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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三大文人集团-电子书下载

简介

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北宋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北宋文人和北宋文学,有其鲜明的特点。王水照先生《北宋三大文人集团》,通过分析钱幕僚佐集团、欧门进士集团、苏门学士集团,这三个时间上前后相继、人员上传薪接脉的文人集团的构成、群体特点、文学活动,为人们展现了北宋的社会文化和士人精神生长、演变的主要线索,以及北宋诗歌、散文、歌词创作的艺术成就和历史价值。

作者介绍

王水照先生,复旦大学中文系首席教授,知名学者。长期深耕宋代文学研究,尤着力于从中国文化——文学史的整体背景上探求宋代文学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定位,是宋代文学研究的引领者、掌舵人。在苏轼研究、宋词研究、宋代散文研究、文人集团研究上取得了卓著成绩。努力提出并解决“真问题”与“新问题”,不求“宏大叙事”与“庞大体系”,但所着重阐明的“宋型文化”、“文学群体”、“文化性格”、“破体为文”以及“中唐——北宋枢纽论“等命题,已产生较广泛的学术影响。

部分摘录:
北宋三大文人集团的特征 以交往为联结纽带的文学群体,在我国从魏晋时代起,开始大量涌现,文人们文酒诗会的雅集也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1]。汉魏之际,曹操父子广招文士,“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2],并有邺宫西园之会,史有“建安七子”之称。西晋时,“权过人主”的贾谧门下有“二十四友”[3],石崇有“金谷之会”[4],东晋时王羲之等人的兰亭雅集[5],晋末谢家子弟的乌衣之游[6],以及宋谢灵运“四友”的会稽之游[7],齐萧子良幕下的所谓“竟陵八友”与鸡笼山西邸之会等等[8],为当时的文学创作增添了活力和色彩。降及隋唐,仍承响接流,从未间断。
北宋时期,在文化繁荣和成熟的整个背景下,文学领域内也产生了许多不同层次和类别的文人群体。曾巩、王安石等江西籍文人是以地缘关系而组成的作家群,孙复、石介、张绩等则以师弟递相传承的学缘关系为中心,二宋(庠、祁)、二尹(源、洙)、二苏(舜元、舜钦)兄弟则以血缘关系而并称于世,西昆体乃是源于馆阁诸臣一时唱和而构成友伴关系的群体,等等。这些文学群体都是以成员之间的文学交往为基础的。至于肇端于北宋、发展于南宋的江西诗派,则是以共同的诗歌风格和诗歌主张为集合点的,成员之间并不都存在交游过从的关系。
在北宋的文学群体中,以天圣时钱惟演的洛阳幕府僚佐集团、嘉祐时欧阳修汴京礼部举子集团、元祐时苏轼汴京“学士”集团的发展层次最高,已带有某种文学社团的性质,对整个北宋文学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特点有:
一是系列性。以钱惟演、欧阳修、苏轼为领袖或盟主的文学群体,代代相沿,成一系列:前一集团都为后一集团培养了盟主,后一集团的领袖都是前一集团的骨干成员。因而在群体的文学观念、旨趣、风格、习尚等方面均有一脉相承的关系。钱惟演幕府僚佐集团中,以谢绛、尹洙、梅尧臣、欧阳修等人为骨干,谢绛较为年长,俨然是实际上的文学引路人;尹洙的古文写作,梅尧臣的诗歌创作皆早负盛名;然而欧阳修作为“新秀”脱颖而出,终于成为第二代文人集团的领袖。“欧门”中的曾巩、王安石,原是欧阳修“付托斯文”的既定人选,但当苏轼从万山环抱的西蜀来到汴京时,一鸣惊人,使欧阳修欣喜地疾呼:“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9]第三代文坛盟主的重任便落在苏轼的肩上。盟主的产生主要是由才能的优化选择的自然结果,甚至前一代盟主的个人亲疏厚薄的意向也不能完全左右,这是文人集团稳固性的一个重要条件。北宋这种具有连续性、系列性的主盟形式,使文学的发展不断获得延续的力量,同时也不断获得新的属性。这在以前是罕见的。比如在唐代,我们也发现过从李华、萧颖士一传梁肃,再传韩愈,又传至李翱、皇甫湜等这一系列,但却是师弟单线的传承关系,犹如一个个圆点的延续成串,并未形成像北宋这种辐射裂变式的、扇形相衔的演化,因而在规模、作用和影响等方面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二是文学性。魏晋以来的文人群体带有较强的政治性质和文化性质。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邺中文人集团的成员,大都以幕僚身份而麇集于曹氏门下,聚居邺下时,他们的创作高峰时期已经过去。贾谧的“二十四友”更是他为修纂晋史而罗致的文士,并借以博取时誉,也与这些文士的文学创作并无多少关联[10]。当然,南朝时期的文人集团,随着文学自觉时代的降临、文学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普遍提高,其文学色彩也日趋浓厚,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发生过显著的作用,但如宋临川王刘义庆、齐文惠太子萧长懋、竟陵王萧子良、梁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陈后主陈叔宝等文人群体,其领袖人物大都是皇族贵胄(一般是皇子),文人们不仅依恃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作为活动的凭借,而且其创作也自然不能脱离皇族文化的氛围和规范,具有一望可知的依附性。至于唐初李世民的“十八学士”集团,更是“凡分三番递宿于阁下,悉给珍膳,每暇日,访以政事”[11],优待有加,时人羡称为“登瀛洲”,其政治上网罗人才、参谋咨询的作用也大于文学的爱好和愉悦。中唐时李华、萧颖士直到韩愈的师弟传承系统,实际上也是传道又传文,儒学统序要比文学统序显得更为重要。宋初的古文运动先驱者如柳开、孙复、石介一系,也是传道传文并重,甚或前者压倒后者;但从穆修、苏舜钦兄弟、尹洙兄弟到欧阳修一系开始,却更倾心于文学的独立审美价值的追求,在某些方面,是南朝文人集团比较浓厚的文采风流的复苏或延续。自然,与以往大多数文人集团相类,北宋三大文人集团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文化内涵。钱惟演作为幕府文士之主,就是依仗其西京留守的政治地位和政府机构来维持其文学群体的,以满足文士们共同文学活动的物质需要,提供必要的社会闲暇,颇像西方的“寄食制”或“文学沙龙”;“欧门”与当时政治革新运动的内在关联,“苏门”与王氏新学、洛蜀党争的纠葛,亦自不待言。但是,文学性质的日趋加强,毕竟成为三大文人集团越来越突出的特点,尤其在“苏门”中更是闪耀出璀璨绚丽的文学之光。三大文人集团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中心和坛坫,其依次发展的趋势,不仅跟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同步行进,而且获得了群体文学的充分成熟,足以成为北宋文学最高成就的集中体现和杰出代表。
三是自觉性。北宋文人的文学结盟意识,比起前人来显得更为强烈和自觉,已演成与文人们价值取向稳固相连的、普遍的社会心理。钱惟演之所以对幕府文士礼待优渥,“不撄以吏事”[12],是出于培养传人的自觉期望。他曾对谢绛、尹洙、欧阳修等人说:“君辈台阁禁从之选也,当用意史学,以所闻见拟之。”[13]这位馆阁学士出身的西昆体代表作家,正以自己的模式企待于后辈,尽管他还没有主要着眼于文学事业的后续承嗣,但“台阁禁从之选”也是广义的“文学”侍从之臣。而欧阳修、苏轼就更明确了。在欧阳修主盟文坛期间,他经常有意识地挑选后继者。当他初读苏轼的文章时,惊喜地说:“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可喜,可喜!”[14]他还以衣钵相授的口吻告诉苏轼:“我老将休,付子斯文。”[15]后还预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16]未来的文坛将属于苏轼。苏轼则对苏门中人宣称:“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17]他完全认识到文学结盟对文学整个发展的引导和统率的作用,并期待代代相传,后继有人,保持文学发展的连续性和后续力。结盟思想在苏轼已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他在观察其他艺术领域时也常注意及此。如他在《记与君谟论书》中说:“自苏子美死,遂觉笔法中绝。近年蔡君谟独步当世,往往谦让不肯主盟。”[18]书坛应有蔡襄那样的大家来主盟,才能成就事业。可以说,凡“坛”皆应有盟主,在宋人的意识中已是顺理成章的一种必然了。
文学结盟思想已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共识,我们还可用石介的言行作为生动的例证。这位激烈抨击西昆体的健将、欧阳修的同年友好,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结盟的追求。他首先将前辈学人奉为盟主:或是已逝者,如柳开,在《与君贶学士书》中,他指出“崇仪(柳开)克嗣吏部(韩愈)声烈”,“推为宗主,使主盟于上,以恢张斯文”[19];在《过魏东郊》诗中凭吊柳开:“死来三十载,荒草盖坟墓。四海无英雄,斯文失宗主。”[20]或是并世健在者,如他的老师孙复以及赵先生。他的《泰山书院记》说:“吏部后三百年,贤人之穷者,又有泰山先生(孙复)。……先生述作,上宗周、孔,下拟韩、孟。”[21]在《上孙先生书》中,他更明确声言:“然主斯文,明斯道,宗师固在先生与熙道。”[22]“先生”即孙复,熙道则是石介的同辈士建中。他还热情地描绘过结盟以摧颓风的情景:“使先生(孙复)与熙道为元帅,介与至之(姜潜)、明远(张泂)被甲执锐,摧坚阵,破强敌,佐元戎周旋焉。曹二、任三坐于樽俎之间,介知必克捷矣。然后枭竖子辈首,致于麾下。使斯文也,真如三代、两汉,跨逾李唐万万。使斯道也,廓然直趋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23]他的《上赵先生书》几乎重新幻现这一情景,只是把“主帅”让给了赵先生:“今淫文害雅,世教隳坏,扶颠持危,当在有道,先生岂得不为乎?……先生如果欲有为,则请先生为吏部,介愿率士建中之徒为李翱、李观。先生唱于上,介等和于下;先生击其左,介等攻其右;先生掎之,介等角之;又岂知不能胜兹万百千人之众,革兹百数十年之弊,使有宋之文,赫然为盛,与大汉相视、钜唐同风哉!”[24]但这种笔下的情景似乎没有变成现实,他又到处找寻同辈充任盟主,除了士建中,还有王拱辰等人。王拱辰是他的同榜状元,他写信给王说:“主盟斯文,非状元而谁?”[25]
找来找去,最后找到自己,甚至是自己的弟子张绩。他在《赠张绩禹功》诗中,列举了三代相继的盟主:唐元和时,“卒能霸斯文,昌黎韩夫子”;宋初,则是“卒能霸斯文,河东柳开氏”;宋景祐以后,就是他自己了:“容貌不动人,心胆无有比。不度蹄涔微,直欲触鲸鲤。有慕韩愈节,有肩柳开志。”这不是以韩愈、柳开以后第三代盟主自许吗?但他似乎信心不足,“我惭年老大,才力渐衰矣”,于是“卒能霸斯文,吾恐不在己。禹功(张绩)幸勉旃,当仁勿让尔”[26]。把希望放在张绩身上,其实他当时年仅三十六岁,算不得“老大”,也未到“渐衰”之境,只是反映他时不我待的焦躁和急切心理而已。石介梦寐以求“一人主盟、从者云集”的文坛构建的出现,他的《上孙少傅书》《泰山书院记》等文不厌其烦地描述师弟呼应高居坛坫的盛况,几乎到了忘情的地步。他的《寄弟会等》,更直接夸说自己门人之众:“吾门何所喜?子衿青青多。豹、常志古道,佩服卿与轲。平、淑号能赋,其气典以和。枢从吾日久,道德能切磋。泽也齿最少,已有亭亭柯。彰颇通典籍,所立不幺么。淳乎性源浊,今亦为清波。……会汝少俊异,美若玉山禾。……合亦稍纯茂,知不随身矬。……视汝器磊磊,淳、沆皆蚌螺。我有堇山锡,欲铸子太阿。诚能来就学,颖利加铦磨。翘翘数子间,可与肩相摩。”[27]这里,他开列了一个大名单:张豹、李常、刘君平、卢淑、高枢、赵泽、孔彰及其两位侄子孔淳、孔沆,再加上他自己的两位弟弟石会、石合,共十一人。这位倔强劲直的古文家颇有喜偏执、好空想的特点,他的卫道热情和孤单感的交织也使他不免言过其甚,但作为一个典型,却确切而鲜明地反映出当时结盟思想的自觉和强烈,或许还可以当作一面放大镜,便能更清晰地照见欧阳修、苏轼等文坛盟主的同类思想的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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