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优越的环境无法诞生文明？大英帝国从罗马身上学到了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业已打响？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历史”！
阅读“世界历史”让我们“从历史中学习”并由此“了解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本书作者在东京大学人文学院任教了28年。 他用新的理论解释世界历史的重要观点：文明的起源、与古罗马的比较史、当代史、族群迁徙、宗教……一切高深莫测的内容，都变得如此易于理解、生动有趣。
作者介绍
本村凌二，历史学者，专长古代罗马社会史。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早稻田大学特聘教授。日本古代西洋史研究杂志《KODAI》总编辑。任日本西洋古典学会委员、地中海学会常任委员，东大退休后专职写作。著有《幽暗的罗马世界──婴儿遗弃与奴隶制》《多神教与一神教》《让帝国着迷的剑斗士──血与汗的罗马社会史》《爱欲的罗马史──转变的社会底层流动》《马之世界史》。
部分摘录：
第1章 文明为何发源自江流河畔——从文明的发展到城邦与民主政治的诞生 “文明即城市”与“文化即农业”的紧密结合 在讲述文明诞生的来龙去脉之前，我们不妨先思考一下，究竟何为“文明”？
“文明/civilization”一词的词源“civitas”（亦作“civis”）起初蕴含有“市民”之意，而“civitas”在字面直译中，却表达为“理应”（civis），稍显抽象晦涩。但在拉丁语中，它的译文则简单明了，是为“公民权”。换言之，“civitas”用以形容那些享受着公民应有权利的群众集合体。
随着时间迁移，该词又逐渐拥有了“市民团体”的含义，最后定型于“国家”这一概念上。正因如此，任何文明的定义都必须以拥有“国家”，或者聚集有“公民群众”的城市作为基本前提，反之则无从谈起。
时常与“文明”混淆不清的，还有“文化”一词。
“文化/culture”源自拉丁语中的“colere”，意为“耕种”。由此不难看出，各地的自然风土对于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而言，影响可谓浓墨重彩。相比起地域因素浓厚的“文化”，“文明”则能跳脱出地方格局的框架限制，拥有传播至更为广阔的人群中的可能性。
简而言之，因为“文化”深受当地自然风土的影响，所以在这一方土地上奏效的概念，挪到别处可能就会水土不服；但“文明”却能超越这种“区域性”，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和“普遍性”画上等号。
文明与城市之间的关系，较之土地确实更为紧密。城市是人口密集的地段，而这种环境下自然催生了对便利性的需求。文明自身的便利性，使得它即便身处其他城市，依然能够通行无阻。
上文中提到，“文化”一词的词源意为“耕种”。事实上，文化是与农业（agriculture）相辅相生的。
植物学家中尾佐助（1916—1993）在其《栽培植物与农耕的起源》一书中，以农耕与畜牧的起源发展为参照，将世界划分为四大农耕文化圈。
①根菜农耕文化
指能够种植香蕉、甘蔗、木薯、芋头等作物的地区。以湿润地带为主的东南亚及大洋洲地区都属于这一分类。
②热带草原农耕文化
指能够种植豇豆、稗子、葫芦、芝麻等作物的地区，具体包括非洲及印度地区。出人意料的是，种植水稻的中国及日本地区的农耕文化，是以种植同属禾本科的稗子为特征的热带草原农耕文化，经由印度地区传播并转化而来的。
③地中海农耕文化
指能够种植大麦、小麦、豌豆、芜菁等作物的地区。虽然名为“地中海”，但其起源实属旧称“东方”（orient）的西亚地区。其中，孕育了四大文明之一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肥沃的新月地带”，更被视作农业的发祥地。
④新大陆农耕文化
即由哥伦布大航海活动所发现的“新大陆”——南北美洲大陆地区的农耕文化。这一地区盛产马铃薯、玉米、西红柿、辣椒等作物。日本人对这些作物都颇为熟稔，但它们确实原产自新大陆地区，并且，以发现新大陆这一契机得以传播到欧洲，转而推广到全世界。
新大陆的发现为世界带来巨变，原产自新大陆的作物传播到欧洲后也带动了当地人口的爆发式增长。马铃薯、玉米显然功不可没——在此之前，被普遍种植的大麦及小麦在产量上始终无法满足需求，而马铃薯的到来补足了这一短板，并大幅提升了欧洲地区人口繁衍的能力。
如上述分类，农耕因自然条件限制而各自独立、千变万化，终归于“文化”一词；当然，即便是“文化”，也不乏一些如传播到欧洲的马铃薯那样，落地在不同地区并生根发芽的个中翘楚。但是在此过程中，为了能让其扎根成长或是增产增收，必然要在品种改良以及升级农耕技术上花些心思。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将源自不同“文化”的个体转化为具备普遍性的事物，或缓或急地推动了“文明/civilization”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