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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树下的鲁迅-电子书下载

简介

本书通过鲁迅与亲人的生活、鲁迅的重要行迹、生命中的波折以及为人旨趣与审美倾向等十多个熟悉又陌生的角度,对鲁迅进行有理有据又饶有风趣的解读,呈现出立体丰富的鲁迅形象。
本书作者可以说是中国鲁迅研究的一个异数,其行文不拘学术套路而能直抵内核,能于细节中见思想,于众多研究之上出新意,且颇具抱负,旨在探究“鲁迅之所以为鲁迅”的结构性规律和因素。

作者介绍

黃坚,江西萍乡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读、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原社科院思想研究室主任黄宣民之侄,大学期间因此直接受教于李泽厚、何兆武、李学勤等名师大家。曾在南方从事媒体工作,定居南昌后,以研究和写作为志业。著有《思想门:先秦诸子解读》等。

部分摘录:
桃花树下的鲁迅 
1936年4月,一直在病中的鲁迅,收到一封署名颜黎民的来信,虽然是一封让人猜疑的陌生来信——来信人是以儿童口吻写的信,这着实让鲁迅和许广平猜测了一番,但鲁迅还是及时地回了信,而且前后回复了两封。在第二封回信里,有这么一段话: 
说起桃花来,我在上海也看见了。我不知道你到过上海没有?北京的房屋是平铺的,院子大,上海的房屋却是直叠的,连泥土也不容易看见。我的门外却有四尺见方的一块泥土,去年种了一株桃花,不料今年竟也开起来,虽然少得很,但总算已经看过了罢。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有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面,所以我是不去的。(1936年4月15夜《致颜黎民》) 
从这段话看,一定是来信人在信中提到了桃花,这才会引起鲁迅的回应。这位叫颜黎民的来信者,为何会在信中说到桃花,原信早已不存,缘由也就无从推断,但想必跟时节有关。颜黎民给鲁迅写信,是阳历三月底,也就是阴历的三月上旬,正是桃花绽放、盛开的时节。也许颜黎民在信里,只是一句随手无心的应景之语,却触动了鲁迅某根情感的心弦。
颜黎明给鲁迅写信时,人在北京。北京对鲁迅来说,不仅是重要的,也是充满感情的,尤其是跟上海对比时,鲁迅情感的天平,明显倾向北京。鲁迅回信颜黎民时,北京早已改名北平,但在这封信中,鲁迅还是按老习惯,写成了北京,而在给颜黎民的第一封信中,写的却是北平,并且动情地说:“我也住过十七年,很喜欢北平。现在是走开了十年了,也想去看看,不过办不到。”
我猜想,鲁迅在北京时,就留意过桃花,因为北京也是桃花的盛产地。“我在上海也看见了”,其中的“也”字,似乎也隐隐透露出这方面的消息,当然也许只是针对颜黎民说到北京桃花而说的。
鲁迅对上海,虽然有极尽失望、愤恨之语,但说到桃花,情绪却是愉快的。“连泥土都不容易看见”的上海,种的是一株桃花(树);不管这株门外的桃树,是不是鲁迅家自己种的,“不料今年竟也开起来,虽然少得很,但总算已经看过了罢”。几个连接转折词语之间,淡淡的语气,流露的却是难以掩饰的欣悦之情。“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有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面,所以我是不去的。”似乎在表明,如果不是有屠场在,龙华的桃花,也会有兴趣去看看的。
鲁迅说的“门外的桃花”,萧红在她那篇《回忆鲁迅先生》里也写到了,但却把品种弄错了,说成了柳桃: 
客厅的后门对着上楼的楼梯,前门一打开有一个一方丈大小的花园,花园里没有什么花看,只有一棵很高的七八尺高的小树,大概那树是柳桃。(萧红《回忆鲁迅先生》) 
柳桃又名夹竹桃,只要是南方人,大概没有人会把这两种不同的植物搞错。鲁迅家门前的肯定是桃树,不会是夹竹桃,否则鲁迅的植物学知识(这是鲁迅的强项,可以称专家)就太糟糕了,不但错认了自家门前树,还把它跟龙华的桃花混为一谈了。
说到上海的桃花,鲁迅好像真的留意过,在给颜黎民写信的头两年,给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里,鲁迅两次提到过上海的桃花。 
上海一带今年特别冷,因此什么都迟了。但桃花已开。 (1934年4月25日《致山本初枝》) 
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还是给山本初枝的信里,鲁迅又说到了上海的桃花: 
上海变成讨厌的地方了,去年不曾下雪,今年迄未转暖。龙华的桃花虽已开,但警备司令部占据了那里,大杀风景,游人似乎也少了。倘在上野盖了监狱,即使再热衷于赏樱花的人,怕也不敢问津了罢。(1935年4月9日《致山本初枝》) 
把上海的桃花,跟东京上野的樱花相提并论,无形间,似乎拔高了桃花在上海的地位。
鲁迅给颜黎民的信里,有些兴致盎然地说到桃花,而且笔墨细致委婉,起因当然是由颜黎民的来信引发,却不好说只是应景之笔——如果只是纯粹的应景,那就没什么必要回应,何况是细致周详的回应。综观这封信,可以看出,只有说到桃花这一部分,不属于谆谆教诲的内容。那是什么原因,让鲁迅愿意在桃花上面稍费笔墨?联系到之前给山本初枝的信件,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在相同的时节月份里,跟人通信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桃花,这不能不让人产生某种联想。
我想,这跟鲁迅的生命状态有关。
鲁迅给颜黎民回信时,生命只剩下最后的六个月,濒临病危只有两个月。这封书信的语气、笔调,读起来有一种柔缓,以至于近乎沉滞的感觉,跟鲁迅平生所作绝大多数文字、书信相比,都显得面目迥异。除了流露出鲁迅一贯的爱幼之情,即“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情怀,同时也不难让人感受到一种传统格言所说的“其人将死其言也善”的温婉苍凉。这时候,桃花这一意象的突然沁入,会给即将病入膏肓的鲁迅带来一种什么的触动?是否唤醒了鲁迅生命中某种曾经有过业已遥远的明丽讯息?
1918年对鲁迅来说,是个重要年份。这一年,37岁的鲁迅发表了后来影响他一生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许只有很少的人注意到,就在发表《狂人日记》的同期《新青年》上,还刊有鲁迅以唐俟的笔名写的三首新诗,其中一首的标题,就叫《桃花》,全诗如下: 
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 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 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 (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 桃花可是生了气,满面涨作“杨妃红”。 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 我的话可并没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 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狂人日记》直到今天,都是鲁迅研究和爱好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但我很少,或者说,从来没有,看到有人专门单独研究过这首新诗《桃花》。迄今为止,我看到有关这首新诗印象最深的评语,来自日本学者青木正儿。 
唐(指唐俟)则能像扒拉茶泡饭一样,爽利地处理诗味淡泊、不够诗境的情况,往坏了说是平庸。(转见于丸山升著《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 日本的鲁迅研究》,译者王俊文) 
丸山升在这段话后补充解释说: 
这是对鲁迅用唐俟笔名发表的《梦》《爱之神》《桃花》《他们的花园》《人与时》和《他》等白话诗的批评。 
青木正儿是日本上世纪一位汉学家,跟鲁迅有过一次通信,但未曾谋面,是最早将鲁迅引入日本的学者。早在1920年,青木正儿就对鲁迅作出了“是一位有远大前程的作家”的评价,但青木正儿不知道,鲁迅和写新诗的唐俟是同一人,并对唐俟的新诗,给出了“平庸”的评语。
因为写作《桃花》等新诗,鲁迅得到了一个“平庸”的评语,这在鲁迅身上,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丸山升说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是啊,想想看,除了这一次,鲁迅还有什么机会,能“荣膺”这样一种评价?对于生前身后,身上堆满了诸如伟大、深刻和非凡杰出的鲁迅来说,“平庸”的评语,简直有种“拨乱反正”的性质。在此我敢放下一句话,只知道鲁迅伟大、深刻,非凡杰出,而不知其平庸者,不足与语鲁迅。
鲁迅对于自己写新诗,后来有过谦虚而诚恳的解释: 
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集外集序言》) 
“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具体来说,这首《桃花》诗作得怎么样呢?
就诗本身看,平易、简单,顺口,几乎没什么诗意和诗味,但口语感极好(许广平称之为“语体白话诗”),在我看来,比鲁迅大部分散杂文的口语感,还要更好,也不乏情致趣味性,只是离诗比较远,有点“桃花体”的味道,被人遗忘,也属当然。但如果不从诗歌本身,而从另一个角度,即诗歌作者的角度——这角度的前提当然因为诗作者是鲁迅——来审视一下这首诗,也许能看出些别的价值和意义。这首《桃花》诗跟《狂人日记》发表于同一期《新青年》上,其写作时间,想必也比较接近,但两者的差异,让人难以相信,它们是出于同一时间同一作者之手,难怪青木正儿会作出截然相反的两种评判。你看《狂人日记》,是何等的阴暗、沉重、尖利,通篇充满了一种窒息感;再看这首新诗《桃花》,又是何等的自然、轻松、明快、亮丽,充满阳光明媚,还加上些打趣、逗乐,两种“黑白分明”的风格内容,是怎样在同一时间集于一人之身的?不过,如果细细品察,还是能看出两者之间,那种若有若无、隐隐约约的草蛇灰线。《桃花》一诗,正像是作者刚刚从一个地方走出来,又像是刚刚结束一件什么事,全诗的第一句,“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 ——其中的“过了”“又”“走到”等字眼,传递出的,不正是一种解脱后的轻松、愉悦感?由此我判断,刊登于同一期《新青年》上的《桃花》和《狂人日记》,在写作时间上,应该是《狂人日记》在先,《桃花》在后。
1918年,鲁迅已年近四十,按一般说法,要归于中年,可我们看新诗《桃花》,分明洋溢着青春的气息,说它出自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之手,是没有人会怀疑的。因此,假如说《狂人日记》要更接近反映鲁迅此时的实际年龄,那么新诗《桃花》所反映的,就是鲁迅此时的某种心理年龄。从这个角度说,鲁迅此时的作品,刊登在《新青年》上,是名副其实的。
历来鲁迅的研究爱好者,注目埋首于《狂人日记》,意图奋力探赜索隐者,不知凡几,可曾有人注意过这首同时诞生的新诗《桃花》?当人们极力想在《狂人日记》里探寻出更多的价值和意义,搜寻出更多鲁迅的影迹,殊不知,有个鲁迅的身影,从一株桃花树底下,悄悄溜走了。
1926年对鲁迅来说,同样是一个重要年份。这年八月,鲁迅和许广平同车离京南下,做出了自己人生旅程一次关键而重大的选择。鲁迅的人生,在这一年“断为两截”(海子诗句)。在厦门度过了最初的两个月后,鲁迅的生活,又有了新的动向(计划内的,但被提前付诸行动了)。1926年11月7日,在给李小峰的一封信里,鲁迅的笔触,再次伸展到了桃花上。 
我本来不大喜欢下地狱,因为不但是满眼只有刀山剑树,看得太单调,苦痛也怕很难当。现在可又有些怕上天堂了。四时皆春,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够多么乏味?即使那桃花有车轮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时候,暂时吃惊,决不会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的。(《华盖集续编的续编·厦门通信》(二)) 
天堂跟桃花是什么关系?出自什么典故?《西游记》?孙悟空大闹天宫,偷吃王母娘娘的蟠桃?天宫和天堂是一个意思吗?我想鲁迅这里说的天堂桃花,更有可能来自《幽明录》中《刘阮天台遇仙》的故事。鲁迅在《古小说钩沉》里,辑录过早已散佚的《幽明录》逸文,——但山中仙界,能说就是天堂吗?
鲁迅给李小峰的这封信,也是一封“断为两截”的信。前半截具体清楚明白,是正常的书信内容,从“接到漱园兄的信”起,内容就“漫天飞雪”起来。说的全是些天气和花草,而且一说就没个停。我怀疑李小峰收读这封信,读到后面会不会有坠入“五里云雾”之感?但是了解鲁迅此时境况的人知道,鲁迅写这封信的时间,对鲁迅来说,又是一个人生转折点,而且还是个“沉甸甸”的转折点。因此,这种看似漫天漫地、漫不经心的“哈哈哈”的文字,所折射出的,正是鲁迅在一个非常时间里的情绪指数与内在表情。由同一天以及之前之后写给许广平的书信可知,此时的鲁迅,已经打定离开厦门、前往广州的主意,因此,这封信里看似不着边际的四时春秋、花花草草之语——桃花正是其中之一——就多了一份惹人遐想的弦外之音。天堂和桃花,其所指究竟是眼前(厦门)实景,还是远方未来的人与事?
让我们还是回到信里,看看鲁迅对桃花说了些什么。
“四时皆春,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够多么乏味?”假如不是“四时皆春”,也不是“一年到头请你看”呢?还会感到乏味吗?“即使那桃花有车轮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时候,暂时吃惊,决不会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的。”——又是假设,又是否定,鲁迅为何这里说桃花,说的全都是些不存在的事?整个就是“空对空”!(热情洋溢的否定的情绪背后,到底是什么?)很显然,这些对于桃花离奇、夸张的空洞设想,只是为了传递出写信人内心某种兴奋得难以抑制的快意而已!这是一种幸福萌动的快意,也是一种像是难以平衡的快意。俗话说,有点晕乎乎的感觉。
可是桃花,无辜的桃花,却被莫名其妙说成有“车轮般大”,让曾经写过《桃花》的非诗人之诗人,也不愿每天都写一首“桃之夭夭”了。
“桃之夭夭”一词,出自《诗经·周南》,这是一首广为人知的贺婚诗。家庭在鲁迅的心灵,曾经占有极重要的位置,但偏偏在家庭一事上,鲁迅两次“遇劫”,一次是自己的婚姻,然后是兄弟失和。现在鲁迅又站在了一个家庭问题的节点上,这是一个足以让人为之晕眩与颤栗的节点。地狱,天堂,桃花,如此人生转折,跌宕起伏的选择,欣喜与疑虑之间(《刘阮天台遇仙》中所谓“欣怖交并”),徙倚徘徊的内心情绪,就这样透过“车轮般桃花”的夸张奇喻,折射、透露出来了。
就在给李小峰写出这封“桃花信”前不久,鲁迅完成了《故事新编》中“最不油滑”的作品《铸剑》。
《铸剑》写眉间尺母亲给他讲述他“父亲的仇”,说到他父亲二十年前为王铸剑的过程,其中有段描写: 
当最末次开炉的那一日,是怎样地骇人的景象呵!哗拉拉地腾上一道白气的时候,地面也觉得动摇。那白气到天半便变成白云,罩住了这处所,渐渐现出绯红颜色,映得一切都如桃花。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里,也有一段叙述著名剑匠干将铸剑的故事,其中有一句,“候天伺地,阴阳同光”。《铸剑》中这段“骇人”的剑气与桃花的相互交融与辉映,何者为阴?何者为阳?自然是寒光凛烈的剑气为阴,三月盛开的桃花为阳。剑与桃花,说来并非是在鲁迅的笔下才偶然相逢,它们之间的渊源其来久矣。《考工记》里就有“桃氏为剑”的说法,这可能是桃与剑的最初相遇。道教中道士所用桃木剑,在以往岁月里几乎童孺皆知,至今仍是普通的旅游纪念品。《红楼梦》第六十六回“情小妹耻情归地府”,尤三姐挥剑自尽,曹雪芹给了句“揉碎桃花红满地”,不仅是桃花与剑的相逢,也是鲜血与桃花的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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