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音乐家上演‘詹姆斯•邦德’狂想曲，从自然历史博物馆偷走了‘价值数百万’的珍奇鸟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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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年前，华莱士在不为人知的阿鲁群岛原始森林中第一次见到天堂鸟，并深深为物种之奇异与美丽惊叹；150年后，一位年轻的音乐家在博物馆里与天堂鸟标本邂逅，他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东西，此时，他知道自己必将想办法重返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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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博物学家华莱士的南美-马来群岛考察探险之旅，到地球上具有美丽羽毛的鸟类的命运，作者将各种看似毫无关联的线索——博物馆盗窃案、进化论的发展史、濒危鸟类和飞蝇绑制痴迷者阴暗的地下世界串联在一起，用一场真实犯罪的探险之旅，讲述人与自然间矛盾复杂的关系，以及人类渴望占有自然之美的毁灭性本能。
作者介绍
柯克•华莱士•约翰逊（Kirk Wallace Johnson）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高级研究员。他的作品曾在《纽约客》《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刊物上发表。此外，《60分钟》《今日秀》及在翠贝卡电影节首映的长篇纪录片《名单》等，均有讲述他的作品。他现与妻子和两个孩子居住在洛杉矶。
部分摘录：
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的试炼 船在距百慕大海岸700英里的海域燃烧。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站在后甲板上，脚下的厚木板灼灼发热，黄色的烟雾从裂缝中缭绕升起。甲板下的香脂和橡胶已被熔沸，正咝咝作响，汗水和浪花浸湿了他的身体。他感觉火苗很快便会蹿出来。“海伦号”的船员慌乱地从他身边跑过，将财物和供给抛进两艘正沿船侧下降的小型救生艇中。
救生艇在甲板上长期暴晒，木板已经萎缩，一碰到海水便开始渗漏。厨师急忙跑去寻找软木塞来堵住裂缝，而惊慌失措的船员们则在寻找桨和舵。约翰·特纳（John Turner）船长匆忙地把航行表和航海图打包好，他的手下则把装满生猪肉、面包和水的木桶放进小船。要漂流多久才能获救，又或者到底能不能获救，对此他们一无所知，眼前只有一望无际的汪洋。
4年来，亚马孙雨林无尽的倾盆大雨已浸入骨髓，疟疾、痢疾和黄热病使他处于死亡的笼罩之下。而令他任务毁于一旦的却不是水，而是火。这看起来一定像一场噩梦：他平时煞费苦心地使这群猴子和鹦鹉免受湿寒的侵袭，而此时它们正从笼子中跳出来，四处逃窜，躲避火苗，停在了船首的斜桅上。在重达235吨的“海伦号”上，这支斜桅就像一截从船首戳出的针头。
华莱士站在那里，透过金丝边眼镜，眯眼看着惊恐的鸟，任混乱将自己吞没。吸血蝙蝠吸着他的血，沙蚤钻进他的脚趾下产卵，使他感染发炎。他已毫无生气，头脑混乱。数年来，他对乌黑的尼格罗河沿岸的野生生物做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而如今所有的研究笔记都在船舱里。
火苗跳动着蹿向鹦鹉，甲板下火势已蔓延到纸箱周围，箱里装着他在亚马孙探险的真正战利品：近万张鸟皮，每张都被精心保存着。里面还有河龟、蝴蝶标本、瓶装的蚂蚁和甲虫、食蚁兽和海牛骨架、一卷卷展示未知奇异昆虫演化过程的图画，以及巴西动植物群标本，其中包括一片50英尺长的棕榈叶。这些笔记、鸟皮和标本是他的主要研究成果，足以让其开创一份事业。离开英国时，他是一个只受过几年正规教育的、默默无闻的土地测量员。如今，他29岁，可以为成百上千种未知的物种命名，他距凯旋、成为真正的博物学家只有一步之遥。但如果大火不被扑灭，他返回时还将是个无名小卒。
华莱士于1823年出生在尤斯卡河西岸一个名为兰巴达克的威尔士村庄。他家有9个孩子，他排行第八。尤斯卡河从威尔士中部的布莱克山脉蜿蜒南下，流入塞汶河口。30年前，查尔斯·达尔文就出生在塞汶河畔，两地相距90英里，但几十年后，两人的生活才因科学史上最惊人的巧合而产生交集。
华莱士的父亲进行了一连串愚蠢的投资，因此无力支付他的学费。于是，华莱士在13岁时辍学，投奔哥哥，成了一名测量员学徒。蒸汽机的出现推动铁路行业蓬勃发展，数千英里的铁轨遍布英伦诸岛。这意味着测量员的需求量很大。当同龄的男孩在翻译维吉尔的诗歌、学习代数时，他穿山越岭，协助绘制未来的火车路线，并自学三角学法则。测量工作将乡村变成了年少华莱士的课堂。他从掘开的土地中，学到了人生的第一堂地质学课。箭石等灭绝物种于6600年前变成了化石，如今在承载厚重历史的土地中再现于眼前。这个早熟的男孩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力学和光学方面的入门书籍。他用纸筒、观剧镜和光学透镜制作了一个望远镜，用来搜寻木星周围的卫星。
华莱士在大规模的回归自然运动时期，接受了其非正规教育。这场运动是一个世纪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果。人们挤在烟尘弥漫、肮脏不堪的城市里，开始向往先辈们的乡村田园生活，但穿越布满车辙的道路，前往不列颠群岛的海滨或偏远地区，既舟车劳顿又昂贵得让人却步。直至火车的出现，超负荷工作的英国城镇居民最终才能逃离这一切。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信奉一句圣经谚语：“游手好闲是魔鬼的作坊。”他们提倡自然历史收藏，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消遣方式。火车站的售货亭里摆满了有关私人收藏的通俗杂志和书籍。
苔藓和海藻被压缩晒干，珊瑚、贝壳和海葵被挖出装瓶。帽子上设计了专门的隔层，用来存放散步时收集的标本。显微镜的功能更强大，价格更低廉，这使人们对自然收藏更加狂热：曾经在肉眼看来平凡无奇的东西——后院的树叶和甲虫——在镜头下突然展现出一种精细复杂之美。这股狂热呈现出燎原之势：一马当先的是法国的贝壳热，贝壳的价格飙升，贵得令人咋舌；紧随其后的便是英国的蕨类植物热，英国人踏遍英伦三岛的各个角落，着魔似的将蕨类植物连根拔起以丰富自己的蕨类收藏。拥有珍稀之物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历史学家D.E.艾伦（D.E.Allen）说，摆满自然珍品的客厅玻璃橱窗“被认为是每一个有闲阶层人士的必备装饰，代表着他们的教养”。
一次，年少的华莱士无意中听到，赫特福德一位富有的家庭女教师向朋友们吹嘘，说自己找到了一株名为水晶兰的罕见植物。这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并不知道植物分类学是一门科学，又或者“种类繁多的动植物中存在任何……规则”。他很快便产生了一种无尽的渴望，渴望进行分类，渴望知道自己测量图范围内每种生物的名称。他将花朵标本剪下来，带回自己和哥哥合住的房间里晾干。他创办了一个植物标本馆，并逐步扩展到昆虫。他掀开石头看下面蠕动的虫子，将甲虫困在小玻璃瓶里。
二十出头时，华莱士读了查尔斯·达尔文所著的《贝格尔号航行日记》（Voyage of the Beagle）。在此之后，他便开始梦想自己的探险之旅。他已经将自己在英国土地上能找到的所有爬行、绽放之物进行了分类记录。他迫切渴望研究新物种。铁路泡沫破灭，测量工作枯竭，他开始寻找世界上未经探索的角落，这些地方或许会帮他解开当时最大的科学谜团：新物种是如何形成的？他在勘测时发现的其他一些物种又为何会灭绝？他或许会踏着达尔文的足迹去南美航行，这是否是个极度疯狂的想法呢？
华莱士与年轻的昆虫学家亨利·贝茨（Henry Bates）结为朋友。1846年一整年，两人不断通信，讨论航行的可能性。在参观了大英博物馆的昆虫展室后，华莱士告诉贝茨，他对自己获准研究的甲虫和蝴蝶数量感到十分失望。他说：“我想对单独的某一科进行彻底研究，主要是为了研究物种起源理论。我坚信，通过这种方式我能得到某些明确的结论。”
那一年，《亚马孙河之旅》（A Voyage Up the River Amazon）出版发行，作者是美国昆虫学家威廉·亨利·爱德华兹（William Henry Edwards）。他用一段极具诱惑力的序言开篇：“对于那些热爱奇观的人来说，这里无疑是一片希望之地……条条磅礴的河流在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上澎湃奔流，隐藏着，却又孕育着最为美丽、多样的动植物；肆无忌惮的探险者受到秘鲁黄金的诱惑，却又遭到亚马孙女人的憎恶；基督教传教士和不幸的商人沦为印第安食人族和贪吃蟒蛇的腹中之食。”读了此书之后，俩人便确定了此次航行的目的地。
他们从巴西的港口城市帕拉出发，一路行至亚马孙河，将探险过程中所获的标本运回伦敦。塞缪尔·史蒂文斯（Samuel Stevens）是他们的标本代理商，通过将“复制的”兽皮和昆虫卖给各博物馆及收藏家来资助其探险之旅。在动身去巴西北部的前一周，华莱士前往位于莱彻斯特的贝茨庄园，学习如何射击及剥鸟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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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4月20日，华莱士和贝茨登上皇家“恶作剧号”，开始了前往帕拉的航程。他们一共航行了29天，大部分时间里，华莱士都因晕船窝在自己的舱位里。他们从帕拉一路冒险深入亚马孙的中心地带，捕捉蝴蝶，乘坐粗糙的独木舟搏击激流。他们以短吻鳄、猴子、乌龟和蚂蚁为食，用新鲜的菠萝解渴。美洲豹、吸血蝙蝠和致命的毒蛇时刻威胁着他们，在给史蒂文斯的一封信中，华莱士回忆道：“每走一步，我都感觉脚下有冰冷的躯体在滑动，腿上有致命的毒牙在叮咬。”
在共度了两年时光、行走了1000英里之后，华莱士和贝茨决定分道扬镳：除非他们开始收集特定的某一类标本，否则他们实际上是在互相竞争。华莱士沿内格罗河而上，贝茨则前往安第斯山脉。华莱士定期将一箱箱的标本寄往下游，打算让中间人把它们运回伦敦。
1851年，华莱士患了黄热病，一病就是几个月。他挣扎着为自己准备奎宁和塔塔药水。“在这种冷漠麻木的状态下，”他写道，“我总是半梦半醒，回忆自己前半生的种种，幻想有关未来的憧憬，所有这一切或许都注定要在内格罗河这里终结。”1852年，他决定提前一年结束航程。
他将乘坐独木舟回到帕拉。他在这只独木舟上装满了一箱箱保存完好的标本和一些临时的笼子，笼子里装着34只活体动物，有猴子、鹦鹉、巨嘴鸟、长尾小鹦鹉和一只白冠雉鸡。在中途停留时，他惊讶地发现，他之前寄出的许多标本都被海关关员怀疑是违禁物品而扣留。他花了一笔小钱，将这些标本弄了出来，装上了“海伦号”。“海伦号”于7月12日起航，此时距他初到巴西已有4年的时间。
此刻，“海伦号”在百慕大以东700英里。船舱里，一万张鸟皮、蛋卵、植物、鱼和甲虫被炙烤着。而这些标本足以让他成为一名顶尖的博物学家，为他一生的研究工作增光添彩。这场大火仍有被扑灭的希望。特纳船长的手下投弃货物，劈开木板，冒着令人窒息的烟雾拼命地寻找火源。下面的船舱里，浓烟滚滚，所有人都只能挥动几下斧子便跑去呼吸新鲜空气。
船长最终下令弃船，船员们沿着将漏水的救生艇固定在“海伦号”上的粗辫绳滑了下去。华莱士终于一跃而起，采取行动，匆忙跑到自己的舱位，看是否能挽回些什么。“现在船舱里烟雾弥漫，热得令人窒息。”他抓起一块手表和几张他所作的鱼及各种棕榈树的画。他感到“冷漠麻木”，这或许是受惊过度、体力透支的结果。他未能带上自己的笔记本，而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多次冒着身家性命收集来的观察结果。所有困在货舱里的鸟皮、植物、昆虫和其他标本都烟消云散了。
虚弱的华莱士沿着绳索从“海伦号”上往下滑，他一时没能抓紧，跌进了已经一半淹没在水中的救生艇。他的手被绳子磨得皮开肉绽，在舀海水时火辣辣地疼。
大多数的鹦鹉和猴子都在甲板上窒息而死，但仍有少数幸存的鸟兽蜷缩在船首斜桅上。华莱士想哄诱它们上救生艇，但最终当斜桅也开始燃烧时，除了一只鹦鹉，所有鹦鹉都飞入了烈火之中。最后一只鹦鹉在它栖息的绳子着火后，跌入了海里。
华莱士和船员们在救生艇上眼看着大火将“海伦号”吞噬，疯狂的疏散被单调的舀水所代替。他们不时地将燃烧的残骸推开，因为这些残骸漂得太近，足以构成威胁。当具有稳定船身作用的船帆最终起火时，船倾覆崩裂，呈现出“一种壮丽而骇人的景象，船翻了……所有货物在底部形成了一个冒烟的团块”。
夕阳西沉，他们等待着救援。他们打算在不被点燃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靠近大船，因为只要火焰发出光亮，路过的船只便会看到火光，赶来救援，前提是他们足够幸运。每当华莱士闭上双眼，渐入梦乡时，他都几乎立刻会因“海伦号”炫目的红光而猛然惊醒，徒劳地搜寻救援信号。
到了早晨，船只剩下一个烧焦的外壳。幸运的是，救生艇的厚木板吸水膨胀，已经封住裂缝。特纳船长审视着他的航海图。在理想情况下，他们或许会在一周之内到达百慕大。举目四望，看不到其他船只，于是这支破烂不堪的船队扬帆起航，驶向陆地。
他们向西航行，穿越狂风暴雨，定量供给少量的水和生猪肉。10天后，他们的手和脸都已晒得脱皮，就在此时，他们遇见了一艘去往英国的木材船。那天晚上，在舒适的“乔德森号”上，华莱士的生存本能被深切的悲伤所取代。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此时，危险已成为过去，我开始充分体会我的损失是多么惨重。有多少次我都几乎想要放弃……我仍爬进森林，收获了那些未知的美丽物种！”
然而他很快便重回求生模式。“乔德森号”是世界上速度最慢的船只之一，在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平均时速为2海里。现在，这艘船严重超载且供给不足。当英国迪尔港口出现在视野中时，船员们已沦落到以老鼠为食的地步。80天前，华莱士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亚马孙河口，所带的标本足以建立一座小型博物馆。而如今，他从那艘几乎要沉的船上走下来时，衣衫褴褛、浑身湿透、饥肠辘辘而又两手空空，脚踝也肿得几乎走不了路。
灾难过后，卧病在床的华莱士对所剩无几的东西进行了盘点，以展示自己数年来在亚马孙地区的收获。几张热带鱼和棕榈树的图画，一块自己的手表，有那么多东西可救，而他就从大火中挽救出了这些！华莱士始终无法解释，他在“海伦号”上决定命运的最后时刻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塞缪尔·史蒂文斯为这些标本收藏购买了一份200英镑（如今约合3万美元）的保单以防其损毁，但这笔钱根本算不上慰藉。逝去的科学洞见无从索赔，华莱士秉承达尔文的精神要写书的素材更是无从挽回。
他该何去何从？要探究物种的起源，他需要新的标本，而这意味着另一场探险。但他的资源有限，身体透支，名誉也不复存在。至19世纪中期，曾经模糊标示着尚未开发的森林和岛屿的未知之地正迅速从地图上消失。此时，举足轻重的英国海军炮艇驶入口岸海港，抢占处女地，从荷兰和葡萄牙等衰落帝国的手中夺取殖民地。通常，他们会带着一位博物学家一道而行。达尔文得到其剑桥教授的推荐，参与了皇家“贝格尔号”之行。这艘海军舰艇肩负着开发南美洲西海岸大部分地区和加拉帕戈斯群岛的任务，并且他的父亲承担了5年航行的所有附带支出。植物学家J.D.胡克（J.D.Hooker）是达尔文的密友，于1839年登上了皇家“厄瑞玻斯号”，开始了为期4年的南极探险之旅，接着又随皇家“西顿号”在喜马拉雅和印度进行了数年的考察。这些人都是英国皇家学会成员，来自财力雄厚的显赫家庭。他们每年为上百个新物种命名。华莱士得不到任何剑桥教授的举荐，无法参与即将到来的种种探险。
若要青史留名，华莱士就不能浪费时间，沉湎于过去。他刚一恢复健康，便以自己的回忆和挽救出的几幅画为蓝本，给伦敦各科学学会写信。在返航仅5周后，他便在昆虫学会宣读了一篇有关亚马孙蝴蝶的论文。他还去动物学会，做了一个有关亚马孙猴子的报告。他提出了一种理论，称这一地区曾经被广阔的海洋覆盖，但海水渐渐退去，留下三条河流——亚马孙河、马德拉河及内格罗河——将这片土地分成了4个部分。这种“大分割”理论解释了他在这一地区观察到的21种猴子的变异和分布情况。
华莱士并没有解答物种的起源，但他知道地理环境是研究的必备要素。他对其他博物学家记录地理数据的草率方式进行了批判：“在各种自然历史著作和博物馆中，我们通常只能得到有关地理位置的模糊描述。最常见的描述有南美洲、巴西、圭亚那和秘鲁等。如果标本上的标签上写着‘亚马孙河’或‘基多’……我们无从知晓这一标本来自亚马孙河北部还是南部。没有物种所在区域的精确信息，我们便不可能了解物种是如何或为何朝不同方向演变。”在华莱士看来，标签和其所附着的标本几乎同样重要。
在返回后的几个月内，华莱士成了伦敦各科学学会的固定成员，但他真正的重心是选择下一个探险地点。然而，重返亚马孙已毫无意义，因为他的朋友贝茨仍然在那里，已收藏了大量的标本，遥遥领先于他，这使他的目标破灭。重走达尔文的路线也几乎是徒劳，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von Humboldt）已经征服了中美洲、古巴和哥伦比亚的各条山脉。华莱士需要找到记录中的空白，找到地图上那片与自己竞争的博物学家尚未探索过的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