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对死亡的恐惧可以击垮一个人，也可以重塑一个人
格雷厄姆从没想过死亡会突然降临。
直到一位躲在宾馆里的神秘杀手，深夜冲他连开三枪。
侥幸逃脱后的他逐渐认识到：
对死亡的恐惧将会与他形影不离。
一艘封闭的轮船，九位心怀鬼胎的乘客，一名隐藏身份的杀手。
窗外波涛汹涌，窗内 危机四伏……
这场恐惧之旅究竟会驶向何处？
格雷厄姆又能否逃出生天？
翻开《恐惧之旅》，直面你心底对死亡的恐惧！
作者介绍
埃里克·安布勒（Eric Ambler,1909–1998）
现代间谍悬疑小说开创者，钻石匕首奖、爱伦·坡终身大师奖双料得主。《纽约时报》盛赞其为“几代悬疑作家的楷模”。
埃里克·安布勒出生于英国的一个音乐世家，却对写作情有独钟。1941年，他加入英国皇家炮兵团，后被调到陆军摄影部，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亲自授予军官职位。战后从事编剧工作，并获得第2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编剧奖提名。
小说创作方面，代表作《光天化日》一举斩获爱伦·坡最佳作品奖。著名作家勒卡雷称赞其为“所有人的灵感源泉”。
部分摘录：
第一章 高高的“塞斯特里·莱万特”号汽轮停靠在码头边。从黑海呼啸而来的狂风，夹着雨带着雪，打湿了小小的遮蔽甲板。在后井，几个土耳其装卸工肩扛麻袋，忙碌地往船上装货。
格雷厄姆看着客舱服务员拎起他的手提箱，穿过一扇标有“PASSEGGIERI”（意大利语，意为：客舱。）字样的门。格雷厄姆转过头侧向一边，想看看刚才在舷梯脚下与他握手的两个男人是否还在底下。那两个人没有上船来，因为其中一个人穿着制服，怕引起别人的注意。现在他们走过一排起重机吊索，大步往远处的仓库和码头大门走去。他们走到第一个仓储棚跟前时，回头看了一眼。格雷厄姆抬起了左手臂摇了摇，那边一个人也挥了挥手，作为回应。他们继续往前走，很快就不见了。
他依然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两眼凝视着笼罩在迷雾之中的伊斯坦布尔的教堂圆顶和尖塔，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船上，绞盘的隆隆声和当啷声不绝于耳，透过这嘈杂声，可以听到那个土耳其工头正用蹩脚的意大利语向船上的大副和二副大喊大叫，好像在抱怨着什么。格雷厄姆想起来了，他们叫他老老实实在客舱待着别动，等船开动了，才可以出来。他跟着客舱服务员穿过了那扇门。客舱服务员在通向底下客舱的一小段船梯的入口处等着他。这里看不到同船的其他九名乘客的任何踪迹。
“Cinque, signore？”（意大利语，意为：是五号客舱吗，先生？）
“是的。”
“Da queste parte.”（意大利语，意为：这边走。）
格雷厄姆跟在客舱服务员后面往下走。
五号客舱非常小，里面只有一个单人铺位，衣柜兼做洗涤柜，剩下的空间只够安放他的身体和手提箱。舷窗的配件布满铜绿，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油漆味。客舱服务员粗暴地把手提箱推到铺位下，然后走出客舱，侧着身艰难地穿过过道。
“Favorisca di darmi il suo biglietto ed il suo passaporto, signore. Li portero al Commissario.”（意大利语，意为：请把您的船票和护照交给我，先生。我要交给事务长。）格雷厄姆将船票和护照递给客舱服务员，指着舷窗，做了个拧松螺丝、打开舷窗的动作。客舱服务员说：“Subito, signore.”（意大利语，意为：马上来，先生。）说完就走了。
疲惫不堪的格雷厄姆终于在铺位上坐了下来。差不多二十四小时了，这是他第一次可以一个人静静待着，想些事情了。他小心翼翼地将右手从大衣口袋里拿出来，看了看缠在上面的绷带。手剧烈地抽动，疼痛难忍。只是被子弹轻轻擦了一下，就成了这个样子，他真要感谢命运，幸亏没有被子弹打中身体。
他朝客舱四下看了看，接受了眼下这个现实——就像他接受了从昨天晚上回到阿德勒宫酒店之后所发生的一桩桩荒唐事一样。必须接受，这是无可置疑的。他只觉得自己好像丢失了一样价值不菲的东西。但事实上，他没有丢失任何一样有价值的东西，只是少了右手手背上的一小块皮和一小块软骨。唯一让他刻骨铭心的事是，他发现，死亡竟是如此恐怖。
在他妻子闺密的丈夫们眼里，格雷厄姆是一个幸运儿：在一家很大的武器制造公司担任要职，领得一份高薪，在离公司办公室只有一个小时车程的乡下拥有一幢优美的别墅，美丽的妻子人见人羡。不是说这一切都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不配，只是从外表上你可能看不出他是一名出色的工程师，只要你相信有关他与枪械的诸多故事中的一则，就不会怀疑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他工作很忙，经常出国。他话不多，很惹人喜爱，喝起威士忌来停不下杯。你当然不能轻易了解格雷厄姆先生这个人（你很难判断，他的高尔夫球与桥牌，哪个差一点），但他待人总是非常和善。你看他从不热情洋溢，但是态度和蔼，就好像一个收费高昂的牙医，总是有办法让你忘掉各种心事。看他的外表，你确实会觉得他太像一个收费高昂的牙医了：瘦削的身子微微佝偻，身上的衣服极为合体，头发略带灰白，满脸都是笑容。如果你觉得很难想象，像斯蒂芬妮这样的女人嫁给他不是看中了他的钱，那你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在一起过得不是一般的好。我们慢慢就会看到……
格雷厄姆也自认为是幸运儿。他父亲是一位小学校长，患有糖尿病。在他十七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他“继承”了父亲随和的性格，一笔五百英镑的人寿保险金，以及一个善于计算的大脑。第一份遗产使他能够毫无怨言地忍受一个脾气暴躁的监护人的所作所为；第二份遗产使他有了上大学的可能；第三份遗产使得他在二十五岁左右就获得了科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研究的是弹道学，论文的删节版后来被发表在一份技术杂志上。三十岁的时候，他负责公司的一个实验部门，做着自己喜欢做的工作，拿到了如此高的薪水，他自己都感到有点惊讶。就在那一年，他迎娶了斯蒂芬妮。
现在他们结婚十年了。别的丈夫对十年老妻的态度如何，他也就是那样的态度，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他娶她，是因为他厌倦了租住旅店的生活；她嫁给他，他认为是为了摆脱她的父亲——一个令人讨厌的、穷困潦倒的医生（他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她的美貌，她的好脾气，她的善于调教用人，她的善于交友，他都非常喜欢。如果他有时觉得她的那些朋友令人生厌，他宁愿怪自己，也不愿怪他们。而她则理所当然地、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他对工作比对任何人或任何事更感兴趣。她喜欢现在这样的生活。他们现在的感情很好，相互宽容，生活和谐，婚姻美满，一个人能期待的婚姻也不过如此了吧。
1939年9月爆发的战争对格雷厄姆一家的生活几乎毫无影响。在过去的两年里，格雷厄姆一直相信，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每天要日出日落一样。所以当战争真的爆发时，他既不惊讶也不沮丧。关于战争对他的私人生活可能产生的影响，他有一个极为精确的估计，到10月，他得出结论：他的估计是正确的。对他来说，战争意味着更多的工作——仅此而已。战争既不会影响他的经济收入，也不会威胁他的人身安全。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亲自上前线作战。格马尔轰炸机在他的住所或办公室附近投下炸弹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根本不值一虑。在《英土同盟条约》签署后仅三个星期，他得知自己将去土耳其处理公司事务，此时他所烦心的，也只是不能在家过圣诞节这样一件事而已。
三十二岁那年，他第一次到国外出差。那一次的任务完成得相当完美。他的老板发现，他不光技术能力强，还有一项别的专业人士所不具备的能力：他的温文尔雅深受外国政府官员的喜爱。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三天两头出国办事成了他工作的一部分。他喜欢出国旅行。他喜欢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喜欢去发现这个城市的奇异之处。他喜欢与别的国家的人接触，喜欢了解他们的语言，发觉以前他对这些国家和语言知之太少，不免感到震惊。他对“普遍性”这个词开始产生了一种审慎的厌恶。
大约在11月中旬，他从巴黎乘火车到达伊斯坦布尔，随即从伊斯坦布尔前往伊兹密尔，之后，又到了加里波利。到12月底，他完成了在这两个地方的工作，于1月1日乘火车返回伊斯坦布尔，这是他回家旅程的起点。
他度过了十分艰难的六个星期。他的工作本来就够难的了，而有关技术性极强的问题的讨论，都必须通过口译员才能进行，这就难上加难。接着，安纳托利亚发生了大地震，灾难的恐怖让他心神不安，不亚于他的东道主所感到的恐慌。最后，从加里波利到伊斯坦布尔的火车系统也被洪水搞得一片混乱。当他回到伊斯坦布尔时，他既疲乏，又沮丧。
有人在车站接他。那个人叫科佩金，是公司驻土耳其的代表。
科佩金是在1924年与另外六万五千名俄罗斯难民一起来到伊斯坦布尔的，他当过赌场赌棍，开过妓院，做过军服承包商，后来终于得了这个肥差，做了公司的代理商。格雷厄姆很喜欢科佩金。他胖乎乎的，长着一对突出的大耳朵，精力总是那么充沛，情绪从不见低落，心里总装着小伎俩。
他无比热情地紧紧握住格雷厄姆的手，“旅途不顺？我很抱歉。看到你再次回到这里，我非常高兴。你和费蒂相处得怎么样？”
“应该说不错。听了你给我介绍的他的情况，我原本预想会发生更糟的事情。”
“我亲爱的朋友，你低估了你的风度和魅力。大家都知道他很难相处。但那个人非常重要。现在一切都会顺利的。我们可以边喝酒边谈。我为你订好了一个房间—— 一个带浴室的房间，在阿德勒宫酒店，跟以前一样。费用由我来付。”
“非常感谢。”
“这是我的荣幸，我亲爱的朋友。好了，我们去开心一下。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骑师夜总会。我想你会喜欢的。那里的环境不错，去那里的人都很高级。没有小混混。这是你的行李吗？”
格雷厄姆的心突然一沉。与科佩金共进晚餐，这他想到了，但他一直对自己说，到十点左右，他必须洗个热水澡，然后就上床睡觉，睡前看一会儿陶赫尼茨[1]版侦探小说。他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到骑师夜总会寻开心，或去任何其他夜店玩。跟着搬运工走到科佩金的汽车边上时，他对科佩金说：“今晚我或许应该早点睡，科佩金。我接下来要坐四个晚上的火车。”
“我亲爱的朋友，晚点睡对你有好处。再说，你的火车明天上午十一点才开，我已经为你订好了卧铺。如果你觉得累，你可以一路睡到巴黎。”
在佩拉宫酒店，他们共进晚餐。科佩金向他报告了一些战争消息。对科佩金来说，苏联人仍然是尼古拉二世的“七月刺客”；格雷厄姆从他的嘴里得知，芬兰人打了很多胜仗，俄罗斯人吃了很多败仗。德国人击沉了更多的英国船只，也损失了自己更多的潜艇。荷兰人、丹麦人、瑞典人和挪威人都在加紧建造他们的防御工事。这个世界就要迎来一个血腥的春天。
他们接着谈到了大地震。当科佩金说该去看骑师夜总会的歌舞表演的时候，已经十点半了。
夜总会在贝奥格鲁区的一条街上，离佩拉大道不远，那条街两旁的建筑一看都是19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一位法国建筑师设计的。科佩金深情地挽着他的胳膊，走进了这家夜总会。
“这个地方不错。”他说，“老板谢尔盖是我的朋友，因此他们不会欺骗我们。我来向他介绍你。”
说起来不可思议，格雷厄姆对世界各座城市的夜生活都非常了解。由于某种他永远也搞不清楚的原因，他的外国东道主们似乎总是认为，英国工程师唯一能接受的娱乐形式，就是去大名鼎鼎的夜总会。他到过布宜诺斯艾利斯、马德里、瓦尔帕莱索、布加勒斯特、罗马和墨西哥等地，但他记不起哪一个地方的夜总会与其他地方的有什么不同。他还记得，他常常与那些生意伙伴晚上到夜总会喝贵得离谱的酒，一喝就喝到天亮。那些夜总会在他的脑海里都固定成这样一幅典型的画面：一间烟雾缭绕的地下室，一头是供乐队演奏的舞台，舞台旁边是一片小小的空地，客人可以围着桌子跳舞；另一头是放着凳子的吧台，据说那里的饮料比较便宜。
他想这骑师夜总会也不会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果然没有什么不同。
墙上的壁画装饰似乎与外面街道的风格一模一样。都是巨大的漩涡状图案，有摄影机镜头下的摩天大楼、彩色的萨克斯管吹奏者、能看见一切的绿色眼睛、电话机、复活节岛的面具，和有着一头灰金色头发、手持长烟嘴的雌雄同体者。这地方又拥挤又吵闹。谢尔盖是个俄国人，脸上轮廓分明，长着一头硬硬的灰发，非常热情，一副随时都可能失去理智的神态。格雷厄姆觉得，从他的眼神来看，他不可能被自己的情感冲昏头脑；他非常有礼貌地向他们打了个招呼，然后把他们领到舞池旁边的一张桌子旁。科佩金点了一瓶白兰地。
乐队正在演奏一支美国舞曲，乐手们显得激情澎湃，看着却让人感到痛苦。美国舞曲戛然而止，换了一支伦巴，他们演奏得更加得心应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