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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势观风-电子书下载

简介

所有的历史遗存都源于记忆与遗忘的缠斗,这里面不断复活与竞争的与其说是文本,不如说是个体的心性与情绪。本书试图追索的个体生命、记忆片段与思想竞逐,无疑都是近代中国的流风余韵,中间更多是激烈的一面,因为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一波一波历史巨浪的卷席之下,壮怀激烈,屡 败屡战,摇曳不定的潮与流值得重访与细分,而此前对于这些面相的讨论过于趋实,而较少注重那些在一切事物中的灵魂,殊不知僵硬的外表下面,往往有着曲曲折折的灵魂,只有人“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如果对此不能另辟蹊径,重拾对于“人事”之重视,发潜德之幽光,当然也就无法深入理解孕育这些灵魂的社会。

作者介绍

谭徐锋,1981年10月生于重庆垫江。先后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副编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谭徐锋工作室负责人,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兼职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晚清民国政治史、文化史、知识分子史研究与近代文献整理。与杨天石先生合编《辛亥革命的影像记忆》,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人文杂志》《二十一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中国书法》《中国图书评论》等报刊发表论文、书评、随笔数十篇。整理作品有《蒋百里全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黄尊三日记》《蒋廷黻文集》,正整理蒲殿俊、黄远生、任鸿隽、蒋梦麟、罗家伦、董作宾、潘伯鹰等人相关文献。

部分摘录:
曾文正公“复活”记 ——一段近代中国的阅读记忆 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章太炎语),以其事功、人格与文章影响近代中国甚巨,海内外关于曾氏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1〕,从阅读史的角度追踪作为思想资源的曾国藩,不仅关注曾国藩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还追踪人们对其言论的接受史,进而了解曾国藩如何形塑了近代中国人的阅读记忆乃至人生轨迹,以往似乎还不多见,以下就想初窥曾文正公到底怎样活在近代中国人心中。
一、追慕圣贤,进德修业 咸丰九年(1859)正月十九、二十、二十三日,鉴于书籍浩博,读书必须别择,曾国藩于倥偬之际撰《圣哲画像记》〔2〕一文,择三十二位古人,命其子曾纪泽(1839—1890)绘其遗像,藏于家塾,期待子孙有志读书者取材于此。曾氏期待由此“习其器矣,进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由博返约,进而追慕圣贤。
曾国藩
以图像的形式以为省察之助,既是曾氏对学问途径的分类,也揭示出当时士大夫向往圣贤、见贤思齐的心态。而此一心态在曾国藩生前死后长期存在于近代中国读书人的视野中,在中西冲突之际,依然具有绵长的生命力,我们才会看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阅读曾国藩,期待见贤思齐,在追慕圣贤的努力中砥砺自我,这其实是中国读书人的精神传统。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再就曾国藩在近代中国人阅读视野中的面貌进行追踪,或许就显得较为亲切有味。
曾国藩逝世之后,不同版本与形式的曾氏论著出版近乎未曾间断。曾文正公虽死,其精神气度随其著述留存于天壤之间,并且通过印刷得以化身千万,得以迅速传播,当然其中也不乏书局为谋利的考虑。不过,能够谋利,正说明曾氏的影响力与其作品市场可观。
曾任翰林院编修、时乡居在家的江苏常熟人徐兆玮〔3〕(1867—1940)曾记载:
读《曾文正公家书》二卷卷一、二。文正自立课程:曰主敬,曰静坐,曰早起,曰读书不二,曰读史,曰写日记,曰养气,曰谨言,曰保身,曰作字,此十事最是切实工夫下手处。〔4〕
就曾氏所提十事,处处对照自我的局限,狠下针砭,以期“能学得一二端,其余可逐渐扩充也”。此后连着近十日,徐氏都详细阅读曾氏家书,以为多精粹之语,“尤足药学子之失,摘录数则以为座右铭,胜读《近思录》、《呻吟语》也”,并时时在日记中摘录。深获其心者有“温经先穷一经,一经通后再治他经”,“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5〕
针对曾氏治军后每以“敬”、“勤”二字激励家人,主张“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字,家运断无不兴之理”,徐氏以为“虽浅言,实至理也”,并就曾氏语加以发挥:“和者生动之气,敬者收敛之气,一张一弛,人道尽矣”。
当天徐氏读完《曾文正公家书》卷七、八、九、十后,自称最爱曾氏“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六语。〔6〕翌日,徐氏又将曾国藩《圣哲画像赞》与家规口诀摘抄于日记中,并特别称道曾氏之养生法,认为曾氏“八本三致祥”是其学问经济的得力之处。是日,徐氏还读了王定安《曾文正公大事记》,并与其弟交流读书心得,认为曾氏家训可补入清代名儒兼显宦陈宏谋《五种遗规》,并作了摘录,以备参考,其中用意明显是想施于实践。
接下来,徐氏尚阅读陈宏谋《养正遗规》与朱柏庐(1627—1698)《治家格言》,在与内兄张映南信中称赞张氏近年学问进步,言及自己“现读陈文恭《五种遗规》、《曾文正家书》,取其浅近可遵守,继拟读黄梨洲、顾亭林、李榕村、陆桴亭、陈确庵、张杨园诸集,取其切实有用,不蹈空言心性之弊”〔7〕,可见其学问路向与曾氏家书作为修身进德之阶的痕迹。这正是曾氏家书与日记中着力之处。
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旅居北京、饱读中西图籍的世家子弟孙宝瑄(1874—1924),某日在车中读《曾文正诗集》,“兴至则朗诵”〔8〕。同月二十六日,孙氏夜读曾国藩《圣哲画像记》,颇为赞同圣门高弟四科而尽纳之。不久,孙氏日记中对曾氏未将屈原、陶潜纳入其圣贤序列耿耿于怀,而且置疑其是否有所遗漏。在他看来,屈、陶二人“胸中皆有磊落瑰伟奇崛之气,抑郁不得伸”,以其“高风峻节,同得天地清明之气”,卓然独步千古者,看来对曾氏此文尚未认真领悟,不过孙氏这一反应却正是曾国藩圣贤序列无数读者的真切写照,读者心仪之人遭到忽视,心中郁郁不平。但是这并未影响孙氏对曾国藩的推重。
同月二十五日,其友姚文焯(1857—1908)以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时“诋毁文正者不知凡几,竟有投以书诟责之者,而曾公嘱幕友作答书,无不婉辞逊谢,深自咎责。乃私观其于来书,则皆痛加涂抹,若甚自以为是者。夫公论大臣体国之心,则大难初平,疮痍未起,老成持重,自不能不隐忍一时之小辱,而奠社稷于安全,正公之所以不可及也。然当时执一二无辜冤民,杀之以弭外国之患难,事出于无奈,而返躬自问,能无愧疚心,而尚敢自以为是乎?”称曾氏“近于诈”。孙氏认为责怪曾氏者“大都不识大体,不察时事”,从曾氏平生之气象可知,论者“夫第据至微之一事,而不深辨其所以然,遂欲重诬一古今之完人,抑亦过矣”。〔9〕
姚文焯如此熟知曾国藩这一细节,想必也曾读过曾氏相关论著,以曾氏所倡导之“诚”责曾氏,可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朋友聚会中以之为话题。不过孙氏却从整个时局考虑,认为无损于曾氏之人格。这一辩白,可谓曾氏的读者之间小小的交锋,也透露出曾氏天津教案所引发关注之深远,其实也是清议的一种表现,而孙氏言论多持平之论,也可见其性格。
颇为有趣的是文史大家程千帆(1913—2000)在江苏南京金陵中学读高三时的经历。后来成为明史大家的黄云眉(1898—1977)正好是其老师,黄云眉一学期就讲曾国藩的《圣哲画像记》,“以此为纲,上着国学概论的课”〔10〕,而程氏此前也认真读过曾国藩家书。黄云眉对曾国藩的爱重,也透露出近世那么多曾国藩论著散播的魔力。
二、想象的父亲? 曾国藩在晚近的魅力,可能很大程度上蒋介石(1887—1975)与毛泽东(1893—1976)早期的品评有关,二人当时对曾氏的事功与人格极为推崇,尤其是蒋介石,对于曾国藩及其湘军可谓再三赞赏。毛泽东早年极为推崇曾国藩,这已经为近代史学界与中共党史学界所熟知。不过,此处倒是很想结合蒋介石、钱穆(1895—1990)的经历,尝试着来谈曾氏影响的另一种可能,即在父亲或父爱缺位之时,由于家训中往往是温言细语如炉边谈话一样的诱导,曾氏家训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父亲的角色。
钱穆早年丧父,自幼聪慧过人,当时其故乡无锡及周边的读书人对曾国藩颇为敬重,学堂讲授曾国藩的文章,比如《原才篇》〔11〕。高中时的钱穆还读过曾国藩的《求阙斋记》,“常念当自求己阙。如袁绍多疑少断,自念余亦多活动,少果决。因自每晨起,必预立一意,竟日不违。日必如此,以资练习”。〔12〕当时的钱穆因参与集会,要求学校改变课程设置不果而退学,转学钟英中学。正处于现在所谓青春叛逆期的钱穆,所在班级常常联合反对老师,因看谭嗣同《仁学》愤而剪辫。自幼遭遇丧父之痛,他赴外就读中学与家中联系不多,即使退学家中似乎也并未知晓。
钱穆接触《曾文正公家训》即在此时:
余在三年级时,星期六上午上唱歌课,教室中无桌椅,长凳数条,同学骈坐。余身旁一同学携一小书,余取阅,大喜不忍释手,遂觅机溜出室外,去另一室读之终卷,以回书主。然是夜竟不能寐,翌晨,早餐前,竟出校门上街去一书肆。时店肆皆排列长木板为门,方逐一拆卸。余自板缝中侧身窜入,见书店主人,急问有《曾文正公家训》否。盖即余昨晚所读也。店主人谓有之,惟当连家书同买。余问价付款,取书,即欲行。店主人握余臂,问从何处来。余答府中学堂。店主人谓,今方清晨,汝必尚未早餐,可留此同进餐,亦得片刻谈。余留,店主人大赞余,曰:“汝年尚幼,能知读曾文正家训,此大佳事。此后可常来,店中书可任意翻阅,并可借汝携返校阅后归回。”自后余常去。〔13〕
由此可见,钱穆当时阅读《曾文正公家训》后狂喜的心情。上述加着重号处,其急切之情溢于言表,而买家训要连同家书一同购买,这做实了钱穆读的是《曾文正公家训》这一事实。联想到少年钱穆在学堂的彷徨与冲动,而曾国藩写给儿子的家训,很可能就填上了幼年丧父的这一空白。为什么不是曾国藩的其他文章或写给父辈、兄弟的家书,而是他写给儿子的家训,令少年钱穆如此痴迷,以致近七十年后尚记忆犹新?笔者以为,透过《曾文正公家训》,曾文正公很可能在少年钱穆心中充当了“不在场的父亲”,尽管书店主人的情谊也颇值得追怀。
后来钱穆在《略论中国教育学》中提及,“道、咸之际,有曾国藩家书家训,乃以书信亲教其弟与子,此乃一种家庭教育”〔14〕,不知钱穆写到此处,头脑中是否出现上述狂喜的一幕?
与钱穆一样,蒋介石也是幼年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蒋介石早年跟随老师顾清廉读书,顾氏“平日教弟子,务变化其人气质”〔15〕,以先秦诸子与曾文正集课之。这是蒋介石接触曾国藩论著较早的记录。此后曾国藩家训、家书、日记与文集成为蒋氏的必读书,时常进行温习〔16〕。
蒋经国早年与蒋介石聚少离多,蒋介石常仿照曾国藩家训写信教育儿子。1924年5月1日,蒋介石致函蒋经国:“曾看《曾文正家训》否?每日学字几个?均须一一告我,并把最近所学的字,寄我几张,看有进步否。”〔17〕其下手处,与曾国藩有一拼,不过语气的缓急却差异颇大。
蒋经国从苏联归国后,蒋介石让他“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意”。蒋介石曾言:“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实行。”倘因事忙,蒋介石对于蒋经国的问候书信,“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求他细细去参阅,偶尔蒋经国去信报告身体有病,蒋介石就回信责其“没有好好地读曾文正公家书的缘故;因为那书里面对于如何保持健康,是说得很详尽的”〔18〕。蒋介石的心中,曾国藩俨然成了神圣不可违抗的严父,而且包治百病,殊不知曾国藩与其子曾纪泽并不长寿。
蒋介石此处对于蒋经国的教育,与其指挥打仗颇为相似,即事必躬亲。可能是有意效仿曾国藩,蒋介石对于蒋经国读三民主义、经史子集乃至学习英语、数学都耳提面命,在家书中一一指点,又在做人方面一一点拨,让其修齐、诚信、谦逊,不断反省。蒋经国自称无时无地不将蒋介石的训示作为座右铭,“随时随地自加警惕”,完全接受乃父“所信仰的革命的宇宙观和人生观”。〔19〕
有人指出,蒋介石在“围剿”红军时,“曾大量印行《曾胡治兵语录》颁发给他的部下研究;提倡‘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更是根据曾国藩《原才》一文的理论——在一二人的倡导下,可以使天下移风易俗,拨乱为治;抗战以来,蒋经国在赣州,每两星期必须写一封长信给他(指蒋经国),而且一定要写楷书,这是刻意摹仿曾国藩家书,尤其明显。”〔20〕
此处姑且不论蒋介石的“曾氏教子法”成效如何,但其做派的确相当于让曾国藩成了蒋经国归国后不短的时间内“精神上的父亲”,而蒋介石或许也一定程度上认为曾氏家训正有此妙用。
如果钱穆阅读《曾文正公家训》的记忆极为愉快,那么蒋经国的类似经历估计就近乎不断灌输,可能毫无趣味可言。这与蒋介石的性格或许无关,他给蒋经国所找的“精神上的父亲”与他自己的做派其实差距颇大,其效果是否真如蒋经国自说的那么“随时随地”,其实或许有不小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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