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崇尚工作、谴责怠惰的大环境下，拼命工作的人却并不健康快乐，在追求优质生活品质的同时，失去了生活。
——我们可以停下来吗？我们文化中“非做不可”的精神被根植于大部分人体内，以至于我们不能让自己听到，甚至很难去想象一个叫停的声音。
——我们要停下来了。在度过漫长的一天，经历过工作的高压熔炉，我们都听到了一个低沉的声音：“我太累了，能歇歇吗？”
伦敦大学教授、精神分析学家乔希·科恩在本书中和我们探讨了“什么都不做”的矛盾与乐趣，他发现当生活陷入僵局，“无所事事”竟成了一种自我成就的有效方式。而这样的方式，也贯穿了安迪·沃霍尔、奥逊·威尔斯、艾米莉·狄金森、大卫·华莱士等文学艺术家们“不工作”的一生。
作者将惰性分为四个类型：疲惫、懒惰、白日做梦、游手好闲。通过个人经历和他咨询室里的故事，带我们一探看似不合常理的处世法则下，蕴含的无限可能。
作者介绍
乔希·科恩 Josh Cohen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现代文学理论教授、精神分析学家。出版多本现代文学、文化理论和精神分析方面的书籍，代表作有《私人生活：为什么我们还在黑暗中》《如何解读弗洛伊德》《中止奥斯维辛: 艺术、宗教、哲学》《宏伟的预言：后现代美国写作与观看的政治》等，常年为《卫报》《新政治家》《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撰稿。
部分摘录：
第一章 倦怠者 几年前，我连续数月每天都要照顾一只名叫肉肉的兔子，累得筋疲力尽，最终它在寒冬的某一天被狐狸吃掉了。养它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反感这一切——那个散发着树脂气味的小肉球总是围着自己的尾巴打转儿，笼子底下粘着一簇簇潮湿的干草和锯末。再有，就是肉肉自身存在的问题了。
我儿时对兔子的认知来自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和毕翠克丝·波特（Beatrix Potter）的童书，以及迪士尼和特克斯·埃弗里（Tex Avery）的动画片，兔子拟人化的形象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而在我成年后，这种迷离的印象仍缭绕在我心头。我并不期待肉肉会像虚构作品中的小兔子那样顽皮淘气、温顺善良，或者激动过头，然而，如果要求它摆出一些小动物渴求怜惜的姿态——递来一个让人亲近的眼神，用毛茸茸的脚掌拂过我的脸颊讨我欢心，这样算是过分吗？
也许是对兔子表现出来的空洞茫然感到气馁，我们觉得有必要按照一厢情愿的想象来重塑它们在自己心中的形象。肉肉让我知道了这种癖好是多么没有意义。尽管它暖融融的肉身在我的前臂上起伏着，却传达出一种和我分属不同世界的感觉。它好像不认识我似的，没有表示出一丝善意、敌意、好奇或是关心。我开始理解那些蹒跚学步的孩子逗弄自家宠物或刚出生的婴儿时，因为对方毫无反应而流露出的愤怒了。
有一段时间，我被肉肉表现出的冷漠，以及我在拉近彼此之间距离感上的无能气得火冒三丈。即使它毛茸茸的身体蜷缩在我怀里，我也觉得我之于它的意义无异于碎木屑铺成的小窝。
它这种爱搭不理的存在方式，与尼采早期那篇讨论历史用途的著名文章中所描述的牛的麻木迟钝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尼采写道，吃草的牛“沉浸于它们此刻那点小小的爱憎和恩惠，既不感到忧郁，也不感到厌烦”[1]。肉肉就像那头牛一样，既不为过去感到遗憾，也不为未来感到焦虑，生活中没有记忆和期待的负累，这就意味着它既不会因为我离开而想念我，也不会因为我回来而前来迎接。尽管它依靠我来满足基本日常的需要，而且它在我的心里有着那么重的分量，但我对它来说毫无意义。没想到，这个看上去如此温顺的小动物竟能如此无情。
有一部分原因是时机不对。我当时正在进行紧张累人的精神分析培训，与此同时，还继续着全职教学工作，每个时段都在不同的身心状态之间切换着。当时的我就在一种身心俱疲的状态中照料着肉肉，埋怨自己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照顾一只没头没脑、不知感恩的兔子上面。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我愤愤不平的倦怠感最终又逐渐消解了这股怒气。我开始体会到一种内心萌生出的从未有过的亲近感，这也可能与我的默默付出息息相关。在被白天的工作折腾得心力交瘁之后，我会坐在肉肉身边，看着它在某个“平行宇宙”中漫步，轻触着我内心同样隐秘、同样自我封闭的空虚。我能体会到它在与我相处上的无能为力。我在它对我的沟通无能中得到了启发。我在它空洞的眼神和漫无目的的忙碌中获得了共鸣，它对世界流露出的冷漠，以及对我的视而不见，我都感同身受，甚至还有一丝嫉妒。
发现肉肉不用为内在成长和变化付出努力时，我对它所处世界的迷恋就更深了。来到世界的那一刻，人类就注定要经历一场我们无法自行选择的认知和情感发展。这个过程的基石，是学会歧视与喜好。弗洛伊德认为，这就是我们成为自己的第一步。通过嘴巴、眼睛、鼻子或皮肤来了解外部世界，我们会适时地喜欢或拒绝一些事物。我们经由自己的判断，通过对这个说“是”、对那个说“不”来成为我们自己[2]。
我坐在潮湿的地板上，肉肉则在我膝盖上断断续续地抓挠着，它并没有必须说“是”或“不”的负担。它体会到的是不受个体感情影响的基本需求，而非私人化的感受。它毫无自我，也就不会受到欲望的侵袭和干扰。
现实中的兔子如此清心寡欲，也许很难与人们印象中兔子性欲过盛的形象画等号。然而英语中，“像兔子一样做爱”确实意味着浑浑噩噩地做爱，并非出于对特定身体的真实渴望。畅销情趣按摩仪“狂野兔”的制造商想必就是因此选择借用了兔子的名称和造型，将之运用到产品中，以此来突显一种高效而无关人性的性爱。
那么金霸王电池广告中那只粉色兔子上了发条似的动作，还有直愣愣瞪大眼睛的微笑又该如何解释呢？它暗示着我们的生活可能会进入一种自动化的状态，这让人恼火，却又不可抗拒。它不停地运动，动力并非来自任何个体目标或欲望，而是由无穷无尽不受个体感情影响的能量驱动。藏在它龇牙咧嘴的笑容背后的，无疑是一个毫无生气的形象，这就是我们末世流行文化之中无处不在的象征，它陷入了一种盲目前进发展的炼狱之中。
我每天都能听到自己内心深处那只兔子白日梦般的附和。我的咨询室里回荡着人们与世隔绝的渴望，充斥着对不工作、欲望、感受的幻想，充斥着从人类日常脑力劳动中彻底解放出来的念头。患者会用一种不受痛苦和病态折磨的语调说：“我并不想自杀，我只想与现实脱节一小会儿，或者，有时我只想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一旦离开这个房间，世界就会再次向他们负担过重的思想和身体施压，唤起他们的好奇、困惑、忧虑、愤怒、激情和希望。过去如此，未来也会是这样。
他们遭遇了一种人类特有的困境：他们有想要活下去的冲动，希望通过参与和贡献来增强自己于世界上的存在感，同时却也产生了一种相反的冲动，想要退缩到兔子那种冷漠和中立的状态中。然而重新感受到世俗的需求和欲望的侵扰时，他们就又一次把这种退隐的想法抛到了脑后。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摇摆让人精神崩溃，从而破坏了工作和休息的节奏。这些疲惫不堪的职场人士谈到自身感受时通常会提及“过劳倦怠”（burned out），这个词语将他们的不适与工作生活的外部压力联系起来，而非承认痛苦来自内心世界的动荡不安，从而规避了“抑郁症”的污名。1974年，德裔美国心理学家赫伯特·J.弗罗伊登贝格尔（Herbert J.Freudenberger）首次将“工作倦怠”（burnout）一词用于心理治疗领域，用来指“过度劳累或压力导致身体或精神崩溃”这一日益普遍的现象。
根据安娜·凯瑟琳娜·夏弗纳（Anna Katharina Schafner）所说，弗罗伊登贝格尔注意到，倦怠的人有一种将工作关系“去人性化”的倾向，对同事和客户的感受、需求漠不关心。筋疲力尽的职场人士耗尽了对自己和周围人的积极承诺，绝大部分内在资源消耗殆尽。过劳会引发他们对休息的强烈渴望，同时又感到这种渴望无法实现，总会有一些需求、焦虑或令人分心的事让他们无法如愿以偿。
诸如此类的经历在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60年的小说《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A Burnt-out Case）中得到了生动诠释（“burnout”一词进入大众视野，小说的名字可能有很大功劳）。格林将主人公——建筑师奎利的精神倦怠与他在刚果麻风病人聚集地目睹的“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相提并论。就像麻风病人四肢麻木，对肢体的感觉已经消失，奎利认为自己达到了无欲无求的状态，在一种倦怠的冷漠中等待着余生的结束，他的情绪就像被截肢了一样，是一潭死水。
然而，只要奎利还活着，他就不会真的“无欲无求”[3]，总会有某件事情刺激他或有人前来打扰他。咨询室里充斥着同样的束缚：患者希望隔绝所有打扰，保持平和的感觉，与此同时他们痛苦地意识到，这个世界依然存在，电子邮件、电话留言以及各种其他要求和干扰也在不断堆积，即使在50分钟的咨询期间也不曾中断。
对格林来说，这种倦怠感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精神的萎靡，是对普世意义的信念消耗殆尽。倦怠，是中世纪社会所谓“淡漠忧郁症”（或“精神危机”）的一种更现代化、更世俗化的叫法——夏弗纳在她关于“疲惫”的历史考据中证实了这两者一脉相承的联系。
中世纪的神学家从希腊语中借用了“acedia”这个词，意为漠不关心或毫无感情。这是最危险的精神状态，因为它腐蚀的不仅仅是某种信念，而是侵害了信仰的底线。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是虚无的，而且是毫无希望的，这就意味着你从世界中清除了上帝的存在。这会对教会、修道院和其他宗教组织构成致命的威胁，并可能削弱这些宗教团体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资源。
患了淡漠忧郁症的修道士失去了专心奉献的目标，就会出现消极厌工以及焦虑分心的状态。他缺乏推动信仰和祈祷的意志、纪律和精力，只能做些无意义的事情消磨时间，比如闲聊和吃零食，而这又加剧了他的焦虑，阻碍了他与上帝的沟通。夏弗纳写道：“就像神经衰弱者和过劳者一样，那些饱受淡漠忧郁症折磨的人在‘懒得动弹’和‘坐立不安’之间摇摆不定。”[4]提到“倦怠”，我们仍然会想到这种修道士的形象，即使我们对这种精神状态的命名和理解都发生了变化。19世纪晚期的诊断专家创造了“神经衰弱”（neurasthenia）一词来命名同样的不适，现在人们把它理解为现代城市、工业社会的日常刺激（肌肉、精神、感官、鸦片和性爱刺激）造成的神经系统负担过重。
神经衰弱病例中最著名的当数病弱的贵族让·德泽森特，他是J.K.于斯曼（J.-K.Huysmans）1884年经典小说《逆天》的主人公。他经历了许多悲喜交加的考验，在性爱和毒品的蹂躏后，他不顾一切地想让身心回复到平静的状态，最终却徒劳无功。
让·德泽森特将他在巴黎郊区的别墅底层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视觉陷阱，在修道院禁欲主义的表象下，充斥着颓废奢华的感觉。让·德泽森特本身就是懒惰隐士或修道士的现代翻版，于斯曼暗示：“他像一个隐士，已经适应了孤僻独处，生活已经使他疲惫不堪，他对生活已不再抱什么希望了；他就像修道士一样，被一种极度的疲倦、一种对和平与安宁的渴望，以及不再堕入尘世的愿望所压倒。”[5]
一个幻想自己能够暂时死亡或消失的病人，通常也处于同样的焦虑疲劳状态中，即“开始”与“停下”之间的一个模糊地带。他们也渴望从外部世界以及它所带来的紧张的精神状态中得到彻底的解脱。
弗洛伊德根据英国精神分析师芭芭拉·洛（Barbara Low）的建议，将这种渴望命名为“涅槃原则”（Nirvana principle）[6]，借此表达了对早已存在的佛教理念的一种认可。在佛教经典中，灵魂的理想境界，是从日常萦绕在脑中的贪、嗔、痴中超脱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