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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历史(三卷本)-电子书下载

简介

人的身体和对待身体的态度不是永恒的。身体随着年龄而变化,受物质条件和文化的制约,而不同的时代对身体则表现出不同的关注。《身体的历史》皇皇三大卷,时间跨度从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到20世纪,从宗教、艺术、医学、性、卫生、屠杀和暴力、体育、表演等各个角度论述了身体的文化史,全方位地展示了西方社会的变化对人类对身体的自我认知的影响。
《身体的历史》第一卷主要论述了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身体的历史。全书从宗教、医学、文学、性、体育锻炼等各个角度,向我们展现了“现代”身体出现的过程,认为在这一时期身体经历了一种双重张力:既突出集体的强制性又强调个体的解放。束缚和解放这两种动力混合在一起,赋予现代身体一个合乎规格的清晰轮廓。
《身体的历史》第二卷主要论述了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身体的历史。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医学、宗教、艺术和社会等多个角度,介绍了人们对于身体的看法和认识。第二部分从肌体接触所带来的快乐和由杀戮、受刑、强奸、工伤引起的痛苦两个方面对身体文化的核心进行了阐释。第三部分从残疾身体、身体卫生与外表修饰、经过锻炼的身体这几点对身体进行了考察。本卷试图在供科学研究的身体与使人快乐和受痛苦折磨的身体两种视角之间建立某种平衡。
《身体的历史》第三卷主要从肌体与知识、欲望与标准、异常与危险性、苦难与暴力、目光与表演五个方面对20世纪身体的历史进行了论述。在20世纪,投射在身体上的目光的转变是前所未有的:人体从未如此深入地被医学视觉技术洞察;私密的两性身体从未经历如此多的曝光;表现身体遭受战争和集中营暴行的影像在我们的视觉文化中从未达到如此无与伦比的程度;以身体为对象的表演也从未如此接近由当代绘画、摄影和电影给身体的形象所带来的巨大颠覆。“我的身体还一直是我的身体吗?”身体的历史才刚刚开始。

作者介绍

乔治·维加埃罗(Georges VIGARELLO),法国大学研究院成员,巴黎第五大学历史学教授,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主任。 他曾撰写了许多有关人体描述的著作,其中有《被矫正过的人体》《洁净与肮脏:中世纪以来人体的卫生》《健康与病态;中世纪以来的健康与健康的改善》《强奸的历史:16-20世纪》《从旧式游戏到体育表演》《美的历史》等。
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巴黎第一大学名誉教授,法国大学研究院成员。其著作主要有《19世纪巴黎的卖淫现象》《新婚的姑娘们——性的不幸和19世纪的卖淫现象》《大地的钟:19世纪乡间洪亮的精致和敏感的文化》等。
让-雅克·库尔第纳(Jean-Jacques COURTINE),巴黎第三大学——新索邦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他出版了许多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的著作,其中有《政治话语分析》,还有一些关于身体的历史人类学著作(《面部表情的历史:从16到19世纪情感的表达和缄默》,与克罗蒂娜·阿罗什合著)。目前他致力于畸形人表演的研究:他新近重编了厄内斯特·马丁的《畸胎史》(1880年),并即将出版《日薄西山的畸形人行业:学者、窥淫癖者以及好奇者(16到20世纪)》。

部分摘录:
医生的目光 奥利维埃·富尔(Olivier Faure)
倘若不借助医学词汇,我们如今就再也不可能去谈论我们的身体及其功能。在我们看来,身体“自然”就是在生理和生物化学活动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诸种器官的集合。我们总是根据某种地理学的和医学式的术语来给疾病命名并确定其部位,即使它们同大家所公认的疾病分类学并不完全吻合。
这种借用术语的做法指引着我们对身体的描述和探索,但远非没有什么结果。我们所采用的专业词汇允许我们将身体变成一个可以与之保持极小距离的外在客体,并能够消除它令我们产生的种种不安。因此绝无一人会怀疑这种分析性的解释在制约着对我们身体的监测,它使我们对由医生所监测到的身体的不适症象的关注更甚于其他东西。然而,如若认为我们完全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解读身体,那就是夸大其词了。许多患者的自我诊断与现代医学知识并不相符,现代医学知识并不清楚患者肝病发作时的那些非同寻常的反应,我们拉芒什海峡彼岸的邻居对此也没有什么认识。至于疾病,它远不像纯粹的生理现象那样能被说清楚和解释明白。由癌症导致的死亡仍然被宣称为“某种病痛”发展的结果。每当要对疾病作出报告时,遗传、生活方式、命运和过失则比纯粹的生物学机制更为经常地被用来作为证据。同人们可能认为的相反,这些态度并不仅仅是那种源出于最遥远年代里的某些非理性信仰的残迹,即不是与某种专业技术人员的、丧失个性特征的医学相抵触的迹象。事实上,它们广泛吸收了最近两个世纪在医疗方面所描述的内容,这些描述把身体看成是某种取决于人的自身环境并能支配自身躯体的种种行为的机体。因此,当代医学对身体的看法绝非是把它简化为一系列由某些物理化学规律掌控的器官、细胞和机制。但也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两个世纪以来,西方医学可能是采用切割身体的方法才会使患者失去了生命,使个人失去了自理能力,当然这种理念也就产生了一种漫画式的意象。如果说,医疗方案已在我们谈论和对自身肉体的感受方式中占据了支配地位的话,那么,这也许是因为它比某种揭秘性的拉丁文《圣经》[1]对人体所谈论的内容还要复杂。
我们在这里试图将这一医疗方案在社会中建构和传播的一段重要插曲勾勒出来。诚然,医生们在临床之前对身体并非不清楚,但他们却与之保持着一定距离。身体向他们展示出的迹象(症候)并非是他们独一无二的指南。相反,从1750年起,观察在医学中如同在其他科学领域里一样,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操作手段。身体则是医学的主要对象,即便不是唯一的。如果说,有关身体深深根植于环境这一总的观念还远没有消除的话,那么,在其中还应加上一系列由器官、组织和细胞构成的身体照片,这样的照片越来越准确,但同时也愈来愈局部化。当然,19世纪末的医生们还尚未发现分子,不过,将身体分解成部分的趋向已经完全确立起来了。除这类静态的图像之外,还应加上尔后出现的描述身体功能的摄影胶片。与之同时,病人的总体环境也成为医疗观察的优先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有关医疗方法的论述还从未出版过,尽管18世纪末被重新发现的希波克拉底[2]在其著名论著《论空气、地点和水》中已经着重谈论过这些因素。引发疾病的环境和总的生存环境为一方,生理学家和定位论者为一方,这两方正在接近,而绝不是相互竞争,它们构成了现代医学的两大支柱,纵然第二方更富有技术性,革命色彩更浓些,并获得了更大的声誉,比第一方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
以下的论述并非企图对19世纪有关医疗的知识作一全面的总结,也无意对其演变过程进行描述。在这方面,已有一些最新的综合性论述和卓越的科学史著作。[3]我们的目的也不是再次回述有关医疗权威和垄断形成的相对缓慢的进程,[4]而是要提出有关人员培养、扩展医典的阅读范围和对身体进行训练的问题。事实上,本卷就身体的各种状况所做的论述都广泛地受到了医学规范的影响。医生对残疾者、患者、受刑或死亡的躯体的描述,经常都必须遵从某些拟定的医学程序,不论这些程序的编制是否按照医学的核心精神。画家和文学家在充分发挥其想象力的同时,也常常研究解剖学,参观梯形解剖室,阅读医学著作或常常去拜访医生。此外,人们可以想象到通过阅读医学著作、经常去求医问诊的方式,新的医学著作可能会给一些出身于愈来愈广泛的社会阶层的个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若是认为从医学方面所作的描述会以其颇能说明问题的效力自动地在整个社会中树立自己的威望,这种看法不但是夸张的,而且也是错误的。如果说医学已成为解读身体和疾病的主要指南的话,那是因为医学科学是在社会中并在对社会问题作出回答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不是在某种十分微妙的科学领域中炮制出来的。
具体地说,就是要指出新的医疗方法对人体的接近是如何在这种由一些更为强烈的关系所形成的动态中产生和发展的,永远不要忘记这种接近在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并且它自身也在通过医疗实践以及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而发生变化。归根结底,这种接近在适应医疗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对于人体的态度和信仰。我们在这里所选择的不是依次去展示这三方面(科学、实践和想象物)的知识实录,或是去编制某种难以避免的踌躇满志的年表,而是选择一一去阐述那些围绕现代医学的两种核心业务活动即临床和生理学的有关身体的科学观念,尽管其中不乏骗人的伎俩。人们将会逐步看到这些学科距离对人体及其功能所提出的问题作出无歧义的、全面的回答乃是何其的遥远。事实上,医生们不会忘记,在那种分解身体以便更好地对其进行描述和治疗的最明显、最为大家所熟悉的手段的背后,这一身体也是一个有生命的躯体,它是和某种能尽其所能威胁着它的物质与人文环境融为一体的。
1 被探察的身体、被分解的身体、被否定的身体? 对某一专业性的、技术性的医学进行批评在今日是一种有教养的表现,这是因为医生在这种医疗活动中所医治的乃是人的某一器官、某一机能障碍,而不是人,甚至也不是病人的身体。这一重要倾向至少自两个世纪以来就一直在发挥着作用。但它最初绝不是对人漠不关心的证据,而是一种新的人道主义表现。这种倾向即便不能改进治疗方法,但也可有助于增长对人体的认识,除此之外,它的唯一作用乃是把病人降到一个被研究的客体的地位。
这种越来越琐碎和技术化的研究方式便自然而然地落在医疗实践以及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之上。更为广泛地说,它改变着个人和全体公民的社会关系:自然主义者对人体的描述动摇了哲学家对人类的描述;定位论者的做法对个人同自身的躯体和疾病所保持的种种关系也产生了影响。这些变化尤其因为医学上所进行的与第一次革命相似的第二次革命而显得格外明显。医生的数量则更多,他们现身的机会更为频繁,被拜访的次数也更多,因而他们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直至当时他们的影响所不及的地方。
在这里必须要提防两种危险。第一种认为在19世纪以前就已经存在某种完全世俗的和纯粹隐喻的向身体的接近。第二种则以为新的医学论述正在彻底清除先前的说法。然而平民百姓长期以来即使以通过和动物频繁接触的方式,对尸体解剖也具备了某种确切的看法。而且,对人体的描述都出自古代深奥的医学知识,认为人体主要是由四种体液(血液、胆质、黏液和黑胆汁)组成,这种描述已经深入人心。人们可以在18世纪的通信和私人日记中公开地看到对人体的体液描述乃是医学探讨的主要特征。[5]人们在那些出于预防而找医生定期放血的农民群体中,或从那些根据体液病理观确定体质来将人分类的称谓中也可猜到这样的描述。这些描述虽然已没有什么价值,但并非与那些主要向解剖学和心理学靠近的新趋势没有联系。所有这些描述同对有关环境作用的新论述,以及那些相信遗传或超自然作用的更为古老的信仰,仍然都能和睦相处、并行不悖。
1)现代医学的诞生
从病人那里收集信息,对此进行认真的研究(临床诊断),确立病症与器官病变(解剖—临床诊断方法)之间的联系,对不论是健康还是病态的(通过解剖和病理解剖学)人体的各个不同的要素(器官、组织和细胞)进行研究,这些业务活动占据了今日医学的核心地位,它们构成了医学各分支学科的主要内容。将这些业务活动向前推进几乎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即从1750年延续到1850年。不过,这种演变早已开始了。甚至在16世纪以前大量重新出现的对患者的观察记录,早在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过。这种观察记录绝非仅仅限于对病症的记录,它还广泛地涉及到解剖学。在希腊化时代就已消失的尸体解剖,自14世纪又重新被公开施行,到16世纪兴盛起来。[6]解剖在意大利格外频繁,它可以发现由疾病所引发的解剖性病变。与此同时,一些像西德纳姆[7]和布尔哈弗[8]那样的医生,由于对那些思辨性体系十分厌烦,因而就大肆宣扬应对病症作认真的描述。在西德纳姆看来,“谁要记下某一病历,就必须抛弃任何哲学性的假设,而应当十分准确地记下一切既明白无疑又不掺假的最微小的病症,并在这方面要模仿画家的做法,画家总是极其用心地再现出他试图描绘的人物,直至其最微末的斑点”。这段引文写于1676年,其涵义颇为深广。除了培根和笛卡尔的经验主义的影响之外,对画家和医生所作的这一比较向人们表露出医学也具有缓慢改变人的精神世界的特性,这种改变自16世纪起就使欧洲的精英们处在骚动不安之中。对事物进行观察之所以开始形成,部分原因是由于发现了新大陆以及这片土地上的植物、动物和奇异的人。社会危机的暂时缓和,某些人的富足,宗教控制的部分回落,这一切都使世俗生活和个人的生存增添了更多的分量。在这种背景下,对去除疾病和推迟死亡的关注,就将对病人的关怀或医治的社会要求施加到医生的身上,而盖伦[9]的医学则不可能适应这一要求。在这种新的科学背景下,那些最富有创新精神的医师和外科医生就会紧跟诸如植物学和动物学这样一些更为“先进的”学科,并接受这种观察方法。
尽管已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先驱人物,但是临床医学运动只是在1750年之后才大规模开展起来。直到那时,医学院对体液论医学的迷恋才从理论革新转化为一些非正式的试验。历史学家们则很自然地强调在临床诊断方法制度化中国家的作用。至高无上的君主所关心的是增加人口以提升他们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因而对其臣民的健康状况也颇感兴趣。如果说,受到人口增长论和国家财政金融论的启发而出现的那些议题,赋予了对医务职业的监督以及促进卫生事业的发展以优先地位的话,那么,它们本身也表现为对具有创新精神的医生们的一种支持。尤其在奥地利,开明的专制君主约瑟夫二世还建立了维也纳总医院(1784),尔后又创办了医学和外科学院(1785)以及两座医科学校。在这些学校里,培养临床诊断的医务人员是教育计划的重心。法国的君主政体则比较谨慎,它只限于使军队医务部门在培养医师和外科医生方面现代化,它建立了一些供教育用的带有梯形解剖室的医院(1771),允许开办外科学院至善收容所[10](1774)。但重要的并不是在这方面,而是在那些自发创建医疗机构的活动中。因此,在伦敦(圣盖依医院、圣托马斯医院、圣巴泰勒米医院),在意大利(帕维亚,1770),在丹麦(哥本哈根,1761),在1750年到1780年的德国[11],在法国的巴黎主宫医院、巴黎广慈医院以及好几座外省城市里,由医院的医师和外科医生给自愿听讲的人所开设的医学和外科实践课程日益增多。除此之外,还应加上给助产士学生讲授的实践教育课,此类讲解有时在医院里,有时在一些像库德埃夫人所开办的那类巡回补习班里进行。因此,观察、示范性讲解和实践乃是这类教育的最基本内容。在经过长期的历史争论之后,所获得的成果便是从17世纪中期起,与莱顿的布尔哈弗的诊所相反,所有的诊所都不是只介绍一些解释某种权威性教学案例的“疾病分类学的场所”,而是对从全部医疗机构所收集到的真正的观察报告进行解说的场所[12]。
即使如同人们长期所说的那样法国大革命没有建立医疗诊所,但这次革命以及将这次革命的成果编入法典的共和十一年风月法,都规定临床诊断在医学教育和法国医学博士学位考试中是必不可少的。当时有三所医学院委托一些持有医院专门病科证书的教师开设了临床教学课。在那些没有医学院的地方,医院便成了医学教育的主要场所。随着实践活动不断推进,就连那些最基层的外科医生—学徒的职位,由于有了住院实习医生的新头衔,都成了深受欢迎的职位,并且很快就成了步入医疗职业庄严之路的开端。因为这些职位可以让他们长期住在医院里,获得无与伦比的经验,所以此类职位大受青睐,只有通过淘汰率很高的考试才能取得[13]。因此,人们有时所称呼的巴黎学校就成为19世纪上半叶整个欧洲医学教育的样板[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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