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961年8月，在柏林墙即将开建的几个小时前，一位名叫斯塔申斯基的克格勃间谍叛逃至西方。冷战期间轰动一时的间谍案由此引爆。历史学家沙希利·浦洛基利用斯塔申斯基受审时的证词、中央情报局的最新解密文件、德国和波兰的相关档案、克格勃官员的访谈和回忆录，以及自己走访所搜集的资料，用学术的眼光抽丝剥茧地寻找间谍案的真相，生动再现冷战时期间谍活动的秘密世界，亦揭示了东西方阵营间的复杂博弈关系。
作者介绍
沙希利·浦洛基（Serhii Plokhy），哈佛大学乌克兰史教授兼乌克兰研究所所长，东欧历史的学术权威，著有《大国的崩溃》《欧洲之门》《切尔诺贝利》等十多本著作，其中《大国的崩溃》于2015年获得普希金俄语图书奖、《切尔诺贝利》于2018年获巴美列·捷福奖。现居于马萨诸塞州阿灵顿市。
部分摘录：
第一部 克格勃特工 1 斯大林的召唤 赫鲁晓夫这位苏联领导人，谢顶壮硕，却出人意料的精力充沛。那天他正在台上演讲，突然从台下递过来一张字条，让他尽快给莫斯科回电。
这时是1949年12月1日，赫鲁晓夫担任乌克兰第一党委书记，正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Lviv）向当地的教授和学生发表演讲。利沃夫市郊在二战前属于波兰，1939年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并入苏联。苏德短暂的联盟瓦解后，1941年6月德军入侵，苏联失去了这块土地。1944年7月，苏联收复失地。自此之后，苏联一直想说服当地乌克兰民众接受苏联统治下的生活，但实现起来却困难重重：乌克兰人想独立建国。就在赫鲁晓夫发表演讲的前几周，乌克兰民族主义游击队获得了重大胜利，他们暗杀了共产主义作家雅罗斯拉夫·哈兰（Yaroslav Halan）。此人是新政权的主要宣传者之一。赫鲁晓夫亲临利沃夫监督调查，追捕凶手。经调查杀手中有一名学生，所以赫鲁晓夫正在向当地大学的管理人员和党的积极分子发表讲话，提醒他们严防民族主义的危险。
给莫斯科致电的要求让赫鲁晓夫心头一紧。他呼吁学生们在各自岗位上与民族主义做斗争并对游击队保持警惕，然后便匆匆结束演讲离开会场，赶紧给克里姆林宫拨电话。电话那头是斯大林的得力助手马林科夫（Georgii Malenkov），负责苏联官员的人事任免。他要求赫鲁晓夫立即赶回克里姆林宫。“有多紧急？”赫鲁晓夫问。答复是：“非常紧急。搭明天一早的飞机回来。”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我揣测着发生各种不愉快的可能，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 [1]
三年前，也就是1946年时，斯大林免去了赫鲁晓夫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务，给他任命了一个不那么重要的职务——乌克兰内阁首脑。此事事出有因。1946～1947年乌克兰发生饥荒，起因是斯大林要求上缴的粮食配额过高，赫鲁晓夫坚持要求莫斯科帮助缓解困境，而斯大林既不想听取汇报，也不愿施以援手。他对赫鲁晓夫的要求十分恼火，这次调任就是惩戒。他让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接替赫鲁晓夫。此人是直接造成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的责任人之一，那次大饥荒造成大量乌克兰人丧生。受了教训的赫鲁晓夫学乖听话了，也毫不留情地从已经精疲力竭的乌克兰农民手中榨取粮食。这次饥荒又吞噬了许多乌克兰人的生命。1947年秋，斯大林让赫鲁晓夫官复原职。 [2]
但这次斯大林在想什么？莫斯科的传召或是因为哈兰被刺杀而眼见赫鲁晓夫也无力终结乌克兰人的抵抗？游击队的战士普遍被称为班德拉派（Banderites）——这个名字源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OUN）最激进的“革命”分支领导人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据赫鲁晓夫的回忆录记载，他第一次知道班德拉这个人是在1939年。那年赫鲁晓夫担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正在敦促西乌克兰加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Ukrai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班德拉因1934年刺杀波兰内务部部长被判处终身监禁，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时出狱，自此从苏联的指缝中溜走了。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班德拉的档案表明他是波兰政府的敌对分子，这一点我们过目难忘，但我们当时应该考虑到像他这样的人也会是苏联的敌人。”
斯大林在与希特勒分享《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战利品的过程中，首先吞并了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Belarus），然后控制了波罗的海国家和罗马尼亚的摩尔达维亚（Moldavia）及布科维纳（Bukovyna）。与此同时，班德拉领导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中的一部分人反抗该组织的原领导层，并率他的部队投向德国。苏德同盟很快瓦解。1941年6月22日，德国军队越过苏联边界开始向东推进，将节节败退的红军赶出了西乌克兰。1941年6月30日，在德国向苏联这个前盟友发动袭击一周后，班德拉及其人民宣布成立独立的乌克兰国。
但独立的乌克兰在德国的规划中并无立足之地：德国想要的生存空间 [3] ，是清除当地居民，为德国人定居准备的土地。盖世太保逮捕了班德拉及其同伴，要求他们撤销声明，但遭到班德拉拒绝。于是战争中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他的两个兄弟则死在奥斯威辛（Auschwitz）集中营。“的确，当班德拉意识到希特勒党徒不打算信守承诺，支持一个独立的乌克兰时，他所率领的部队起而反抗，”赫鲁晓夫回忆说，“但即使到了如此地步，他对苏联的仇恨也没有改变。在战争后期，他实际上是同时在与苏德两国作战。” [4]
到1944年时，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已经组织起了人数多达10万的游击队。正式人员组建了乌克兰反抗军（Ukrainian Insurgent Army）。非正式的就被称为班德拉派。“随着我们把德国人往西驱赶，我们又遇上了老对手——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赫鲁晓夫后来写道，“班德拉派正在建立自己的游击队。”班德拉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获释后，逃往奥地利。起义已经由他人率领，这些起义首领与那位远走他乡的领导人鲜有接触，但班德拉的名字依然与地下组织有着密切联系。游击队各种类型的武装冲突，不论是好是坏，都打着班德拉的旗号——不论是为了乌克兰的独立事业，或是在西乌克兰对波兰人进行种族清洗，抑或是地下民族主义者个人参与大屠杀，还有针对像哈兰这样与苏联“勾结”的人实施残酷暗杀，乌克兰青年男女都愿意为之献出生命。 [5]
苏联动用了数万人的正规军、数千人的特种部队和当地组建的民兵与地下民族主义者做斗争。据报从1944年到1946年，他们剿灭了10万多名“匪徒”，并逮捕25万人，将数十万平民从西乌克兰驱逐到西伯利亚及哈萨克斯坦。现在乌克兰反抗军只有不足5000名士兵，他们的指挥官们只能调整策略，对苏联政府机构和军事设施展开小规模袭击。针对苏联统治者和当地“勾结者”的个人恐怖活动成为惯用手段。起义者们也心知肚明，自己无法在需要大批人员参与的激战中取得胜利。他们对个人生存以及乌克兰独立建国的唯一希望，是再来一次全球大战。这一次对阵的双方将是美国和苏联。
苏联无情地镇压叛乱以及针对当地居民的恐怖活动，慢慢收到了效果。到1948年时，乌克兰民族主义抵抗力量遭到极大削弱，苏联已经可以开始推行大规模集体化农业——这是它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的核心。苏联特工渗透了不少残余的反抗军组织，试图控制当地反抗军与移居国外的班德拉追随者之间的联系。这些班德拉的追随者把活动总部放在德国美占区的中心慕尼黑。尽管如此，苏联秘密警察还是无法触及反抗军的首领，也没法阻止针对像哈兰这样的政权支持者的暗杀。 [6]
赫鲁晓夫认识哈兰。1946年，哈兰代表苏联乌克兰媒体参加了针对主要战犯的纽伦堡审判（Nuremberg Trials），他提出要从德国的美占区引渡班德拉。从纽伦堡归国后，他撰写了措辞激烈的小册子攻击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哈兰还把乌克兰天主教会作为攻击对象。教会的主教遭逮捕，神父被迫接受俄国东正教管辖。这些都是苏联与梵蒂冈争斗以及在苏控欧洲地区扩大政治、宗教和文化影响力的手段。天主教会的信徒只能转入地下活动。哈兰对教会的攻击也引起罗马方面的注意。1949年7月，教宗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宣布将他逐出教会。哈兰又撰写了一本小册子予以回应，其中有一句：“我呸他的教宗。”不少人认为就因为这句话，在反抗军眼中哈兰已在劫难逃，因为反抗军已经与遭镇压的乌克兰天主教会结成了同盟。 [7]
哈兰的死讯被第一时间报送赫鲁晓夫，后者立即致电莫斯科，向斯大林报告利沃夫的最新情况。斯大林颇为不悦。这位苏联统治者年事已高，却越来越多疑猜忌。这次暗杀行动毫无疑问地表明，虽然红军从撤退的德军手中夺回西乌克兰已五年有余，红旗在柏林市中心的德国国会大厦上空飘扬也已经过去四年，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地下组织却还在与获胜的超级大国苏联作战。这一切还并非发生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外围，而是在其核心——苏联的国境线之内。斯大林将手下最干练的秘密警察部队派往乌克兰。他们得到的指示是：“斯大林同志对安全机构在西乌克兰打击土匪的工作非常不满意。”他们受命找出这次暗杀事件的主凶并摧毁残余的乌克兰抵抗力量。 [8]
赫鲁晓夫很清楚，他的职责就是要服从上级。因此，他不仅亲自赶到利沃夫监督案件调查进展，而且带来了自己的工作组，致力于加强当地青年意识形态的工作。这个工作组的成员包括内政部部长、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的几位书记，甚至还有苏联共青团乌克兰支部的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希望手下的得力干将能将利沃夫乃至西乌克兰变成坚不可摧的堡垒。曾有传闻说他准备采取严厉措施，切断地下组织招募成员的来源：他打算召集所有年轻人，把他们送去顿巴斯矿区 [9] 或乌克兰东部的贸易学校，甚至可能通过实行内部护照制度（户籍制度）严格管理人口流动，此举将把整个地区变成苏联法律之外的大型集中营。这一计划遭到斯大林安全专家的反对，于是赫鲁晓夫放弃了这个打算。其中一位专家认为赫鲁晓夫提出的措施，会把乌克兰年轻人赶向丛林，直接送到叛军手中。 [10]
赫鲁晓夫接到克里姆林宫的召唤后，暂时搁置了他的计划，遵命飞往莫斯科。他后来回忆道：“我不知道再回到乌克兰时会是什么身份——甚至不清楚还能不能回来。”这次旅行是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赫鲁晓夫既没有被斥责也没有遭逮捕，而是得到了升迁。年迈的统治者希望赫鲁晓夫能留在莫斯科，跟随左右，并授权他管理莫斯科市的党组织，肃清内部敌对分子。斯大林正在党内干部中清理所谓列宁格勒派的支持者，指控这些人企图组成独立的俄罗斯共产党，对斯大林领导的全联盟共产党团结造成威胁。赫鲁晓夫一直是乌克兰的领导人，自然成为斯大林对抗俄罗斯特殊主义的盟友。
赫鲁晓夫如释重负，对斯大林的信任表示感谢。“我一贯受领导抬爱。感谢所有帮助管理乌克兰的同志，但我还是很高兴能回到莫斯科。”斯大林希望他先回乌克兰，处理好未尽事宜，然后及时返回苏联首都，参加定于1949年12月21日举行的庆祝斯大林70岁寿辰的盛大活动。那天，斯大林将赫鲁晓夫的座席安排在自己身边，另一边则坐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
赫鲁晓夫开始登上苏联权力的巅峰。但他永难忘记斯大林突然召见时内心的恐慌，还有那个他认为让乌克兰反抗苏联的罪魁祸首：斯捷潘·班德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