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日子如锡皮般纷纷砸下，所向披靡的晨光漂白了他的眼珠。
狭小阴暗的电梯间，她一层接一层下降，仿佛没入一个又一个十年。
他开始描述颜色和光线，一只蜂鸟身上那美丽的、微微闪光的绿。
他们静静躺着，双脚指向太阳。它的威力已经消退。风一路止歇下来，日光覆在他们身上，淡薄而又泛滥：温暖的片刻行将消逝。
——暮色将至，他们必须独自面对命运。
在某些时刻，生活被不可逆转地切分为过去和未来。只用一个句子，索特就能揭示出一个人的全部历史，渴望与恐惧、希望与需要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人何以陷入如今的境地。
当然，人并不是马上就能意识到这些事情。它是像一出戏那样慢慢展开的，一幕接着一幕，另一个人的现实处境就发生了改变：生活正把他带往一个地方，在那里他拥有的一切都无法保护他，会让他赤着脚，孤身一人。
11个光影交替的时刻 1989福克纳奖获奖作品
“詹姆斯•索特仅用一个句子就能令人心碎”
作者介绍
詹姆斯•索特（James Salter，1925—2015），美国著名小说家、短篇小说作家。成长于纽约曼哈顿，毕业于西点军校，做过空军军官和战斗机飞行员。1957年出版长篇小说《猎手》，后退役全职从事写作。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场游戏一次消遣》（1967）、《光年》（1975）、《独面》（1979）、《这一切》（2013），短篇小说集《暮色》（1988）、《昨夜》（2005），回忆录《燃烧的日子》（1997）等。
索特被誉为“作家中的作家”，“20世纪最被忽略的大师”，他不仅将极简主义风格发挥到了极致，而且对小说文体有新的开拓，曾获得《巴黎评论》哈达达奖（终身成就奖），福克纳奖、马拉默德小说奖等。
部分摘录：
在丹吉尔的海滩上 AM STRANDE VON TANGER 黎明时分的巴塞罗那。酒店还都黑着。所有的大道都通往大海。
城里空空荡荡。妮科在睡觉，卷在凌乱的被单、自己的长发和枕头下面伸出的一只裸臂间。她一动不动地躺着，甚至没有在呼吸。
一方靛蓝深黑相间的绸布下面现出一只鸟笼的轮廓，里面住着她的鸟儿，卡利尔。笼子放在擦洗干净的空壁炉里。旁边摆着鲜花和一盆水果。卡利尔在睡觉，头埋在一侧柔软的翅膀下。
马尔科姆也在睡。他本不必戴的那副银边眼镜—镜片没有度数—张着镜脚搁在桌上。他仰卧着，鼻梁像船的龙骨般穿越着梦境。这个鼻子，他母亲的鼻子，或者至少是他母亲鼻子的复制品，就像一个舞台装置，一个粘在他脸上的奇怪饰品。这是他身上人们最先会注意到的一点，也是人们会喜欢的第一点。某种意义上，这个鼻子是对生命全情投入的标志。一个无法隐藏的大鼻子。此外，他的牙也不好。
在高迪未能完成的那四座石塔[1]的最顶端，黯淡得难以辨认的金色铭文在天光下初现。没有太阳。只有苍白的寂静。这是星期天的早上，西班牙的清晨。雾霭笼罩着城市周围的所有山丘。商铺都关着门。
妮科洗完澡来到露台上。她裹着浴巾，水在皮肤上闪着光。
“是个阴天，”她说，“不适合去海边。”
马尔科姆抬眼看了看。
“说不定会放晴。”他说。
早晨。留声机里放着维拉—罗伯斯[2]。鸟笼搁在门口的凳子上。马尔科姆靠在帆布躺椅上吃橙子。他爱这座城市。这种深厚的情结，部分基于保罗·莫朗[3]的一篇小说，但也与多年前发生在巴塞罗那的那场事故有关：那是个暮色昏沉的下午，安东尼奥·高迪，神秘、脆弱、几近圣徒的高迪，这个城市伟大的建筑师，在去教堂的路上被一辆电车撞倒了。他很老了，须发全白，穿着最朴素的衣服。没有人认出他来。他躺在街头，甚至没有一辆出租车送他去医院。最后他被带去了慈善病房。就在马尔科姆出生那天，他死了。
这所公寓位于米特尔将军大道，而她的“裁缝”—妮科这样称呼他—则在城市的另一端，高迪那座大教堂附近。那是个工薪阶层住宅区，空气中有股淡淡的垃圾味。工地四面都是围墙。人行道上刻着四叶草花纹。高耸于一切之上的塔尖。圣哉，圣哉，[4]它们呼唤。它们里面是空的。大教堂从未完工，每座大门的内外两侧都通往开敞的空间。在巴塞罗那宁静的夜晚，马尔科姆曾绕着这座空荡荡的纪念堂走过很多次。他也曾把微不足道的几张比塞塔纸币塞进标有捐助教堂建设的投币口。然后侧耳细听，它们落入另一边，仿佛只是掉落在地，但也可能有个戴眼镜的神父把它们锁进了一口木箱。
马尔科姆认同马尔罗和马克斯·韦伯的观念：艺术是国家真正的历史。从他身上的细节可以发现，他正处在某个尚待完成的过程中。把人变成真正的工具。他正在为他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的那位伟大艺术家的到来做准备，一位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家，也就是说，不曾完成天才的作品，却拥有天才的信念。一个不再为技艺所束缚的艺术家，一个概念艺术家，才华横溢，其作品就是创造出他自己这一传奇。哪怕只给他一个追随者，他也会对这一设计的神圣性深信不疑。
他在这里过得很快乐。他喜欢那些宽阔凉爽的林荫道、城里的餐馆和漫长的夜晚。他正处在婚姻生活缓慢的水流深处。
妮科来到露台上，穿着一件小麦色的套头毛衫。
“想喝杯咖啡吗？”她说，“要我下去买吗？”
他想了想。
“好的。”他说。
“要哪种？”
“纯的[5]。”他说。
“黑咖啡。”
她喜欢这样的差事。这栋楼的小电梯升得很慢。等到以后，她走进去，小心合上身后的门。然后，以同样缓慢的速度，她一层接一层地下降，仿佛穿过了一个又一个十年。她想着马尔科姆。想着她父亲和他第二任妻子。也许她比马尔科姆更聪明，她想。当然，她的意志力也更强。但他要更好看些，虽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那种好看。而她有一张傻乎乎的大嘴。他性情爽朗。她知道自己是有点乏味的。路过二层时，她在镜子里端详自己。当然，人并不是马上就能意识到这些事情。它是像一出戏那样慢慢展开的，一幕接着一幕，对那个人的认知就发生了改变。不管怎样，纯粹的聪明并不是那么要紧。那是抽象的特质。它并不包含那种残酷的直觉，关于人们应当如何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一种她父亲永远都不会理解的生活。而马尔科姆懂得这些。
十点半，电话铃响了。她躺在沙发上接起来，开始用德语交谈。结束之后马尔科姆扬声问道：“谁打来的？”
“你想去海边吗？”
“好啊。”
“英格一个来小时就到。”妮科说。
他听说过她，也颇为好奇。而且她有一辆车。如他所愿，上午的天气开始好转。楼下的大街上出现了最早的一波车流。太阳穿透了云层，一会儿又消失了，接着又破云而出。远远的，在他的思绪之外，四座塔尖正在阴影和光芒间穿行。在有阳光的间隙，高处的字母显现出来：Hosanna[6]。
中午，英格满面含笑地来了。她穿着一条驼色的裙子，短衫最上面的扣子没有系。那条裙子很短，显得她的身材略微笨重。妮科介绍他们认识。
“你昨晚怎么没打电话来？”英格问道。
“本来要打的，但后来太晚了。我们十一点才吃晚饭，”妮科解释道，“我还以为你肯定出门了。”
没有。她整晚都在家里等男朋友的电话，英格说。她正在用一张从马德里寄来的明信片给自己扇风。妮科进了卧室。
“他们就是这么混蛋。”英格说。她提高嗓门，好让里屋也能听见。“说好八点来电话的。但他十点才打给我。说他没时间多聊，过一会儿再打来。唉，他没再打来。等着等着我就睡着了。”
妮科穿上一条有许多小褶的浅灰色裙子，一件柠檬色的套头衫。她在镜子里打量自己的后背。她的手臂光着。前厅里英格还在说着。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事才是对的，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完全没概念。除了去马球俱乐部什么都不知道。”
她开始和马尔科姆聊天。
“如果你跟人家上了床，那就该好好相处，应该善待对方。但这里的人不是这样，他们一点也不尊重女人。”
她有一双绿眼睛，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他在想拥有这样一张嘴会是什么感觉。据说她父亲是个外科医生，在汉堡。但妮科说不是这么回事。
“这里的男人就是些小孩。”英格说，“在德国，唉，至少你会得到一点尊重。男人不会那样对你，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妮科。”他喊道。
她梳着头发走进来。
“我把他吓坏了，”英格解释道，“你知道我后来干了什么吗？早上五点钟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你为什么没打给我？我不知道，他说—我听得出来他还在睡—现在几点了？我说，五点，你生我的气吗？他说，有一点。很好，因为我也在生你的气。然后我砰的一声就挂断了。”
妮科正在关露台门，把鸟笼拿进来。
“现在很暖和，”马尔科姆说，“就留在那儿吧。他需要晒晒太阳。”
她打量着笼子里那只鸟。
“我觉得他不太好。”她说。
“他挺好的。”
“另一只上周死了，”她向英格解释，“很突然，都没生病。”
她关上一扇门，留了另一扇没关。鸟儿栖息在灿烂的阳光下，羽毛轻软，神态安详。
“我觉得他自己一个活不下去。”她说。
“他很好，”马尔科姆让她放心，“你看。”
阳光下他的颜色格外鲜艳。他蹲在最高的那根栖木上。眼睑是完美的圆形。他眨了眨眼。
电梯还停在他们这层。英格先走进去。马尔科姆拉上狭窄的电梯门。像是关闭一个小柜子。他们脸挨着脸一起下降。马尔科姆看着英格。她自顾自地想着心事。
他们在楼下的小酒吧停下来喝杯咖啡。他扶着门让她俩先进去。这里没什么人—只有一个男人在看报纸。
“我觉得我还得给他打个电话。”英格说。
“问问他，为什么要在早上五点把你闹醒。”马尔科姆说。
她笑了。
“是的，”她说，“棒极了。就这么办。”
电话在大理石吧台的另一头，但他听不清楚，妮科正在跟他说话。
“你就不感兴趣吗？”他问道。
“不。”她说。
英格的车是辆蓝色大众，航空信封的那种蓝色。一块挡泥板上有凹痕。
“你还没见过我的车吧，”她说，“觉得怎么样？我买得划算吗？我完全不懂车。这是第一辆。从我认识的一个画家那儿买的。但它当时出了事故，发动机烧坏了。”
“我会开车，”她说，“不过要是有人坐在旁边更好。你会开吗？”
“当然。”他说。
他坐到方向盘后面，发动了引擎。妮科坐在后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