“果不出我所料,笔公真是社稷之臣。他不但为民守法,也为国执法,以为法是应该上下共守,不可变易,明于刑赏,赏不遗贱,刑不避亲。大臣犯法,无所宽假,节俭清素,不私亲戚,替国家奠定下富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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