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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郎她死了-电子书下载

简介

瑞塔•韦恩莱特三十八岁,美艳成熟,对年轻男人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她的丈夫亚力克是一位绅士,比她年长二十多岁。他沉迷战争新闻广播,却对妻子的风流韵事充耳不闻。瑞塔和年轻又英俊的美国演员巴里•苏利文打得火热,成为街坊邻居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柄。
瑞塔和巴里意图私奔,但广播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似乎让他们改变了主意,决定双双殉情自杀。二人消失了。有两串脚印一直通往俯瞰大海的悬崖边。尸体在两天后被发现。然而,他们均死于近身枪杀,而凶手仿佛飘在空中,无影无踪。
正在附近做肖像画模特的亨利•梅里维尔爵士同意调查这桩诡异的案件。头戴月桂冠,身着古罗马长袍,这位传说中的天才律师坐着电动轮椅,把这座安静的英格兰海滨度假胜地搅得鸡犬不宁。
生与死,情欲与背叛,毁灭与救赎……战争的洪流裹挟着每一个人,奔赴这出无可避免的悲剧。

作者介绍

约翰·迪克森·卡尔,和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因并称“黄金时代三大家”,独以密室题材构思见长,一生设计出五十余种不同类型的密室,被誉为“密室之王”。
一九三三年,卡尔出版基甸·菲尔博士系列首部作品《女巫角》。第二年,他以笔名卡特·迪克森发表《瘟疫庄谋杀案》,亨利·梅里维尔爵士登场。这两个系列成为卡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三十年代是卡尔创作生涯最多产的时期,其中《三口棺材》《扭曲的铰链》(旧译《歪曲的枢纽》)和《犹大之窗》被后世评论家归入“卡尔的经典代表作”。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出版的《三口棺材》以经典的“密室讲义”和“双重密室”成为推理史上不可能犯罪小说的巅峰之作,至今仍难以超越。
卡尔笔下的密室第一神探基甸·菲尔博士,是一个胖胖的字典编纂者,走路要拄两根拐杖,喜欢穿斗篷,抽着海泡石烟斗,个性相当和蔼可亲。他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善于分析罪犯的心理,出场代表作除《三口棺材》《扭曲的铰链》外,还有《阿拉伯之夜谋杀》《绿胶囊之谜》《耳语之人》等。亨利·梅里维尔爵士比菲尔还要古怪——大大的秃脑袋、奇怪的表达方式,加上不修边幅的外表。他的职业是律师兼医生,登场作品有《独角兽谋杀案》《犹大之窗》《女郎她死了》等。卡尔的作品风格以不可能犯罪作为核心骨架,情节布局复杂,谋杀手法奇特,充满戏剧性和哥特式氛围。
一九五○年和一九七○年,卡尔先后两次获得美国侦探作家协会(简称MWA)的埃德加·爱伦·坡特别奖。一九六三年,MWA 一致同意向卡尔颁发“终身大师奖”,这是推理界的最高荣誉。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卡尔因病去世。当今,仍有不少推理小说作家在创作密室题材作品时会表达对卡尔的敬意。因为,只有约翰·迪克森·卡尔才配得上是真正的“密室之王”。

部分摘录:
瑞塔·韦恩莱特年仅三十八岁,是个富有魅力的女人。她的丈夫亚历克,要比她年长至少二十岁。瑞塔在度过那段心神不宁的危险岁月时,遇到了巴里·苏利文。
至于我,很遗憾,我是那个最后才注意到当时发生了什么的人。
家庭医生处在一个拥有特权又十分为难的境地。他几乎知晓一切。他尽可以宣扬各种说教之辞。但这样做的前提,是人们要先来问询他的意见,而且他不能与其他人商讨。一个爱说长道短的医生是令人厌恶的,即便在这个年代也是如此。
当然,这些日子我已经不再那么活跃。我的儿子汤姆医生——我是卢克医生——接手了大部分工作。我再也不能半夜起床,在北德文区[1]糟糕的公路上开上几十英里的车去出诊,而这正是汤姆的骄傲之处和乐趣所在。他生来就该是一位乡村医生,和我一样,他深爱这份工作。每当汤姆去给患者看病的时候,他总会用专业的医学术语告诉病人他们哪里出了问题。这会给病人留下深刻印象,并让他们感到满意。这对职业生涯刚刚起步的汤姆来说,是一种鼓励。
“恐怕,”汤姆会用他特有的严肃语气说,“您的症结在于……”然后就是脱口而出的拉丁文,顺畅而流利。
的确,有一些病人还是坚持要我来为他们看病。这仅仅是因为:比起医术精湛的年轻人,还是有许多人更愿意听从冷漠但年长医生的意见。我年轻的时候,没有人会信任一位不蓄胡子的医生。类似的观念如今依旧存在于一些小的群体之中,比如我们这里。
位于北德文区海岸的莱康姆[2]村,从那时起,就变得臭名昭著。即使是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此刻,我依然心存震惊和讶异,但我还是必须要完成它。正如你或许知晓的那样,莱茂斯[3]是一个海边度假胜地。从那里爬上陡峭的小山,或者乘坐索道,可以抵达悬崖上的莱顿[4]。沿坡再向上,就是莱布里奇[5];然后,在道路渐趋平缓、与埃克斯穆尔[6]的荒野交汇前的地方,就是莱康姆。
亚历克和瑞塔·韦恩莱特住在距莱康姆稍远的大宅里。他们与世隔绝,方圆四英里内不见人烟。但瑞塔有一辆车,似乎对这种距离毫不介意。那是个很漂亮的地方,只是有些潮湿,风有点大:这个名为“休憩之地”[7]的大宅有座后花园,这座花园的范围几乎延伸到了悬崖边缘。这里有个十分浪漫的被称作“爱人之跃”的海岬。其下七十英尺处的海浪在岩石上碎成泡沫,深不可测的潮水汹涌而来,宛若恶魔。
我曾经很喜欢瑞塔·韦恩莱特,现在依然喜欢。在她充满艺术气息的外表下,是一颗真正善良的心。仆人们都很崇拜她。她或许有些反复无常,但她所到之处,你都能感受到她的生命力。没人能否认她是个漂亮的女人:有着富有光泽的黑发,茶色的肌肤,引人注意的眼睛,以及焦虑感十足的紧张举止。她还写过诗,似乎应当拥有一位年轻一些的丈夫才是。
相比而言,亚历克·韦恩莱特则像个谜,尽管我跟他很熟,而且常常在星期六晚上去他那里打牌。
亚历克的头脑在六十岁时开始变得迟缓,这也影响了他的习惯和举止。他的殷实都来自辛勤工作。他曾是一位数学教授,与瑞塔在加拿大成婚八年后,开始在麦克吉尔大学授课。他个子不高,体格壮实,声音温柔,看起来总是心事重重,从年轻人的角度来看,瑞塔选择他实在有点奇怪。但他确实——至少是在境况崩坏前——十分有幽默感。他讲话妙语连珠。而且他真的很喜欢瑞塔,并且十分热衷给她买钻石。
即便是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亚历克的酗酒成性已是个大问题。我不是说他喝起酒来很吵,或者令人讨厌;恰恰相反,你几乎察觉不到他在喝酒。每晚,他都会安静地喝下半瓶威士忌,然后安静地去睡觉。他在自己的壳里越藏越深,像一只刺猬一样蜷缩着。然后便是战争的突然降临。
你记得那个温暖的星期日上午吗?九月的阳光倾洒于万物,收音机里传来了通告声。当时我独自在家,还穿着晨衣。“我们正处于战时状态。”那个声音似乎填满了整间屋子。我的第一反应是:“好吧,又来了。”大脑还有点空白。随即心想:“汤姆也要参战吗?”
有那么一会儿,我只是坐着,盯着自己的鞋。我在上场战争里身处前线时,汤姆的妈妈劳拉去世了。当时他们放着《如果你是这世上最后一个女孩》[8]这首歌,现在有时候听到这首歌,我的眼睛还是会泛酸。
我起身,穿上外衣,走向高街。我们的花园里正在上演一场紫菀花的盛放,菊花也冒着骨朵儿。路对面,“教练与骏马”酒吧的哈利·皮尔斯正准备开店,你能听到一片安静中摩擦碰撞的门声,也有摩托车沿着街道缓慢驶来的噪声。
是瑞塔·韦恩莱特,她驾驶的那辆捷豹SS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瑞塔穿着合身的花朵样式的衣服,显得身材凹凸有致。她踩了刹车,停下车,像只猫一样柔软地伸展身体。她旁边坐着亚历克,穿着旧旧的西服,戴着巴拿马帽,看起来蓬头垢面又无精打采。这让我有些惊讶:他看起来是那样苍老,甚至充斥着死亡的气息,尽管他的言辞还是那么温柔。
“唉,”亚历克平静地说,“就这么发生了。”
我也承认事实如此。“你听过那段演讲了吗?”
“没有,”瑞塔答道,她看起来似乎是在压抑着某种兴奋,“是帕克尔太太跑到路上告诉我们的。”这对棕色的眼珠和那耀眼的眼白,看起来十分困惑,“这看起来不太可能啊,难道不是吗?”
“我受够了,”亚历克轻声说道,“人类的愚蠢。”
“但愚蠢的不是我们,亲爱的。”
“你怎么知道不是?”亚历克问。
路前方十几英尺远的路边,有扇门开了一条缝,是莫莉·格兰杰出来了,还有一位我从未见过的年轻男士和她一起。
莫莉是我最喜欢的人之一。她是个二十多岁的漂亮姑娘,率直而感性。她继承了母亲的蓝色眼睛和顺滑头发,以及她父亲的务实。但我们中的大多数,至少是瑞塔,都先看向了那个陌生人。
我必须要承认这是一位十分俊美的年轻男士。他的外貌隐约让我感到熟悉,在心里搜寻比对半天,我终于确认,他长得像一位电影明星,但却不那么带有攻击性。他很高大,身材健壮,笑声悦人。他茂密的头发梳成偏分,像瑞塔的头发一般乌黑发亮。他容貌帅气,有着一双明亮而好奇的眼睛。他跟莫莉差不多大。比起我们单调乏味的着装,他穿着宽松的奶油白西装,打着一条有些出挑的领带。
那一定就是火花跃上导火索的时刻。
瑞塔喊道:“你——好!莫莉!有听到什么消息吗?”莫莉犹豫了一下。很容易猜到这犹豫背后的原因,瑞塔最近和莫莉的父亲,也就是韦恩莱特家的律师,大吵了一架。但他们都在刻意忽略着这个事实。
“有啊,”莫莉说,她眉头皱了一下,“很惨烈,不是吗?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是韦恩莱特太太,这位是韦恩莱特教授,这是苏利文先生。”
“巴里·苏利文。”那个新面孔解释道,“很高兴认识你们。”
“苏利文先生,”莫莉有些画蛇添足地补充道,“是位美国人。”
“真的吗?”瑞塔大叫,“我来自加拿大。”
“是吗?加拿大的哪里?”
“蒙特利尔。”
“我对那里很熟!”苏利文先生靠在车门上,如此宣告着。但他靠在车门上的手滑了一下,于是他后退了一步站稳。瞬间,他和瑞塔都变得有些局促。瑞塔那时三十八岁,正值最好的年纪,她那成熟的美像火一样燃烧。而这个二十五岁的男孩则令我生厌。
如果不是脑海中充满千头万绪,或许我们所有人都本能注意到更多。就我自己来说,我后来完全忘记了年轻的苏利文。尽管他停留在此的两个星期里,和韦恩莱特夫妇一起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但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几个月之后了。
原来,他当时真的是一位十分有前途的演员。他住在伦敦,是来莱康姆度假的。他和瑞塔一起游泳——他们两个都很擅长游泳,和瑞塔一起打网球;给瑞塔拍照,也被瑞塔拍;与瑞塔一起在岩石谷散步。亚历克也很喜欢他,或者至少因为这位年轻人的出现,他不再那么无精打采。我猜一定有过不少流言蜚语,尤其是在他冬天偶尔来拜访他们的时候。但我什么都没听说。
让人感到十分罪恶的一点是,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的那个冬天,我们都过得很快乐。我因为糟糕的天气而不再去拜访韦恩莱特夫妇,也因此失去了他们的音讯。汤姆整日开着他的福特车在路上奔波,做着五人份的工作。而我烤着火,偶尔看一两个病人,试图正儿八经地过退休生活。在有心脏病的情况下,你很难在六十五岁的时候依然蹦蹦跳跳。但我听说亚历克·韦恩莱特深受战争的影响。
“他成了一个新闻狂魔,”有人这么对我说,“他在‘斯佩思和明斯戴德’酒吧的账单已经——”
“新闻狂魔?什么意思?”
“他会在八点打开收音机听新闻,下午一点把同样的公告内容又听一遍,然后六点一遍,九点再一遍,午夜还有一遍。他瘫痪般地蜷在收音机前。真搞不懂他到底怎么了?有什么好担心的?”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这天,我们终于明白了。
那是一段让人困惑的日子。纳粹的坦克如同松散的黑色甲壳虫队伍一般在地域间穿行。你几乎可以闻到来自战场另一边的末世般的硝烟味道。我们处于蒙昧状态,无法分清何为对错。茫然中,巴黎沦陷,一切秩序轰然倒塌。那种感觉如同发现伴你成长的所有课本说的其实都是谎话。我不必再去形容那段日子。但是在五月二十二日这天,英吉利海峡的港湾备受威胁之际,瑞塔·韦恩莱特给我打来了电话。
“卢克医生,”那个悦耳的女低音说,“我很想见您,很想。”
“没问题。我们最近几天找个傍晚一起打牌吧,好吗?”
“我的意思是,我需要您帮忙看病。”
“亲爱的,你是汤姆的病人。”
“我不在乎。我想要见的是你。”
(汤姆,我知道,他一向不怎么喜欢瑞塔。她确实总是喜欢把事情夸大,这恰恰是一个总在刨根问底的医生最讨厌的事。汤姆对此难以容忍,还说过,这个讨厌的女人让他无法集中精神。)
“我能来找你吗?现在?”
“如果你坚持要来的话,当然可以。从问诊室的侧门进来吧。”
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进门的时候,带着蔑视与一丝歇斯底里,用力关上了门,以至于门上的玻璃都在震颤。而她又前所未有的帅气。她身上自有一种厚重的丰盛之感,她闪耀的眼睛和脸颊上那一抹自然的红色,让她看起来更像二十八岁,而不是三十八岁。她穿着白色的衣服,涂着猩红色的指甲油。她在一把旧椅子上坐下来,跷起腿,说了一番出乎我意料的话:
“我跟我的律师大吵了一架。肯定没有牧师能这么做。我也不认识其他医生。您一定要……”
瑞塔停住了话。她的目光摇摆着,似乎难以下定决心的样子。她双唇紧闭,那犹豫不决的样子像是在承受某种身体上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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