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瑞塔•韦恩莱特三十八岁，美艳成熟，对年轻男人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她的丈夫亚力克是一位绅士，比她年长二十多岁。他沉迷战争新闻广播，却对妻子的风流韵事充耳不闻。瑞塔和年轻又英俊的美国演员巴里•苏利文打得火热，成为街坊邻居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柄。
瑞塔和巴里意图私奔，但广播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似乎让他们改变了主意，决定双双殉情自杀。二人消失了。有两串脚印一直通往俯瞰大海的悬崖边。尸体在两天后被发现。然而，他们均死于近身枪杀，而凶手仿佛飘在空中，无影无踪。
正在附近做肖像画模特的亨利•梅里维尔爵士同意调查这桩诡异的案件。头戴月桂冠，身着古罗马长袍，这位传说中的天才律师坐着电动轮椅，把这座安静的英格兰海滨度假胜地搅得鸡犬不宁。
生与死，情欲与背叛，毁灭与救赎……战争的洪流裹挟着每一个人，奔赴这出无可避免的悲剧。
作者介绍
约翰·迪克森·卡尔，和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因并称“黄金时代三大家”，独以密室题材构思见长，一生设计出五十余种不同类型的密室，被誉为“密室之王”。
一九三三年，卡尔出版基甸·菲尔博士系列首部作品《女巫角》。第二年，他以笔名卡特·迪克森发表《瘟疫庄谋杀案》，亨利·梅里维尔爵士登场。这两个系列成为卡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三十年代是卡尔创作生涯最多产的时期，其中《三口棺材》《扭曲的铰链》（旧译《歪曲的枢纽》）和《犹大之窗》被后世评论家归入“卡尔的经典代表作”。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出版的《三口棺材》以经典的“密室讲义”和“双重密室”成为推理史上不可能犯罪小说的巅峰之作，至今仍难以超越。
卡尔笔下的密室第一神探基甸·菲尔博士，是一个胖胖的字典编纂者，走路要拄两根拐杖，喜欢穿斗篷，抽着海泡石烟斗，个性相当和蔼可亲。他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善于分析罪犯的心理，出场代表作除《三口棺材》《扭曲的铰链》外，还有《阿拉伯之夜谋杀》《绿胶囊之谜》《耳语之人》等。亨利·梅里维尔爵士比菲尔还要古怪——大大的秃脑袋、奇怪的表达方式，加上不修边幅的外表。他的职业是律师兼医生，登场作品有《独角兽谋杀案》《犹大之窗》《女郎她死了》等。卡尔的作品风格以不可能犯罪作为核心骨架，情节布局复杂，谋杀手法奇特，充满戏剧性和哥特式氛围。
一九五○年和一九七○年，卡尔先后两次获得美国侦探作家协会（简称MWA）的埃德加·爱伦·坡特别奖。一九六三年，MWA 一致同意向卡尔颁发“终身大师奖”，这是推理界的最高荣誉。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卡尔因病去世。当今，仍有不少推理小说作家在创作密室题材作品时会表达对卡尔的敬意。因为，只有约翰·迪克森·卡尔才配得上是真正的“密室之王”。
部分摘录：
瑞塔·韦恩莱特年仅三十八岁，是个富有魅力的女人。她的丈夫亚历克，要比她年长至少二十岁。瑞塔在度过那段心神不宁的危险岁月时，遇到了巴里·苏利文。
至于我，很遗憾，我是那个最后才注意到当时发生了什么的人。
家庭医生处在一个拥有特权又十分为难的境地。他几乎知晓一切。他尽可以宣扬各种说教之辞。但这样做的前提，是人们要先来问询他的意见，而且他不能与其他人商讨。一个爱说长道短的医生是令人厌恶的，即便在这个年代也是如此。
当然，这些日子我已经不再那么活跃。我的儿子汤姆医生——我是卢克医生——接手了大部分工作。我再也不能半夜起床，在北德文区[1]糟糕的公路上开上几十英里的车去出诊，而这正是汤姆的骄傲之处和乐趣所在。他生来就该是一位乡村医生，和我一样，他深爱这份工作。每当汤姆去给患者看病的时候，他总会用专业的医学术语告诉病人他们哪里出了问题。这会给病人留下深刻印象，并让他们感到满意。这对职业生涯刚刚起步的汤姆来说，是一种鼓励。
“恐怕，”汤姆会用他特有的严肃语气说，“您的症结在于……”然后就是脱口而出的拉丁文，顺畅而流利。
的确，有一些病人还是坚持要我来为他们看病。这仅仅是因为：比起医术精湛的年轻人，还是有许多人更愿意听从冷漠但年长医生的意见。我年轻的时候，没有人会信任一位不蓄胡子的医生。类似的观念如今依旧存在于一些小的群体之中，比如我们这里。
位于北德文区海岸的莱康姆[2]村，从那时起，就变得臭名昭著。即使是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此刻，我依然心存震惊和讶异，但我还是必须要完成它。正如你或许知晓的那样，莱茂斯[3]是一个海边度假胜地。从那里爬上陡峭的小山，或者乘坐索道，可以抵达悬崖上的莱顿[4]。沿坡再向上，就是莱布里奇[5]；然后，在道路渐趋平缓、与埃克斯穆尔[6]的荒野交汇前的地方，就是莱康姆。
亚历克和瑞塔·韦恩莱特住在距莱康姆稍远的大宅里。他们与世隔绝，方圆四英里内不见人烟。但瑞塔有一辆车，似乎对这种距离毫不介意。那是个很漂亮的地方，只是有些潮湿，风有点大：这个名为“休憩之地”[7]的大宅有座后花园，这座花园的范围几乎延伸到了悬崖边缘。这里有个十分浪漫的被称作“爱人之跃”的海岬。其下七十英尺处的海浪在岩石上碎成泡沫，深不可测的潮水汹涌而来，宛若恶魔。
我曾经很喜欢瑞塔·韦恩莱特，现在依然喜欢。在她充满艺术气息的外表下，是一颗真正善良的心。仆人们都很崇拜她。她或许有些反复无常，但她所到之处，你都能感受到她的生命力。没人能否认她是个漂亮的女人：有着富有光泽的黑发，茶色的肌肤，引人注意的眼睛，以及焦虑感十足的紧张举止。她还写过诗，似乎应当拥有一位年轻一些的丈夫才是。
相比而言，亚历克·韦恩莱特则像个谜，尽管我跟他很熟，而且常常在星期六晚上去他那里打牌。
亚历克的头脑在六十岁时开始变得迟缓，这也影响了他的习惯和举止。他的殷实都来自辛勤工作。他曾是一位数学教授，与瑞塔在加拿大成婚八年后，开始在麦克吉尔大学授课。他个子不高，体格壮实，声音温柔，看起来总是心事重重，从年轻人的角度来看，瑞塔选择他实在有点奇怪。但他确实——至少是在境况崩坏前——十分有幽默感。他讲话妙语连珠。而且他真的很喜欢瑞塔，并且十分热衷给她买钻石。
即便是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亚历克的酗酒成性已是个大问题。我不是说他喝起酒来很吵，或者令人讨厌；恰恰相反，你几乎察觉不到他在喝酒。每晚，他都会安静地喝下半瓶威士忌，然后安静地去睡觉。他在自己的壳里越藏越深，像一只刺猬一样蜷缩着。然后便是战争的突然降临。
你记得那个温暖的星期日上午吗？九月的阳光倾洒于万物，收音机里传来了通告声。当时我独自在家，还穿着晨衣。“我们正处于战时状态。”那个声音似乎填满了整间屋子。我的第一反应是：“好吧，又来了。”大脑还有点空白。随即心想：“汤姆也要参战吗？”
有那么一会儿，我只是坐着，盯着自己的鞋。我在上场战争里身处前线时，汤姆的妈妈劳拉去世了。当时他们放着《如果你是这世上最后一个女孩》[8]这首歌，现在有时候听到这首歌，我的眼睛还是会泛酸。
我起身，穿上外衣，走向高街。我们的花园里正在上演一场紫菀花的盛放，菊花也冒着骨朵儿。路对面，“教练与骏马”酒吧的哈利·皮尔斯正准备开店，你能听到一片安静中摩擦碰撞的门声，也有摩托车沿着街道缓慢驶来的噪声。
是瑞塔·韦恩莱特，她驾驶的那辆捷豹SS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瑞塔穿着合身的花朵样式的衣服，显得身材凹凸有致。她踩了刹车，停下车，像只猫一样柔软地伸展身体。她旁边坐着亚历克，穿着旧旧的西服，戴着巴拿马帽，看起来蓬头垢面又无精打采。这让我有些惊讶：他看起来是那样苍老，甚至充斥着死亡的气息，尽管他的言辞还是那么温柔。
“唉，”亚历克平静地说，“就这么发生了。”
我也承认事实如此。“你听过那段演讲了吗？”
“没有，”瑞塔答道，她看起来似乎是在压抑着某种兴奋，“是帕克尔太太跑到路上告诉我们的。”这对棕色的眼珠和那耀眼的眼白，看起来十分困惑，“这看起来不太可能啊，难道不是吗？”
“我受够了，”亚历克轻声说道，“人类的愚蠢。”
“但愚蠢的不是我们，亲爱的。”
“你怎么知道不是？”亚历克问。
路前方十几英尺远的路边，有扇门开了一条缝，是莫莉·格兰杰出来了，还有一位我从未见过的年轻男士和她一起。
莫莉是我最喜欢的人之一。她是个二十多岁的漂亮姑娘，率直而感性。她继承了母亲的蓝色眼睛和顺滑头发，以及她父亲的务实。但我们中的大多数，至少是瑞塔，都先看向了那个陌生人。
我必须要承认这是一位十分俊美的年轻男士。他的外貌隐约让我感到熟悉，在心里搜寻比对半天，我终于确认，他长得像一位电影明星，但却不那么带有攻击性。他很高大，身材健壮，笑声悦人。他茂密的头发梳成偏分，像瑞塔的头发一般乌黑发亮。他容貌帅气，有着一双明亮而好奇的眼睛。他跟莫莉差不多大。比起我们单调乏味的着装，他穿着宽松的奶油白西装，打着一条有些出挑的领带。
那一定就是火花跃上导火索的时刻。
瑞塔喊道：“你——好！莫莉！有听到什么消息吗？”莫莉犹豫了一下。很容易猜到这犹豫背后的原因，瑞塔最近和莫莉的父亲，也就是韦恩莱特家的律师，大吵了一架。但他们都在刻意忽略着这个事实。
“有啊，”莫莉说，她眉头皱了一下，“很惨烈，不是吗？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是韦恩莱特太太，这位是韦恩莱特教授，这是苏利文先生。”
“巴里·苏利文。”那个新面孔解释道，“很高兴认识你们。”
“苏利文先生，”莫莉有些画蛇添足地补充道，“是位美国人。”
“真的吗？”瑞塔大叫，“我来自加拿大。”
“是吗？加拿大的哪里？”
“蒙特利尔。”
“我对那里很熟！”苏利文先生靠在车门上，如此宣告着。但他靠在车门上的手滑了一下，于是他后退了一步站稳。瞬间，他和瑞塔都变得有些局促。瑞塔那时三十八岁，正值最好的年纪，她那成熟的美像火一样燃烧。而这个二十五岁的男孩则令我生厌。
如果不是脑海中充满千头万绪，或许我们所有人都本能注意到更多。就我自己来说，我后来完全忘记了年轻的苏利文。尽管他停留在此的两个星期里，和韦恩莱特夫妇一起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但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几个月之后了。
原来，他当时真的是一位十分有前途的演员。他住在伦敦，是来莱康姆度假的。他和瑞塔一起游泳——他们两个都很擅长游泳，和瑞塔一起打网球；给瑞塔拍照，也被瑞塔拍；与瑞塔一起在岩石谷散步。亚历克也很喜欢他，或者至少因为这位年轻人的出现，他不再那么无精打采。我猜一定有过不少流言蜚语，尤其是在他冬天偶尔来拜访他们的时候。但我什么都没听说。
让人感到十分罪恶的一点是，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的那个冬天，我们都过得很快乐。我因为糟糕的天气而不再去拜访韦恩莱特夫妇，也因此失去了他们的音讯。汤姆整日开着他的福特车在路上奔波，做着五人份的工作。而我烤着火，偶尔看一两个病人，试图正儿八经地过退休生活。在有心脏病的情况下，你很难在六十五岁的时候依然蹦蹦跳跳。但我听说亚历克·韦恩莱特深受战争的影响。
“他成了一个新闻狂魔，”有人这么对我说，“他在‘斯佩思和明斯戴德’酒吧的账单已经——”
“新闻狂魔？什么意思？”
“他会在八点打开收音机听新闻，下午一点把同样的公告内容又听一遍，然后六点一遍，九点再一遍，午夜还有一遍。他瘫痪般地蜷在收音机前。真搞不懂他到底怎么了？有什么好担心的？”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这天，我们终于明白了。
那是一段让人困惑的日子。纳粹的坦克如同松散的黑色甲壳虫队伍一般在地域间穿行。你几乎可以闻到来自战场另一边的末世般的硝烟味道。我们处于蒙昧状态，无法分清何为对错。茫然中，巴黎沦陷，一切秩序轰然倒塌。那种感觉如同发现伴你成长的所有课本说的其实都是谎话。我不必再去形容那段日子。但是在五月二十二日这天，英吉利海峡的港湾备受威胁之际，瑞塔·韦恩莱特给我打来了电话。
“卢克医生，”那个悦耳的女低音说，“我很想见您，很想。”
“没问题。我们最近几天找个傍晚一起打牌吧，好吗？”
“我的意思是，我需要您帮忙看病。”
“亲爱的，你是汤姆的病人。”
“我不在乎。我想要见的是你。”
（汤姆，我知道，他一向不怎么喜欢瑞塔。她确实总是喜欢把事情夸大，这恰恰是一个总在刨根问底的医生最讨厌的事。汤姆对此难以容忍，还说过，这个讨厌的女人让他无法集中精神。）
“我能来找你吗？现在？”
“如果你坚持要来的话，当然可以。从问诊室的侧门进来吧。”
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进门的时候，带着蔑视与一丝歇斯底里，用力关上了门，以至于门上的玻璃都在震颤。而她又前所未有的帅气。她身上自有一种厚重的丰盛之感，她闪耀的眼睛和脸颊上那一抹自然的红色，让她看起来更像二十八岁，而不是三十八岁。她穿着白色的衣服，涂着猩红色的指甲油。她在一把旧椅子上坐下来，跷起腿，说了一番出乎我意料的话：
“我跟我的律师大吵了一架。肯定没有牧师能这么做。我也不认识其他医生。您一定要……”
瑞塔停住了话。她的目光摇摆着，似乎难以下定决心的样子。她双唇紧闭，那犹豫不决的样子像是在承受某种身体上的疼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