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作为世界上受尊敬的历史学家之一，本书作者维克多·基尔南（Victor Kiernan）运用了历史、文学与政治等多方面知识，以见解深远的视角探究美国权力的进阶之路。本书从美国的帝国起源的问题上从大历史观的观点展开分析，通过对关键文化数据的解读，分析在美国政治中紧紧缠绕的金钱与政治的繁杂关系，描述了这个国家如何成为今日霸主的历程。与维克多·基尔南的正文内容一样富有价值的是艾瑞克·霍姆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作的前言和约翰·布尔（John Trumpbour）所作的导言和后记，也分别提出了他们关于美国帝国的深刻见解。这些观点绽放出智慧的光芒，照耀着美国对军事力量的利用与滥用、对认同缺乏尊重、预先防御权利等留存至今日的由美国霸权主义造成的性问题。
部分摘录：
第一章 一个国家的诞生 美国的早期定居者们离开了一个被进步的冲击所震撼的英格兰﹐看上去似乎正在旷野中建设起一个平等派运动梦寐以求想在英国建立的更好的社会。但是﹐在这片新的土地上总是存在着一种双重性﹐一种与黑白之间的种族分裂一样深刻的灵魂的分裂。对新的生活的向往永远不会完全屈从于我们的先辈们所说的“灵魂的敌人”﹐然而那种诱惑一直是强有力的。纵观美国的历史﹐对帝国主义的渴望一直是其发展的后果之一﹐并最终成为其最突出的特征。除了以罗马、莫卧儿或英国所代表的经典的帝国主义形态之外﹐还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帝国主义。甚至可以说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模式﹐可能是由其经济和心理状态决定﹐外向针对邻国；也可能或多或少为狭隘的利益所驱使﹐或主要是由于国内利益冲突所造成的分裂﹐或者可能是整个社会生命固有的功能。美国从旧世界里继承了许多行为模式﹐但是都给它们打上了自己的烙印﹐甚至起了新的名字。对自己和他人而言﹐它永远是一个谜。因为以前从未试过﹐没有传统的压力﹐所以难以估量。与任何欧洲国家相比﹐它没有阴影﹐一个像孩子一样的年轻巨人﹐曾经英勇但带有破坏性﹐一个无意中践踏了他人的齐格飞(1)—在1876年它百岁生日时瓦格纳曾为它谱写了一首进行曲(2)。
美国在建国时并不是一个很大或很重要的国家﹐但却因为渗入了一种新生的、与它出生以前的世界截然不同的感受﹐它成了一个意识到伟大使命的早熟的国家。英国当时还处于工业革命的启蒙阶段；而工业革命想要达到的神奇的新的增长目标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亚当·斯密(3)和其他许多人对孩子超过父母的预期可能比现实的发展来得更快。作为一个年轻的新兴国家﹐美国比保守的英国对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前景更加开放﹐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4)在1780年写给约瑟夫·普里斯特利(5)信中所指出的那样﹐“人类对物质的控制将会不断加大﹐疾病将被医治﹐甚至有一天重力也会消失”。此外﹐在大西洋的彼岸﹐这个伟大的远景可以与神的意志合为一体（而不像在欧洲那样要经历太长的过程）﹐它将有助于召唤一个新的文明社会的出现﹐并使之成为全人类的榜样。但对于接触过它最多的那些人来说﹐这一切很快就成了一个欧洲所长期熟悉的膨胀的国家虚荣心的翻版﹐就像大气中的氧气一样﹐已经成了所有爱国主义的组成元素。托克维尔曾经写道﹐美国人的虚荣“已不仅仅是贪婪﹐而且焦躁和小心眼……既准备乞讨﹐同时又想争吵”。
当富兰克林在给普里斯特利的信中补充道：“道德科学正试图找出一条改进的道路﹐人类将不再会像狼那样相互对待……”时﹐他已悲观地认识到物质世界对人的诱惑﹐同时也预言了美国自相矛盾的未来。殖民者们很容易就通过他们的独立战争让自己成了一个国家。因为在西欧﹐这样形态的国家早就牢固地建立起来了；而侵略性像自我之爱一样﹐已是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像荷兰曾在西班牙帝国世界内成长﹐然后背离它开始寻找自己的殖民地一样﹐美国不可能不被欧洲的激烈竞争和野心所影响。汉密尔顿(6)在联邦党人的声明中宣称﹐就他所知﹐一个软弱的国家其处境是悲惨的。如他所说﹐欧洲正在践踏所有其他大陆﹐如果可能的话将保持西半球的贫穷和落后。他呼吁他的同胞们扯掉伪装﹐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目标是在美洲事务的体系中提升力量”﹐他期待着门罗(7)总统能有所作为。但是在保护西半球和支配西半球之间﹐在弥赛亚主义和统治权力之间﹐各种思想在一开始就是混淆不清的。
作为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的苏格兰商人的儿子﹐汉密尔顿与一个富有的纽约家庭联姻。苏格兰人和爱尔兰新教徒们在建立和管理英国的领土方面表现突出﹐人们可以发现他们对美国扩张的贡献也同样重要。西奥多·罗斯福(8)就具有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血统。美国的殖民者们在战胜了法国人之后获得了他们的荣耀和胜利。伊甸园从来就不是原始无罪的﹐它豢养了一批富有的商人和船东﹐他们往往关注着海外的冒险。这些人生来嘴里就含着一把帝国的勺子。在英国国旗的掩护下﹐他们从西印度群岛进口蔗糖﹐然后制成朗姆酒﹐再去非洲海岸购买奴隶。这种16世纪40年代开始的西印度群岛奴隶买卖的三角关系将新英格兰和旧英格兰联系了起来﹐有一些西印度群岛人移民去了美洲大陆殖民地﹐来自巴巴多斯的庄园主们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建立和发展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许多美国人曾在英国长期居住﹐经常作为商人与英国的属地西印度群岛交易。毫无疑问﹐当独立战争爆发时﹐新生资本家的成员们都成了忠于皇室的人。他们的梦想是在一个强大的横跨世界的大英帝国中扩大贸易。像许多后来的爱尔兰人和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一样﹐富兰克林本人和许多其他为独立而奋斗的人们曾有很长一段时期一直希望大英帝国能发展成为一个联邦。而这个联邦体制下的伙伴关系将使美国进一步地沿着帝国的道路迈进﹐甚至极有可能从南方的庄园主中发展出一个美国的富豪阶层。纵观大卫·奥克特罗尼(9)爵士的职业生涯人们可能会认识到这一点。这位出生在波士顿的苏格兰贵族后裔——他的父亲是一个效忠于皇室的人——在1777年去了印度﹐并在1803年成为德里的统治阶层一员。赫珀主教在二十年后见到他时﹐他正沐浴在皇家的辉煌之中。因此﹐独立和驱逐保皇党就成了反抗帝国的双重措施﹐服从帝国并反对帝国。然而﹐殖民时代的许多习性仍然存在。美国还远不是完全平等并充满博爱的。即便不算庄园主们﹐仍然有一大群在独立战争中胃口变得更大的大商人和有钱人﹐私有制为一大批财富奠定了基础。新英格兰人的天性也使胃口变得更大。一位访客曾看到﹐当土地不够养活他们时﹐他们就把它卖了﹐再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他们是合众国的苏格兰人”﹐具有优良的品质﹐“是那种通过行动获得收获的人”﹐他们很不喜欢“行动迟缓的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荷兰人和德国人”。有了这种追逐机会的热情﹐他们不会错过欧洲殖民扩张所提供的开放﹐并且以一种更为宽松﹐非官方的方式与正在迅速扩张的大英帝国继续合作。这样的合作常常是非法的。尼尔森（Nelson）曾写道﹐“那些殖民者美国人掌控了几乎所有从美国到我们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作为和平的回报﹐他们忘了这一点……他们成了外来者”。事实上﹐作为1784—1785年停靠在背风群岛补给站的一艘舰船的指挥官﹐尼尔森抓了许多船只﹐看上去像在执行航行法﹐他在那些美国人和西印度群岛的岛民中间并不受欢迎。
但是对英国来说﹐美国仍然是一个良好的贸易伙伴。如同一直以来就存在的欧洲内部冲突一样﹐从1792年到1815年的长期的欧洲战争对新兴的国家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帮助。正是这一点使美国人能够在一段时间里成了世界的运输商﹐就像荷兰人曾经有过“荷兰的新时代”一样。根据1794年的《杰伊条约》(10)﹐他们确保了与印度（和用小船与英属西印度群岛）直接贸易的权利﹐并且自由地解释了这种特权﹐使他们很快就在印度所有的进出口贸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英国的船东们可能会在私底下抱怨﹐但在战争年代﹐美国的船只更容易让印度的货物进入法国控制的欧洲。而且用美国船只也更经济划算﹐因为他们的价钱更便宜﹐船员人数较少﹐并且更少喝醉。他们也进入与中国的贸易﹐但仅限于广州单一港口。在1815年之前的20年﹐这一领域的主要特征就是美国份额的大幅增长。美国航运把中国、印度与欧洲连接起来了﹐它在那里卸下了装载的大部分茶叶。美国自己对远东的主要出口就是一种殖民地产品——毛皮。那些毛皮通常要穿过西班牙的辖区﹐在太平洋的海岸边汇集。在1810年时﹐中国贸易的先驱艾利斯·德比（Elias Derby）似乎成了纽约最富有的人。
代表商业利益的联邦党要求建立一支海军来保护他们﹐1794年通过的一项提供舰船来对付北非海岸海盗以保护地中海贸易的法案就成了贻害百年的开端。战舰是昂贵的﹐高昂的费用激怒了内陆的乡镇和农民﹐在他们和沿海岸的商业中心之间产生了一种人们熟知的不和﹐就像在旧日的荷兰或是在刚赢得独立的阿根廷所见到的那样。杰斐逊(11)和共和党在1800年的胜利标志着国家的优先将从海岸转到内陆﹐而内陆优先则有一个在陆上西进的扩张计划。这并不是那些追求和谐田园生活的人们所幻想的那样﹐意味着金钱力量的溃疡将被遗弃﹐民主麦田中的寡头杂草将会枯竭。对财富的渴望在西进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就成了它的一部分﹐如同海洋贸易的诉求一样﹐即便不是精确定义下的帝国主义﹐也包含着许多帝国主义的成分。
在英国的保护下﹐一种附属的帝国主义开始在陆地和海洋上孵化出来了。这有点像一个世纪后的澳大利亚那样﹐发展出了一种在太平洋上进行吞并的精神﹐尽管在伦敦像威廉·格莱斯顿(12)那样的部长们有时试图对此加以控制。西进运动受到了英国人划出的阿勒格尼山脉线界的限制﹐从而在穷人和富人中都孕育出了一种焦躁。贫穷的人们需要新的生养之地（在老殖民地上人口的增长需要更多的可用土地）﹐而富人们则寻求更多的赚钱机会。美国人希望他们的新国旗能在比13个殖民地更为广阔的疆域上飘扬。富兰克林在与英国进行和平谈判时特别想得到加拿大﹐如果他当时能更坚定地坚持下去的话很可能就得到了。根据《巴黎条约》(13)的规定﹐美国的边界向西迁移至密西西比河﹐这使美国的面积大约扩大了一倍。在那条边界向西延伸过去的是还未划入版图的法国拥有的“路易斯安娜”。美国人在1803年从拿破仑手中把它买了下来﹐当时法国与路易斯安娜的连接已经被英国海军切断了。这再一次显示出欧洲的冲突促成了美国的壮大。
东部那些缺地或不安分守己的农民们可以自由地进入这一大片新的土地了。这是缺少土地的殖民者们向往的“人民的帝国主义”﹐就好像当年的俄罗斯农民向东迁移越过了西伯利亚﹐或者像几个世纪以来越南农民向南迁移到了湄公河三角洲。在迁移的过程中﹐他们取代了原始的住民。但是复杂程度不同的每一种社会都会依赖于耕作者的基本诉求以外的其他动机和压力。沙皇俄国和越南是封建的军人国家﹐俄国人和越南人是迁徙的民族。而美国在边界土地开始开放时资本主义正在兴起。对东海岸城市中的投资者们来说﹐贩卖土地、木材和毛皮所产生的高额利润足以与令人陶醉的新文明的希望和理念相般配。在这一点上从海洋或从大陆追求盈利终于殊途同归。当1803年密西西比的障碍刚刚被移除后﹐美国的探险家们就一个大步跨到了太平洋海岸﹐而俄国人、英国人或加拿大人早在他们之前就已经到了那儿。1811年﹐来自德国的移民约翰·雅各布·阿斯特(14)在哥伦比亚河口创建了阿斯托利亚﹐他死时成了美国最富有的人。他和他的下属们在那片山地丛林中任意自行执法﹐以同样的骑兵方式创建政府机构﹐处置印第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