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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暮乾清门-电子书下载

简介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有一句名言:“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本书所涉及的,就是“其表在政”的部分,包括近代的制度、人物与史事,它们是世运盛衰的直接表征。书中收录的20篇文字,内容跨度百余年,从嘉道年间到1919年底,阐释晚清君主的早朝、召见活动时君臣的互动、中枢机构的运作、皇帝如何批示文书、官场的机密通信,尝试从制度的视角,重新解释影响历史走向的诸多政治事件,包括辛酉政变、皇族内阁、清帝退位、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权继承,也勾勒了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驻美公使陈兰彬、驻英公使汪大燮、风云人物康有为、外交总长陆徵祥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表现,揭示这些人所熟悉的史事、人物背后一些幽微的线索,希望给读者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作者介绍

李文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专研晚清史、中国近现代政治与外交。著有《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

部分摘录:
面对天颜咫尺间 ——晚清君主的召见
召见是皇帝重要的行政事项,一般放在清晨奏摺处理完毕之后进行。前篇讲到过两种常规的召见:一种是军机大臣见面,辅助皇帝处理奏摺;另一种则是负责轮值的部院和八旗大臣,在递摺的同时,递上写有自己衔名的膳牌,等待皇帝召见。
除此之外,还有针对其他官员的召见:有的是群体见面,例如吏部、兵部带领引见授官的中下级官员,军机处、总理衙门、吏部引见新考取的军机章京、总理衙门章京、监察御史。这种见面的规模比较大,要排列次序。由于是集体入见,官员通常只能报个履历,也无法与皇帝做深入交谈。因而,这类召见形式上的意义大于实质性的考察——它宣示了皇帝的人事大权。另一类召见,则是本文要讲的,由皇帝单独召见大臣,称为“独对”,现场一般没有第三人,对大臣来说格外难得。如果皇帝多问上两句,大臣更是将此视为难得的荣宠,一丝不苟、一字不漏地录入日记之中,时时加以揣摩玩味。
我们经常说,清代的君主高度集权,一切政令均出自圣裁。人事权力无疑是最为核心的权力,而召见则是人事权的最后一步。不论是特旨拔擢、高官保举,还是经吏部选任,官员们获得禄位,那都是属于“皇恩浩荡”。出将入相,是为“了却君王天下事”;为官一方,则是代天子“牧民”。召见的首要意义,便是完成这个授权的宣示。
除了象征性的意义,皇帝还可借召见对授职官员进行考察,观察他们的面相,检测其知识储备和行政能力。而被召见的大臣大多具有某方面的专长或者行政经验,因此,召见也是皇帝学习知识、扩充储备的机会。在考察和学习的同时,皇帝还能多渠道地了解行政一线与民生实情,避免因信息渠道单一而造成误判。
不同的皇帝,统治术各异,能力也存在高低之别。在召见大臣时,他们有的话多、有的话少,各有自己的兴趣点和侧重点。不过,所有的皇帝都有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例如,各地的降雨量、粮食收成、米价涨跌、自然灾害;有用兵之时,他们就抓住一切机会,询问军事情况,问被召见者家乡是否“被贼滋扰”,家人是否平安等等。
因被召见人的身份差异,皇帝询问他们的问题也不一样。一般而言,皇帝会找翰林出身的官员了解学问,包括诗词文章、本朝掌故、机构运转等;找部院堂官谈论一手政务,例如吏治、钱法、外交。如果召见来京请训的督、抚、藩、臬或其他官员,皇帝会问当地的民情、吏治、刑狱,问来京时沿途景况;如果召见升迁或者外放的京官,皇帝会问他们的出身、中进士的时间、之前的任职履历,甚至具体到籍贯、家人和家乡情况,以体现君主的眷顾。
留存至今的晚清日记,就有很多召见场景的记载描述,为我们描绘出清朝皇帝的不同性格与施政特点。
道光帝是一位朴素、勤政、举重若轻的君王,还在当皇子时就独当一面,拿鸟枪回击冲进紫禁城的天理教徒众。在位三十年,他早已积累了丰厚的统治经验和御下之术。道光帝在召见大臣时候,较少顾忌,有话直说,一点都不拐弯抹角。一次,他召见一位京卿,开口就问:“年岁?”对方回答:“实年五十二岁。”皇帝略感惊讶,赶紧说:“朕以为汝有六十岁了,原只五十二岁。”〔1〕
道光帝还喜欢在召见时,借机发表自己的政见,作为秘笈传授,也能不失时机地敲打或震慑对方。他曾经亲自拔擢翰林院编修张集馨,钦定张担任山西朔平知府。皇帝认为州县官“流品甚杂”,也不信任督抚考评,他看重张的翰林出身,希望张保持操守,替他暗中考察州县官员。他对张说:“我岂肯以好好地方,听人糟踏耶?”紧接着又问张是否知晓前任多尔济善的荒唐行为。张还在惶恐之中,道光帝自言自语:几天之后你看邸报就知道啦!弄得张很是愕然。随后,他向张传授“用人经”:“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科目未必无不肖,究竟礼义廉耻之心犹在,一拨便转。得人则地方蒙其福,失人则地方受其累。”〔2〕道光帝通过比较,说明了对出身不同的两类官员的看法——科举士人有“礼义廉耻之心”,而捐纳者反之。这既是告诫,也是交心,让对方感受到君王的信任和肩负的重担。
十一年之后,张集馨升任四川按察使,接到了入京陛见的谕令。这一次,道光帝除了交代川省之事,也讲述了他对为政的看法。他与张集馨谈到,四川刑名案件居全国前列,叮嘱张不要为了积德而轻易纵容凶犯;又谈到四川按察使的重要使命——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使往来西藏的文报畅通无阻。接着,顺势又谈到驿站运转的关键——马匹。皇帝说,马匹数量是很难查的。不等张发表看法,他继续说:“我说句文话你听,州县一闻验马,早已挹彼注兹;我再说句俗话你听,早已东挪西掩。汝即委员抽空往查,委员回省也是欺饰。”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当四川按察使,自然要重视驿站、清查马匹,可别费那个劲了,我知道得很清楚:就算你亲自下去检查,下面的人一定东挪西凑欺哄你。
地方情形如此令人绝望,又该如何应对?皇帝亲授机宜:“汝竟不必查点,遇有文报迟延者,参奏一二员,自然知所儆惧。”马匹不足,驿站文报肯定会延误,到时候抓住责任人参奏,让他们有所畏惧。皇帝很清楚基层欺上瞒下的小动作,也知道自己的对策治标不治本,只能惩罚倒霉蛋。为了让臣下心服,他发表一番深刻的见解:“汝此去,诸事整顿,我亦说不了许多,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在道光帝看来,政治好比修补破房子,哪儿破了就补哪儿,只要能避免倒塌、不动大工便是胜利。〔3〕
仔细想想,这又何尝不是整个晚清的治国思路呢?五十多年之后,当了二十多年天下第一总督的李鸿章反思一生,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4〕勉强涂饰、随时补葺、支吾对付,完全像是实践道光帝的指示。只可惜他要应对的,是有人扯破裱糊外层之后的难题。
君王看似九五之尊,乾纲独断,决策不必受人牵制,但权力在手,责任也随之而来。所以也会借召见之机,解释政策,甚至做自我检讨,向外传递信息,希望臣民理解,达到君臣一心的效果。
等张集馨升任贵州布政使之时,道光帝又一次召见了他。这一回,皇帝再次向他表达了对捐纳人员的不满,他说:“我最不放心者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卖官鬻爵,损害朝廷颜面和公信力,人人喊打,皇帝当然知道,所以他接着自问道:“我既说捐班不好,何以又准开捐?”皇帝显然被自己的问题触动,不等张接话,他拍手叹息道:“无奈经费无所出,部臣既经奏准,伊等请训时,何能叫他不去,岂不是骗人么?”没办法,朝廷财政太困难,用项又多,户部只能想出这个办法,不能出尔反尔。这时,张集馨终于有机会开口了,他劝慰道:“皇上不得已之苦衷,海内臣工无不深悉;且皇上克勤克俭,即准捐资,亦不过为地方黎民计耳。”您的苦衷大家明白,就算卖官,也是在为天下百姓筹钱。皇帝对张的接话甚感欣慰,他顺势说:“汝等受国家重恩,做如此大官,尚不肯为国家分谤么?”告诫官员们要有担当,不要吝惜名声,不能担心被骂。
与道光帝一样,慈禧太后也善于利用场合,做自我解释。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后,朝野流传说慈禧太后主和,拖皇帝的后腿,令她饱受攻击。湘军大员、两江总督刘坤一受命北上督军,太后借召见之机,向这位老臣传递自己的态度。当时,有一位叫安维峻的御史,先是上奏要诛杀李鸿章以谢天下,后又指责皇太后牵制皇帝决策。慈禧太后当着刘坤一的面恼怒地说,此人“词涉离间”,然后开始回忆丈夫咸丰帝与亲儿子同治帝在世的日子,“不胜悲感,数数以袖拭泪”。跪在下面的刘坤一赶紧表态:“言官措辞过激,意在纳忠,或者借沽直谏之名,断不敢稍涉离间”,还说他更担心内廷的宦官,宦官喜欢拨弄是非,离间太后的母子感情,应该防微杜渐。
慈禧太后听不得这些刺耳的话,她打断刘坤一说:“我不似汉太后,听信十常侍辈,尔可放心。但言官说我主和,抑制皇上不敢主战。史臣书之,何以对天下后世?”你不用担心宦官,问题是,如果将来的历史都跟着言官来讲,说我牵制皇帝、说我主和,我如何面对子孙后代?刘坤一赶紧安慰说,和战是国之大事,太后和皇上都没有偏见,天下后世都会谅解的。又劝太后:只要母慈子孝,就不会有流言了。慈禧太后听完,情绪稍稍平复,向刘诉说母子感情深厚:“皇帝甚明白、甚孝我,每闻军前失利,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对哭。我甚爱皇帝,在前一衣一食皆我亲手料理。”〔5〕她借此向封疆大吏、朝廷重臣传递自己与皇帝感情亲密,希望能平息流言,减少朝野对她的攻击。
在遭遇某些低谷的时候,统治者甚至借召见之机,向下“罪己”来化解怨怒。有一次,苏州知府何刚德上任,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一同召见。他们刚经历了八国联军入侵之耻,回到北京,太后感慨良多:“中国自海禁大开,交涉时常棘手,庚子之役,予误听人言,弄成今日局面,后悔无及。但当时大家竞言排外,闹出乱来,今则一味媚外,又未免太过了。”跪着在她跟前聆听训话的,只是区区一名从四品的知府。当着皇帝和四品官的面,说自己误听人言,闹成今天的局面,可以算得上是比较诚恳的“自我检讨”了。〔6〕
当然,皇帝每天召见那么多大臣,不能要求句句都有营养、都有信息传达。君臣对话,有时纯属没话找话,年轻的咸丰帝就经常如此。
在咸丰帝继位不久,通政司副使(正四品)王庆云升詹事府詹事(正三品),前往圆明园勤政殿接受召见。他小心谨慎,向坐在木床上年仅十九岁的皇帝脱帽谢恩。天颜就在咫尺之间,他不由得战战兢兢。过了一会儿,听皇帝开口问:汝到过詹事府未?王庆云说:还没;皇帝又问:汝在通政司几年?王说:上年二月才到;皇帝接着问:是何官转任的?王说:从翰林院侍读学士转任;皇帝继续问:是否担任过各省的学差(当学政考秀才)、试差(当乡试考官考举人)?王说:得过;皇帝又问在哪个省呢,王都一一作答。
詹事府本是辅导东宫的机构,在雍正朝之后,因不立储君,詹事府就成了翰林院官员的迁转之地,合称为“翰詹”。能担任詹事的,大多是饱学之士。咸丰帝对王庆云的翰林出身很感兴趣,问他在翰林院经历过几次翰詹大考?考一等的那次第几名?詹事府无甚公事?通政司是否轮日收题本?通政司是不是有五个堂官?他们各叫什么名字?接下来,皇帝问他多大年纪了?是哪一科的进士?以前从什么官升的翰林院侍读学士?王也都逐一作答。
第一次见面,回答了这么多繁琐的问题,王庆云深感皇上说话节奏平和:“甚温缓,每一答,上必停良久再问”。〔7〕
半年后,咸丰帝又在乾清宫召见王庆云,“大珠小珠落玉盘”地问他:詹事府没有公事?尔经常去衙门么?不去衙门的时候做些什么事?詹事府有应上奏的事么?有需要带领引见的时候么?王仔细回答。问完公事,话题依旧回到王的身上:尔是翰林出身吗?当过御史吗?是如何升翰林院侍讲学士,又是如何当上詹事府詹事的?詹事要坐班吗?
这一次的问题,半年前大多数都回答过。王庆云想,皇上每天见那么多人,之前对他讲的肯定都忘了,但他仍然将所有的对话一一记录下来。〔8〕
如果大家以为咸丰帝用一年时间,大致就能熟悉官制常识,那就错了。第二年,王庆云署理顺天府尹,也就是京师的行政长官。这年四月,皇帝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他,先问顺天府有无特旨交拿的人犯,马上话题一转,连珠炮似地发问:尔是否携带家眷住在官署?有几个儿子,分别几岁了?了解到大致的家庭情况后,皇帝接着问,以尔的身份,荫生可以得到什么官?荫生给了哪个儿子?为何要给侄子不给儿子?四品荫生可以参加乡试吗?又问他,尔侄儿现在哪儿,两个儿子读书用功吗?家里的房子是自己买的还是租的?当得知王家是租房居住时,又问,将来卸任了住哪儿?王说到时候再找吧!
皇帝问得如此细碎,王虽然疲于应付,但仍然十分感动。回家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以室家妻子之微,上烦清问,臣何人斯,可胜厚幸!”〔9〕王庆云当然可以这么想这么理解,但咸丰帝未必是真关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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