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现代战略之父哈特爵士战争战略经典代表作，包括《战略论：间接路线》《山的那一边：被俘德国将领谈二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
《战略论：间接路线》在西方战史研究中具有崇高地位，是军事理论的必读书。因为此书，李德·哈特被西方奉为“军事理论教皇”。在《战略论：间接路线》中，李德·哈特以深厚的军事理论和战史研究功底，通过分析世界历史上自希波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30场战争、280多次战役，得出一个结论：间接路线战略是最具效果、最为经济的战略形式。看似最远和最弯曲的路线，往往才是真正的“捷径”。在任何竞争中，只有击败对手才能获胜。而在未克服对手的抵抗之前，应首先减弱他的抵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其引出自己的防线之外。这就是间接路线战略的精髓所在。因此，“间接路线”不仅是战争的定律，更是一个哲学上的真理，在战争之外，于人类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活动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山的那一边：被俘德国将领谈二战》是一部独特的二战史，大部分来自李德·哈特在纽伦堡对德国高级将领的审讯记录。 李德·哈特全面、公正地将与布卢门特里特、伦德施泰特、托马、克莱斯特、海因里希、一曼陀菲尔、施图登特等德国将领的谈话汇集起来，删繁就简，并在记述中穿插自己的分析和结论。 他让德国将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的叙述者，这就是所谓的“山的那一边”——指代德军在二战中的心理和各项军事方针，由此本书记录的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直接的证据，读者也能从德国将领的描述中感受当时的真实氛围、领略战争的成败细节。本书具有相当的可读性，精彩程度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是世界著名军事史学家、现代战略大师李德·哈特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详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整个过程与各方战略战术的运用。 1914年，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引爆了整个世界。欧洲列强集团纷纷全面动员，倾其全国之力，投入这场前所未见的残酷血战。绵延千里的铁丝网壕沟阵地，成为列强意志拼搏的角力场。数以百万计的军人在破片四溅、血流成河的泥泞战场，试图打出世界新秩序的黎明。 兵灾遍及亚欧非三洲，炮火烟硝中，旧帝国纷纷解体，欧洲的权力格局亦随之改变，然而这场号称将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造成的结果，竟是下一场更大规模的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无论是战火波及的区域、直接或间接参与的国家、生命财产的损失等，没有其他的战争堪与比拟；其所造成的冲击与影响，更是全面而深远，值得我们加以关注、省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着作中，李德·哈特的这本书无疑是其中具通盘关照的作品之一。作者凭藉着个人的军事经历、丰富的资料文件、当事人的访谈记录，集22年之功才完成这部巨着。本书对历时6年的二战中大小战役均有翔实的叙述，铺陈详尽。此外，作者更对此段历史作冷静、客观的分析与思考。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本书能使读者鉴往知今，历史的真实在今天依然有警醒意义。
作者介绍
李德·哈特爵士（Basil H.Liddell Hart,1895-1970），英国军事记者、军事理论家、战略学家。生于法国巴黎。早年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任步兵团军官，并曾在战斗中负伤。后来加入英国皇家军事教育协会。一战结束后，先后服务于《英国每日电讯报》（1925-1935）和《英国泰晤士报》（1935-1939），从事军事记者工作。李德·哈特同时也是著名的军事战略家，在军事学上提出了“间接路线”的观念以及涵盖军事以外领域的“大战略”概念，同时他也是现代战争“装甲兵”作战的鼓吹者。李德·哈特与克劳塞维兹同时被誉为西方战略思想史中的两位现代战略大师。主要著作有：《大战略——间接路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沙漠之狐隆美尔》等。1966年被英国皇家授予爵士勋章。
部分摘录：
战争缘起 让欧洲走向爆炸，花费了50年。引爆它，却仅需5天时间。我们所要研究的这套爆炸材料的制造，也即形成冲突的基本原因，其实在这段短暂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范围中是找不到的。事实上，一方面，我们应当回顾普鲁士对于开创德意志帝国（Reich）的影响，俾斯麦的政治构想，德国思想深刻的个性倾向，以及当时的经济状况——德国曾企图以商业出口为主，不过目的并未达成；此外，加上一些其他理由，使德国从原本的商业大国理念改变为世界强权观。我们还应分析蕴含各色各样中世纪遗风的奥匈帝国，认识其复杂的种族问题，做作的统治机制，暗藏在肤浅野心底下、令其烦扰不堪的内部崩解的恐惧，以及其狂乱寻求苟延残喘的行径。
另一方面，我们应检视那令人称奇的，支配俄国政策的野心与理想主义的混合物。它致使靠近俄国边界的邻国，特别是日耳曼邻邦间，弥漫着一片恐怖感。这也可能是最终引爆战争的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种。我们还应了解自1870年以来，法国因遭受侵略而对新侵略所发出的持续警报；我们更应研究法国重建的自信心。它强化了法国抵御进一步外侮的力量。还有，我们应牢记德国攫取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对法国所造成的伤害。最后，我们应回顾英国从孤立政策转变为参与欧洲，成为欧洲系统成员的做法，以及当它面对德国的敏感现实时，所展现的缓慢觉醒。
在对半世纪欧洲历史作出上述的研究之后，我们所获得的整体认知，应比绝大部分记载巨细靡遗的历史更详实。这场战争发生的基本原因可归纳为三点：恐惧、饥饿与傲慢。除此之外，发生在1871年至1914年之间的国际事件，也是征兆。
总之，要找出点燃这次战火蛛丝马迹当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是有可能，而且容易看到的。这些蛛丝马迹事实上贯穿了1871年之后俾斯麦所建立的同盟结构中。讽刺的是，俾斯麦原本并非将这同盟结构当作火药库，而是将它视为保护伞，以便他所开创的德意志帝国能和平成长。虽然俾斯麦的想法，早浓缩在他1868年的一句话——“弱国终被强国吞噬”之中，而他自己的胃口，却在1870至1871年战争 (1) 的三顿饱餐之后，得到满足。所以，我们不能谴责他，认为他的野心比胃口大；就像他所说，他感觉德国现今是一个“心满意足”的国家。他的统治理念自此之后并非是扩张，而是团结。为了争取足够的时间与和平，使新德国保持稳定，他企图抑制法国国力的发展，使法国维持在无法进行复仇之战的局面。但是结果证明这些做法对德意志帝国并无好处。
俾斯麦并未对法国实施经常不断的直接胁迫。他只准备切断法国与友邦或支持者之间的关系，以便间接打击令人困扰的法国快速复苏。俾斯麦首先拉拢奥地利与俄国，使他们和德国结为普通的结盟关系；同时努力促成巴尔干半岛的和平，以防后者对结盟关系造成任何危机。有好几年时间，他的政策是，在欧洲外交利益交换上，不对任何一方作出承诺，仅做一名“忠实的经纪人”。然而，他与俄国首相戈恰科夫（Gortchakov）之间的不和，以及由于1877年俄土战争（Russo-Turkish War）的纷扰，使他不顾年老的德皇威廉一世的反对，与奥地利在1879年订定了防卫联盟。德皇原本将这种做法视为“出卖”俄罗斯，甚至曾威胁说自己要退位。不过这纸明确的承诺，后来并无明确的结果。尽管如此，俾斯麦在1881年以巧妙的外交手段，经由俄、奥、德三国所签订的“三帝同盟”（Three Emperors Alliance），暂时取回主导地位。这著名的“三帝同盟”，原先目的在于干预所有巴尔干半岛事务。虽然该同盟稍后在1887年废止，德国与俄国之间的关系，则另以秘密订定的“双重保障条约”（Reinsurance Treaty）作为补偿，并获加强。经由该约，两强同意除非德国攻击法国，或俄国攻击奥地利的情形发生，双方各自与第三国交战时，彼此将维持善意的中立。在这两次巧妙的、具有惊人欺瞒效果的外交手法下，俾斯麦避免了当时迫在眉睫的俄法联盟。
同时，德奥之间的结盟，由于1882年意大利的参与而扩大。其结盟的目的是：如果德国与俄国作战，可以提防俄国从背后暗算奥地利；意大利如遭法国攻击，德奥将出兵相助。不过意大利为保护与英国老友的关系及其本身海岸线的安全，却在条约上附加一段特别协议，阐明绝不直接与英国冲突。1883年，罗马尼亚（Rumania）经由该国国王个人与一些秘密运作过程，也加入了这新的“三国同盟”（Triple Alliance）。后来甚至连塞尔维亚（Serbia）与西班牙也分别短暂与奥地利及意大利，以另缔条约的方式结盟。
对于英国，俾斯麦的目标似乎企图使英国仅与德国保持友好，而与法国保持不友好的关系。他对英国的感觉，在友好与轻蔑之间摇晃不定。其态度转变的关键点，在于英国不同政党的轮替执政。对于“老犹太”迪斯雷利（Disraeli），他由衷敬重；但他无法了解格莱斯东自由党（Gladstonian Liberals）的观点，同时也瞧不起自由党政策摇摆不定的行径。当迪斯雷利当权时，俾斯麦大谈拉拢英国为其同盟的想法；虽然维多利亚女王曾低调表示，“确信德国在任何一方面都将是最安全的盟友”，她却不敢肯定俾斯麦是否能值得信任，迪斯雷利的看法亦同。因此俾斯麦继续玩弄藉由英俄、英法之间不和，使自己渔翁得利的政策。几经精心的评估，他赞成英国占领埃及，因为英国占领埃及会使英法不和。在另一方面，由于德国的极端殖民主义，在未来具有与英国发生冲突之虞，所以他反对国内渐起的殖民扩张声浪。他曾说，“我们极端殖民主义者的贪婪，大过我们所需要的，或能满足的”。他以支持英国占领埃及，企图逐渐换取英国在海外的小让步。经由这些小让步，他缓和了德国利益团体强大的，连他都无法忽视的殖民要求。然而英国保守党的重新执政，以及英法之间与日俱增的摩擦，使英德建立起新的紧密关系。俾斯麦提出的正式结盟，受到索尔兹伯里爵士内阁（Lord Salisbury’s Cabinet）的热烈欢迎；不过后者似乎因担心国会反对与外国牵扯而退缩。然而，俾斯麦从这非正式的协议中，以微不足道的代价取得了英国对黑尔戈兰岛（Heligoland）的割让。黑尔戈兰岛在后一世代，对德国海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于是到了1880年代末，俾斯麦伟大的政治架构似乎已斐然成形。德国受到“三国同盟”的支撑；而英俄若即若离的态势，对它有利而无弊。在这样稳定的基础上，德国为商业扩张做好了准备。而且俾斯麦已将法国驱入一个孤独而局限的政治隔离圈内。
但自1890年代初开始，俾斯麦规划的政治架构出现了一道裂痕；后继者几乎到要赶走这架构缔造者的地步。年轻的德皇威廉二世于1888年即位。他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素不友好，后者既不喜欢德皇的“侵略性友善”，也怀疑他的意图。然而对俾斯麦的政治架构来说，问题并非来自沙皇，而是威廉二世。俾斯麦的掌权方式，向为德国参谋本部与军队所诟病，如今也令威廉二世厌恶不已。由于威廉二世几乎在参谋本部与军队中成长，所以他很自然发现这些人与他站在一边。但他未觉察，这种关系也束缚了自己。
第一个效应是，赶走“亲俄”的首相之后，继任者拒绝与俄续订“双重保障条约”。第二效应则是第一效应的必然结果。沙皇忍下对共和主义的嫌憎，于1891年与法国签订了协议。这协议并于一年之后发展成军事协定。双方希望在遭敌攻击时，彼此相助。这协定中的重大要点是，倘若“三国同盟”中任何一方进行动员，法俄将立即动员。由于法方谈判人布瓦代弗尔将军（General Boisdeffre）曾费心向沙皇解释，“动员意味宣战”，所以沙皇至少无法说他不懂这其中的涵意。
沙皇在害怕英德即将结盟之余，喝下了这剂俄法结盟的汤药，而这后来却一直苦恼着沙皇。因此在俄法签约后，长期未对法国产生任何外交价值。
尽管如此，法国还是跳出了政治“隔离圈”。从此时起，欧洲并非仅只有一个政治集团，而是两个政治集团。虽然其中一个关系较松散，另一个却较紧密。这两个集团形成了均势，即使各方势力尚未全然均衡。
对于德国废止德俄秘密条约，尚有要点值得一提。柏林的议会在早先复审这项条约内容时，曾反对订约。理由是该条约不但对奥国不忠，而且对英国不诚。其实，不论德皇的缺点如何，他的性格比俾斯麦要真诚；他在相互矛盾的发言中所显现的伪善外表，似乎是因为过度坦率与经常快速转变心意。他们两人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以始终如一的欺骗，来寻求国家安全；另一个则是在突发式的真诚态度下行事，得到的仅是不安稳的保障。英国方面对此的看法与德皇一致。虽然德皇对待俄国的态度与俾斯麦迥异，他却维持俾斯麦对英的友好态度，这也许是因为他的性格中多了一分真诚，较少政治动机之故。但英德两国间却有一件缘起于私人因素的不睦。原来德皇与他的舅父威尔斯亲王 (2) ，也就是后来的英王爱德华七世彼此交恶。妙的是，这私人裂痕是被俾斯麦家族弄得愈来愈糟的。
不过这私人之间的不和，如果没有更大的问题介入其中，是不会酿成国际友谊的裂痕的。事实上，英德不睦出自于一个主因，以及附加的许多小因素。这一切都需自德国的政策从重视内部转变为向外扩展说起。当德国的商业与影响力，扩展到世界级的规模时，其利益无可避免地会与英国在多方面发生冲突。但经俾斯麦式老奸巨滑手段处理之后，这类冲突不会造成一触即发的摩擦，因为英国的政治手腕原本就相当不迟钝。而这时期英国最关心帝国疆土的政党，碰巧就是最同情德意志帝国的政党。然而，现在俾斯麦已走，却无圆通练达者取代其位。有一种情形时常发生在像俾斯麦这类伟人身上：他的门徒忘记主子的行事原则，却只记得他的方法——武力威胁。不过，德皇此时自己已可运用魅力达到目的了。尽管他屡犯众怒，但他不仅成功地维持了在英国的名望，而且在俄国新即位的、软弱而友好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曾经有一度，他还无条件拥有对沙皇的影响力。
德英之间第一次较大的摩擦是为了土耳其。此事件的阴影影响了未来。1892年，当时英国自由党重新执政；就像格雷（Sir Edward Grey） (3) 所说，“突然间，从柏林送来一封像最后通牒的文件，要求我们为土耳其的铁路，终止与德国人竞争”。并且在此后数年，德皇从未忘记强调，在德国所扩展的商业网中，“坐镇着一只牙齿锋利的蜘蛛”。1895年，由于他的干预，使俄国自日本手中夺得了与中国作战所攫取的战利品。1896年，他再次与英国发生冲突。这回就比较严重了。讽刺的是，起因是由于某英国人士对俾斯麦式霸业的狂热钦佩。这位名叫罗德斯（Cecil John Rhodes）的英国人，不但对俾斯麦式的霸业推崇不已，而且对威廉二世也曾作出相等的赞誉。但德皇却不领情，并对罗德斯所拟订的英国南非扩张计划深感愤怒，甚至像是自己受挫似的。经过几回酸溜溜对英国的批评，以及在南非德兰士瓦的布尔人（Transvaal Boers）的甜蜜怂恿下，德皇对于詹姆森（Sir Leander Starr Jameson） (4) 率兵入侵德兰士瓦之举，发现了一个诱人的借口。1896年1月3日，德皇在议会中提出构想，他认为德国应声明为德兰士瓦的保护国，然后派兵前往该地。首相霍亨洛埃（Hohenlohe）闻言，则以“这等于与英国宣战”为由，反对此种做法。德皇却直率答道：“是的，但这只是在陆地上作战。”不过，有人提出稍微缓和的办法。建议他不如拍发贺电给南非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Kruger），但电文言词间不但要高度冒犯英国，而且要否认英国对德兰士瓦的宗主权 (5) 。
这下，由于一方有着压抑不住的妒忌，一方则惊见传统老友骤变为新敌，于是两国人心都鼎沸了。德国人自认恼恨有理。他们认为，已占据许多殖民地的英国，如今又要开疆辟土，但这块新殖民地，正是另一位迟来者想要的。然而英国人拓展殖民地已习惯成性，他们竟平静地以为这样做才符合英国约翰牛形象。他们无法理解，除了传统的对手俄国与法国外，居然还有人如此挂念此事。所以在一般的交往上，不论德国做出如何的不自觉挑衅，英国始终保持冷静的自信。这种态度也成为这次危机的一帖镇静剂，而且几乎是成功的。原来德国曾下令采取战争手段，建议法俄联合攻击英国。但后来，一者由于法俄缺乏兴趣，一者英国索尔兹伯里政府的冷静，使德国自觉海军不够强大而有所克制，一触即发的危机因此而消失。
然而，危机因欠缺实力而避开，并不表示危机已解除。德国海军的野心，即在此时开始萌发。这股野心明显体现在1897年威廉二世的一段话上，“三叉戟应握在我们手中”，以及他对铁毕子将军（Admiral Tirpitz）所下达的命令。他要求建造这支三叉戟。翌年，德国海军的扩建计划开始进行。并且，据说在德皇访问大马士革期间，曾宣布他是全世界伊斯兰教徒的保护者。这简直是对英法的直接挑衅。不仅如此，由于他明确声称要担任土耳其的守护神，也造成与俄国的严重不和，因为他阻碍了俄国觊觎君士坦丁堡的美梦。就像被拿破仑嘲弄的对手一样，德皇因“眼中有太多事务”而将外交章法打乱，致使这些曾被俾斯麦耍弄过而相互攻击的列强，现在在任何地方只见到一件事——德国的拳头，而未见其他。尽管如此，1898年，英国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 (6) 为英国介入南非纷争之事，向德国提出俾斯麦曾寻求过的结盟建议，却遭德国的侮慢。原来张伯伦的提议，现在轮到德国存疑了。事实上英国作出这样提议，是因为英国有了新的顾虑。英国正考量本身所受的孤立与弱点，尽管在观点上基于一种旧意识——与德国有其天生的密切关系。但这提议现在看来，却像是自己在招认弱点。至少是部分如此。而以弱点为由的提议，对于新德国并非上策。俾斯麦遗留给继任者的几种遗风之一，就是低估英国实力，高估俄国的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