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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四大茅奖文学大家经典作品集(套装共49册)-电子书下载

小说文学 2个月前 (07-15) 157次浏览 已收录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简介

当代四大茅奖文学大家经典作品集(莫言、霍达、李国文、李佩甫倾情之作,套装共49册)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亦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2011年凭借小说《蛙》获得茅盾文学奖。 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2013年担任网络文学大学名誉校长。 2016年12月,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017年11月,莫言获香港浸会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同年12月,凭借作品《天下太平》,获“2017汪曾祺华语小说奖”中的短篇小说奖。 莫言因一系列乡土作品充满“怀乡”“怨乡”的复杂情感,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家。 据不完全统计,莫言的作品至少已经被翻译成40种语言。
霍达,女,生于1945年11月26日,回族,北京人。国家一级作家,1976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发表第一部小说《不要忘记她》,1987年创作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该作于1991年获得茅盾文学奖 。 1988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当选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港澳百科全书》编委、开罗国际电影节评委。 霍达曾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并先后赴英、法、俄、日等十余国及我国港、台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其生平及成就载入《中国当代名人录》、《世界名人录》、《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国电影家大辞典》、《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华古今女杰谱》等大型辞书。
李国文,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男 ,原籍江苏省盐城市,1930年8月24日生于上海。汉族,中共党员。1949年毕业于南京戏剧专科学校理论编剧专业。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 李国文是小说家,而且无可争议地称得上“著名”二字。其长篇代表作《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等是任何一部当代文学教科书都不可忽略的。中短篇也很多,也很好,也很能得奖。凡中国当代文学所设的各类奖项,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优秀短篇小说奖、华人传媒文学奖等,一路得来,如拾草芥。
李佩甫,大专学历,中共党员。国家一级作家。1953年10月生,河南许昌人。 1979年参加工作,1984年毕业于河南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系,中共党员,历任许昌市文化局创作员,《莽原》杂志编辑、第二编辑室主任,河南省文联、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莽原》杂志副主编,河南省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作协主席等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国家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部分摘录:
远洋在呼唤
1985年3月10日,古老的福州马尾港迎来了一个盛大节日,一个注定要载人史册的庄严时刻:开天辟地以来,中国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将从这里起航,中国远洋渔业史也即将由此开始书写。
此刻,十三艘海轮高扬着五星红旗,披红挂绿,二百二十三名壮士齐集甲板,整装待发。他们将由南中国海,经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阿拉伯海、红海,穿越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进入大西洋,去开创一项我们的前人未曾涉足的事业。码头上,农牧渔业部顾问林乎加、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经贸部顾问程飞、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程序、福建省副省长王一士、福建省政府顾问王炎、福州市市长洪长喜、原农牧渔业部水产局局长孟宪德、中纪委驻农牧渔业部纪检组组长王炎堂,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交通部、财政部、经贸部、海关总署、解放军总参谋部、新华社、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浙江省、山东省各有关单位的领导或代表,各新闻单位的记者以及福建省海洋渔业公司的全体职工,共一千余人前来为壮士们送行。
欢送大会的主持人张延喜坐在主席台上,心潮难平。
今天是他麾下的船队首次远航。
张延喜现年四十八岁,江苏扬州人。瘦高的身材,瘦削的面孔,一副书生气;但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却闪耀着对远洋事业的执著,透露出气吞万里的儒将之风。1949年共和国成立之时,张延喜还是个十多岁的少年。故乡长江三角洲独特的水土塑造了他的性格,引导他走上终身事业。“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浩荡东流的长江,扬帆远航的船队,寄托着他无尽的遐想。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在他的脑海里激起了汹涌的浪花。20世纪50年代,他离开家乡前往上海,报考水产学院,在招生简章上看到“发展我国远洋渔业”的词句,他的心激动得颤抖了……
海洋,多么诱人的蓝色原野!
在我们居住的这个总面积51000万平方公里的星球上,海洋面积高达36106万平方公里,占70.8%,只留下29.2%的陆地。再除去高山和沙漠,人类的栖息地简直少得可怜,适合农业生产的仅有10%。地球上80%的生物资源在海洋里,汪洋大海之中生存繁衍着十二万种动物、两万种植物,是陆地生物资源的四倍。渔业资源不同于陆地生物资源,它通过繁殖、生长和死亡进行新旧更替,无须耕牧而自然收获。如果人类具有并保持足够的生产能力,每年至少可以从海洋里获得30亿吨水产品,供300亿人食用。现代科技证明,水产品的蛋白质含量大大高于其他农副产品,以每100克所含蛋白质质量计,鲤鱼为18.1克,牛肉为17.7克,鸡蛋为11.8克,面粉为9.9克,大米仅8克。地球上广阔的水域为人类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食源和财源,而目前世界水产品在人类食物中尚不到4%。
自从人类在地球上诞生,就与生倶来地开始了渔业的历史。从直齿的鱼叉到弯齿的鱼钩,从木条拦鱼栅到结绳织网,从临渊羡鱼到刳木为舟,从回旋于河流、近海到扬帆远航,人类为了驯服大海,经过了漫长而艰辛的探索……
在公元之初的几个世纪,北欧人就已经到远海捕鱼。公元12世纪,在丹麦和挪威一带的海域每年都有四万艘渔船三十万渔民使用有囊或无囊的曳网捕捞鲱鱼。自从用蒸汽机作为船动力后,航海能力大大提高,为各种追捕性网具的使用创造了有利条件。不久之后以矿物作燃料的发动机又代替了蒸汽机,使渔船的生产能力再一次提高。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工业的兴盛和科学的进步,捕捞技术不断发展,船型增大,作业机械化,网具规模扩大,属具性能提高,声光电物理场研究的应用促进了远洋渔业的发展。美国在1919年就已经首创利用飞机侦察鱼群,获得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世界渔获量已从1900年的350万吨增加到1800万吨。
二战期间,许多沿海国家的渔船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世界渔业发展受到很大挫折,但是,海洋中的渔业资源却因祸得福,得以休养生息,为后来的渔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战结束后,主要沿海国家积极在本国沿海近海进行捕捞,1950年的世界渔业产量已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达2110万吨;1960年又翻了一番,达4020万吨。苏联1950年渔业产量为163万吨,1960年猛增至305万吨。1956年之后,苏联将渔业投资的80%用于造船、建港和船舶修理,到1961年已拥有3500艘大中型拖网渔船和冷藏渔船,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作业范围扩大到大西洋北部和太平洋西北部。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随着世界工业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渔船逐渐走向大型化、高功率,海洋捕捞技术逐渐现代化,生产范围不断扩大,捕捞活动迅速向外海和远洋扩展,新渔场不断被开发。到1969年,世界海洋渔业产量已从50年代末的3000万吨增加到5400万吨,十年内增长幅度将近70%。在此期间,苏联的渔船数量不断增加,1971年已拥有100吨级以上的捕捞渔船3108艘,占世界100吨位以上的渔船总数的59%以上;运输加工船455艘,总吨位达490万吨;80%以上的渔船安装了冷藏设备,60%的渔船有了加工设备。苏联的五个船队遍布世界各大海域,远洋渔业的产量从1966年的200万吨迅速增加到1972年的390万吨,占本国海洋渔业的56%以上。美国自1960年发射了第一颗气象卫星以来,把卫星遥感技术、卫星导航技术率先应用于海洋渔业,并且在70年代后期在渔业生产中迅速推广电子计算机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另一个渔业大国日本,也由于科技和工业水平的迅速提高,许多科技成果应用于海洋渔业生产,有力地促进了海洋渔业的现代化,到1973年,远洋渔业产量高达400万吨,居本国各种渔业之首。
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海洋渔业资源与捕捞之间的矛盾突出地暴露出来,世界渔业徘徊,发展缓慢,进入保护、增殖和合理利用资源的时代。与此同时,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海洋工程、新材料和新能源以及航天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新技术的应用逐步扩大,又为世界渔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80年代以来,世界渔业结束徘徊状态,步入稳定发展阶段,渔获量明显上升,使许多国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远洋渔业是沿海国家渔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体现一个国家渔业水平的重要标志。在那“公海自由”的年代,苏、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远洋渔船早就横行世界,称霸海上,而我们偌大的中国却根本没有远洋渔业,百业凋敝的旧中国没有,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也仍然没有。在1985年3月10日中国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起航之前,我们的渔船一直在家门口打转转,始终未出国门一步。我们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总面积达472.7万平方公里,海域不能算不开阔,但我们的人口增长太快、太多,嗜爱吃鱼的中国人变着法儿地清蒸、红烧、爆、炒、熘、煨……把家门口的鱼子鱼孙都吃得差不多了。乱捕滥捞、竭泽而渔加上工业污染,使得近海的生态环境遭到惨重破坏,渔业资源日益贫乏。
张延喜1959年从上海水产学院毕业之后就来到北京,一直在国家水产部门工作,到1984年担任“中国水产联合总公司”总经理,领导全国十六个所属单位、数万名职工,从渔船、渔具到捕捞、加工、销售,一切全管,成为全国独一份儿的“渔业老板”。但是,他从少年时代就心驰神往的“发展我国的远洋渔业”这个口号,在纸上空喊了二三十年,宏伟的远景却仍然是海市蜃楼。近年来,近海渔业资源的枯竭使我国水产品供求矛盾激化,中央向水产部门下达的每年供应京、津、沪7.5万吨鱼货的任务总是不能完成,连北京市场上都已经难得见到像模像样、能够端到节日餐桌上的鱼了。作为“渔业老板”,张延喜感到耻辱!鱼在哪里?在万里海域,在大洋深处!为什么我们要死守家门,不肯越雷池一步?因为我们设备、技术落后,还因为有一条闭关锁国的绳索长期以来挽住了我们的船头。全世界有二十三个国家的船队在公海上自由闯荡,我们不去,还指责人家“掠夺发展中国家的渔业资源”,吃不着葡萄反说葡萄是酸的,聊以自慰。中国的水土滋养了郑和的雄才大略,也滋养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眼睁睁地看着洋人发洋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的大潮呼啸而起,冲开了由于关闭太久而锈迹斑斑、“嘎吱”乱响的国门,中国人眼前豁然开朗,大吃一惊: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泱泱中华古国早已被人家远远地抛在后头了!
1981年4月21日,新华社第112号《参考资料清样》送往中南海,上面刊发了萧白权、王春荣采写的一篇通讯:
[新华社马德里4月4日讯]住在加那利群岛的华侨建议我国组织小型渔船队,发展远洋捕渔业。
加那利群岛散布在非洲大陆北部海岸上端的大西洋海面上,是西班牙一个海外旅游胜地和国际自由贸易港。由于大西洋渔业资源丰富,沿岸欧美国家渔产品消费量很大,这里的远洋捕鱼一直是个经久不衰的好生意。加那利群岛还是各国远洋渔业船队出售渔产品和整修船只的一个重要国际港口。不久前,我们访问了这个群岛中最重要的一个岛屿——拉斯帕尔马斯岛。当我们在岛上漫步时,看到码头旁停泊着一排吨位不大的捕鱼船,街头上也常常遇到三五成群的亚洲人肤色的渔民。当地华侨朋友向我们介绍了日本、台湾和南朝鲜小型渔船队控制鲔鱼的捕销,获得大量外汇收入的情况,并对我国发展小型渔船远洋捕鱼业提出了看法和提议。
据华侨介绍,目前大型远洋捕鱼加工船已经过时了,小型渔船组成的捕鱼队却方兴未艾。这种船队是日本人先搞起来的,到了60年代台湾人以劳动力便宜而占了优势,最多时有一千多人在加那利附近作业。70年代,南朝鲜人挤了进来并逐步超过了日本人和台湾人,目前有300多艘南朝鲜小型渔船在大西洋活动,仅在加那利就设了30多个公司代办处,照管渔船队。
这种渔船主要是拖网船,一般为300吨至500吨,船上有水手30至40人,冬天在北大西洋捕鱼,夏天在南大西洋捕鱼。每队的渔船协同作业、互通渔情。捕满一船后,用无线电与附近的沿岸港口联系,询问是否要鱼和鱼价行情,然后根据距离计算耗油量,找最上算的港口卖鱼。对方付外汇,可以收现款,也可以由渔行汇到船队的公司,有代办处的由代办处负责。
大西洋上渔源丰富,一艘500吨的渔船在最好的情况下每天2吨至3吨左右;欧美各国消费量最大的鲔鱼,最少也可每天捕上一吨。每吨售价2500美元左右,渔船在大西洋作业时间30天至40天为一航次,打满后可卖近20万美元,扣除油费、工资等费用外,至少可赚5万至6万美元。
华侨说:日本、台湾和南朝鲜很重视大西洋捕鱼,台湾还专门有一种技术杂志,叫《鲔鱼》。华侨们认为,中国应该发展远洋捕鱼业,即使目前能力不足,也应朝这个方向做准备。中国槁这种小型渔船队有三个有利条件:
(一)我们的劳动力便宜、可靠。据一位在台湾渔船上干过的青年介绍,台湾采取分红制,一般是近海捕鱼收入的42%、远洋捕鱼收入的28%分给船员。南朝鲜船员拿固定工资,每月500美元。如果我们组建这种船队,船员的工资自然可以再低些。再者,我们的船员有责任心、纪律性。台湾与南朝鲜的船员在海上打架闹不团结,船长贪污,各船之间互相拆台、抢生意。此外,船员还偷船上的东西卖,造成损失。估计我们的船员中不会发生此类问题,同样的作业时间,收获更大。
(二)我们建交的国家多。南朝鲜由于同许多工作国家没有外交关系,有许多不便之处,连挂国旗都成问题。台湾作为我国的一个地区,在这里挂旗遇到的问题自然更大。我们建交国家多的有利条件不仅使渔船进出港口方便些,而且还可同一些沿岸国家签订协议,我们的船可以在靠近内海附近追踪鱼群。
(三)我们自己有油。目前国际上有一个惯例,像这样的渔船可以在沿岸国家港口加油,然后由本国自己的港口给对方的船只加同等数量的油。这样不仅不受国际油价的影响,也可以节约外汇。我们自己有油,是个有利条件。台湾和南朝鲜没有油,要用外汇现金购油,这就提高了成本。
华侨朋友还谈到了发展这种渔船队的好处:首先是成本低,赚钱多。所用的船开始可向国际市场购买,日本和意大利都有旧船出售,每艘售价25万美元左右。这些旧船一般都能用十五年左右,保养得好,能用二十年。买船钱,几个捕鱼航次就赚回来了,最多两年就可以捞回来。如果我们中国有100艘这种渔船,每年就是一笔可观的外汇收入。另外,还可以培训我们的海军。日本、南朝鲜都在这些船员中安排现、退役年轻海军人员,使他们熟悉海域水情,收集材料、积累经验,为海军驶向大洋在技术和人力上做准备。我们在加那利的几天中,就看到三五成群的南朝鲜水手,背上印有“海军”的汉字,一问,是渔船上的人。另外,华侨还认为发展这种远洋捕鱼有利于减轻失业问题。
华侨朋友们表示:要槁这种远洋捕鱼,主要是要培养船员队伍,而关键又是船长和渔捞长。我们自己去摸索还不如送出去培养。目前,日本等国都需要雇用外籍船员,如果我们派一批人上日本的船,跟着干一年,就可以把技术学到手,回来后成为骨干,把自己的船队搞起来。有了船队,就可以逐步南下,落脚点从上海到广州,然后到东南亚诸国,最后驶入大西洋。
二十多年之后再读这份电讯,我们仍然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改革开放之初那特有的时代气息。刚刚打开国门,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令人目不暇接,心系故国的华侨和身负使命的记者都在急切地诉说:来吧,快来吧,大西洋在呼唤中国的远洋渔业船队!二十多年之后,这一切都早已变成现实,中国远洋渔业所取得的成就甚至远远超过了那些热心的华侨和两位记者当年的期待,但是,在二十多年之前的中国,他们所说的都还是我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海外奇谈!
这份电讯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注意,4月23日作出批示:“此件送水产总局党组一阅。请研究一下,是否可行。”
1982年,农牧渔业部水产局与中国海洋渔业总公司组织力量对国内外渔业情况做了调查研究,结论是:海洋渔业的出路在于保护和增殖近海资源,发展外海和远洋渔业。
1983年5月,农牧渔业部召开了全国海洋工作会议,对发展远洋渔业做了深入研究。会议认为:国际间各种形式的渔业合作,已成为共同关注的互利事业,国际形势对中国远洋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听取会议情况汇报时指出:“要打出去,积极发展。”随后,国务院发出(1983)134号文件,明确提出:“海洋渔业要开创新局面,走出新路子……突破外海和远洋渔业。”
1983年下半年,农牧渔业部向我国驻沿海国家的一些大使馆发出函电,委托他们与驻在国研究开展渔业合作问题。7月,开始投入对远洋渔业的准备,从建立项目到人员选派、培训考试、设备修造、船舶检验、航线制定、物资筹集……
1983年10月,对外经贸部国外经济合作局邀请广东、江苏、福建、浙江、上海等五省市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和水产部门负责人,就发展远洋渔业合作问题进行了座谈。与会人士认为,近年来约有三十个国家向我提出过渔业合作的要求,如何充分利用国外的渔业资源,加快同有关国家的合作步伐,是当前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做好这项工作,对于保护我国的渔业资源,缓和供需矛盾,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我国在发展远洋渔业方面已具备一定的基础,捕捞能力较强,在修造船、制网、加工、冷藏、储运等方面已初步形成体系,捕捞和加工技术力量也有潜力,可以抽出一定数量的渔轮和技术力量从事远洋捕鱼。开展同国外的渔业合作,既有需要,也有可能。在这次会议的简报上,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批示:“这是一件好事,应促其实现。”田纪云批示:“请李灏同志约请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意见。”
遵照万里、田纪云两位副总理的批示,国务院副秘书长李灏于1983年12月31日主持召开了关于我国发展远洋渔业对外合作问题的会议。会议认为,发展远洋渔业对外合作是一项新业务,情况复杂,政策性强,不仅涉及合作国家的有关法规,而且还受国际法的制约,因此首先需要认真探讨发展远洋渔业对外合作的经济效益和涉外政策。为此,必须进一步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并在近期内提出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论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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