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访问热点图书网

蠹鱼文丛系列(套装10册)-电子书下载

小说文学 3个月前 (07-15) 164次浏览 已收录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简介

“蠹(dù)鱼文丛”10册,包括:陈子善的《浙江籍》、徐重庆的《文苑拾遗》、叶瑜荪的《漫话丰子恺》、扬之水的《问道录》、孙郁的《苦路人影》、徐雁的《越踪集》、王稼句的《剪烛小集》、子张的《入浙随缘录》、朱航满的《立春随笔》、李辉的《潮起潮落——我笔下的浙江文人》。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诸多“高峰人物”,如鲁迅、茅盾、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施蛰存、陈梦家、赵萝蕤……都是浙江人,“蠹鱼文丛”的作者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资深研究者,甚至与有些大家有过很深的交游。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普通的文学爱好者,要去见这些大家并不是很难的事,只要一封书信约定,便可欣然前往。 因而,“蠹鱼文丛”写出了很多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细节,有趣可读,立足于挖掘浙江丰厚的人文传统,带领读者走进老派文人的精神世界。

部分摘录:
鲁迅识小录
从《呐喊》再版本说起
《呐喊》1923年8月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初版,是鲁迅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也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划时代的经典之作,本不必我再饶舌。但最近见到《呐喊》再版本,觉得还可再说说。
《呐喊》再版本在初版本问世四个月之后,即1923年1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印行。封面装帧与初版本相同,深红色之上仅印书名和作者名,书脊上除了书名作者名,下部还印有“新潮社文艺丛书”,朴实无华。扉页也仍然与初版本相同,右侧印“文艺丛书 周作人编 新潮社印”,中间印书名“呐喊”,左侧印“鲁迅著”。版权页除了出版时间印作“一九二三年八月初版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再版”,“著者鲁迅编者周作人 发行者新潮社”仍与初版本相同,但“印刷者”却已不同,初版本为“京华印刷局”,而再版本改作“京师第一监狱”。换言之,《呐喊》再版本是由“京师第一监狱”印刷的,看来北洋时期就已由监狱犯人印书了,十分有趣。为此,唐弢后来在《闲话〈呐喊〉》中还说:“说句笑话,鲁迅先生和那时的‘囚犯’偏偏特别有缘。”此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版式不同,《呐喊》初版本是大32开毛边本,我所见再版本则是32开光边本,是否再版本全部都是光边本,抑或也是毛边本后来有一部分切成了光边,待考。
值得注意的是,再版本版权页上半部分印的“新潮社文艺丛书目录”。“目录”共有七种(第三种即《呐喊》,目录中未再列):“一,《春水》,冰心女士诗集”;“二,《桃色的云》,爱罗先珂童话剧,鲁迅译”;“四,《华鬘》,周作人译,希腊英法日本诗歌及小品三十余篇”;“五,《纺轮故事》,法国孟代作,CF女士译”;“六,《山野掇拾》,孙福熙作,游记八十二篇”;“七,《托尔斯泰短篇小说》,孙伏园译”。第七种后来未出版。引人注目却又使人困惑的是周作人译《华鬘》,在周作人生前出版的各种著译中找不到这本《华鬘》,那么《华鬘》到底出版了没有?“新潮社文艺丛书”中确实有一本周作人的翻译集《陀螺》,1925年9月由新潮社初版,已改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七”而不是第四种了,第四种由《纺轮的故事》取代。《陀螺》内容正是希腊日本及其他各国诗歌,共278篇。因此,可以断定《华鬘》是《陀螺》的原名,但未出版,出版了的《陀螺》正是《华鬘》的扩充版。有必要补充一句的是,《陀螺》也是“京华印刷局”印刷的。
当时,这种更改原定且已作了广告的新文学书名的做法并不鲜见,再举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李金发1926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的《雕刻家米西盎则罗》(“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中有“本书著者的其他作品”目录,第四种作“《荒年的食客》(诗集)(即出)北新书局出版”。但是在已经出版的李金发著作中,并无这本《荒年的食客》。实际情形是,八个月之后,即1927年5月北新书局出版了李金发的诗集《食客与凶年》,列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未标序号)。因此,也可以断定《食客与凶年》即为《荒年的食客》。不知李金发这个书目,也就不知《食客与凶年》还有个《荒年的食客》的原名。
《食客与凶年》为“新潮社文艺丛书”最后一种,这就不能不再说这套丛书了。研究者一直对孙伏园主编《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津津乐道,当然并不错,然而,孙伏园自1920年10月起主持新潮社出版部的历史功绩也不可没,现在却几乎无人提及。他倡议编选这套文艺丛书,得到了周氏兄弟的鼎力支持。周作人亲自出任丛书主编,这大概也是他唯一一次担任文学丛书的主编,列为丛书第八种的李金发的诗集《微雨》也是他亲编的。不过,《呐喊》是鲁迅自己编定的,这有鲁迅日记为证。1923年5月20日鲁迅日记云:“下午子佩来。伏园来,赠华盛顿牌纸烟一盒,别有《浪花》二册,乃李小峰所赠托转交者。夜去,付以小说集《呐喊》稿一卷,并印资二百。”同日周作人日记也有“下午伏园来”的记载,当天孙伏园一定在周氏兄弟家便饭,三人也一定谈兴甚浓。从中又可得知《呐喊》的印费二百大洋原来还是鲁迅垫付的。当然,孙伏园后来分两次归还了鲁迅。否则,《呐喊》就成了一本鲁迅自费出版的书了。
不幸的是,从某种意义讲,可以视为鲁迅和周作人合作推出的《呐喊》在出版之时,即1923年8月,兄弟已经失和。鲁迅日记1923年7月14日云“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7月19日云“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即为发端。尽管如此,《呐喊》初版和再版本的扉页和版权页仍赫然印着“周作人编”,为兄弟两人的此次合作留下了一个珍贵但又十分遗憾的记录。
《呐喊》初版和再版本共印了多少册?两书扉页和版权页均无记载。但《呐喊》第三版于1924年5月改为鲁迅自己主编的“乌合丛书之一”由北京北新书局印行时,扉页上竖行印明“一九二四年五月三版,4501—7500本”,这是对初、再版印数的延续。也就是说《呐喊》初、再版本共印了四千五百册。这个印数今天看来很普通,但《呐喊》后来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和产生的深远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
鲁迅与毛边本新史料
中国新文学作品之有毛边本,出于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的倡导,鲁迅还自诩“毛边党”人,这早已有许多论者作过梳理。但是,鲁迅与毛边本因缘的具体细节,相隔约一个世纪,我们已难以知晓。
值得庆幸的是,有一个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作过追述,那就是荆有麟的《鲁迅回忆》。此书初名《鲁迅回忆断片》,1943年11月桂林上海杂志公司初版。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的上海杂志公司又在1947年4月出版了此书“复兴一版”,书名改为《鲁迅回忆》。
荆有麟(1903—1951)是山西临猗人,1924年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求学时结识鲁迅,对鲁迅执弟子礼,《京报副刊》的创办与他的提议有关,他又参与鲁迅主持的《莽原》周刊的工作。《鲁迅回忆》是他1941—1942年间在重庆陆续写成,写的正是他1924—1926年间与鲁迅交往的点点滴滴,颇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在《鲁迅回忆》的第七章《鲁迅的严谨与认真》中,荆有麟专门写到了鲁迅与毛边本的关系。这段故实很少有人提及,照录如下:
中国印毛边书,是先生所主张,而且开创的。因为先生看到,中国新装订的书,因看书人手不清洁,而看书,又非常之迟缓,一本还没有看完,其中间手揭的地方,总是闹得乌黑,因为那地方,沾的油汗太多了,等到看完了要收藏起来了,一遇天潮,书便生霉,再长久,就生虫。所以先生主张将书装订成毛边,待看完以后,将沾油汗的毛边截去,书便很整齐摆在架子上了,既新鲜,又不生霉。但看毛边书,却非常之麻烦,第一先用刀子割,不割是不能看。第二看完又得切边,不切边放不整齐。因此,一般买书的人,多不高兴要毛边,以此,先生第一次在北新书局印毛边书,就再三告诉北新老板李小峰,一律装成毛边,一本都不许切边,但等印成,李小峰将一二十本送给先生,预备供给先生送赠人时,书却都是切好的了。先生当时火起来了,问李小峰,究竟怎么一回事?李小峰是这样答复的: “一开始装订,我就将毛边的摆出去买,但没有人买,要教我切了边才肯要,我看没办法,所以索兴都切了边。” 鲁迅先生马上说: “那我不要切边的,非毛边的不行,你能将就买客,当然也可以将就我。切边的我决定不要,你带去好了。” 李小峰只得将截边的光本带回去,再为先生送毛边的去。此后为先生送去的,虽然都是毛边,但寄到外埠分店的,还是切边本,在北平,恐怕先生看见不答应,便将毛边本送上街坊上了。待以后,毛边本成了时髦品,那只能又作别论了。 原来,后来成为毛边本大本营的北新书局,一开始并不看好毛边本,没有鲁迅的督促和坚持,毛边本很可能半途而废,无法推广。在这段回忆中,荆有麟首先肯定毛边本是鲁迅所主张,所开创。但他同时提醒我们,鲁迅之所以大力提倡毛边本,或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实用角度出发。书本的书口阅读时容易受污,制成毛边本,阅读后就可以将受污处再裁去,以保持书本的“新鲜”。
有必要指出,鲁迅本人并未对他为何那么喜爱毛边本作过完整的说明,他只在1935年7月16日致萧军信中说:“我喜欢毛边书,宁可裁,光边书象没有头发的人——和尚或尼姑。”后来唐弢对此又加以引申和发挥,归结为“和尚、尼姑”说(唐弢《“拙的美”——漫谈毛边本之类》)。荆有麟的回忆不仅使鲁迅与毛边本的关系鲜活起来,而且也是一个必要的补充。也许可以这样说,鲁迅钟情毛边本,既注重其美观,同时也考虑到了实用的因素。
与鲁迅同时代的人,大概只有荆有麟写过鲁迅与毛边本,而且又写得那么细致,那么生动。而今,毛边本已成了抢手的“时髦品”,重读荆有麟的回忆,不是很有意思么?
鲁迅“不见”敬隐渔
2016年9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敬隐渔文集》和《敬隐渔传》,分别为张英伦编和著,半年以后,我才见到。
敬隐渔(1901—1930?)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很特别。他出生于四川遂宁一个笃信天主教的中医之家,自小入天主教修院“学习拉丁文和法文”。1920年代初到上海,开始迷恋新文学。处女作《破晓》刊于1923年7月21日《中华新报·创造日》创刊号。从此一发不可收,写小说,弄翻译,很快成为前期创造社的后起之秀。但他唯一的小说集《玛丽》却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1925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5年9月,敬隐渔赴法留学。在法期间,他不但与罗曼·罗兰交往密切,而且做了四件至今仍值得我们大大称道的事。一,把《阿Q正传》译成法文,经罗曼·罗兰推荐,连载于1926年5、6月《欧洲》第41、42期。二,把《约翰·克里斯朵夫》译成中文,连载于1926年1月至3月《小说月报》第17卷1至3号,虽远未完成,却是这部法文名著的第一个中译本。三,撰写法文论文《中国的文艺复兴和罗曼·罗兰的影响》,刊于1927年9月《欧洲》第57期。四,法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于1929年3月由巴黎里厄戴尔书局出版,书中收录鲁迅的《孔乙己》《阿Q正传》《故乡》和郁达夫、落华生(许地山)、冰心、陈炜谟、茅盾以及他自己的法文创作《离婚》等九篇中短篇小说,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新文学作品的第一个选译本,后来又有据之转译的英译本和葡萄牙文译本。由此可见,敬隐渔是把鲁迅和中国新文学推向世界的第一人,也是中法和中欧文学交流的先行者之一,功不可没。
不幸的是,敬隐渔后来患了神经症。1930年1月,他被留学的法国里昂大学遣送回沪。同年2月24日,他登门拜访鲁迅,鲁迅日记记载“不见”。“不见”虽只短短两个字,含义却很丰富。鲁迅1927年10月定居上海后,常有不认识的陌生者造访,鲁迅“不见”已不是个别例子。就在1930年2月,鲁迅“不见”的人除了敬隐渔,还有18日“秦涤清来,不见”,24日“波多野种一来,不见”。2月4日“上午王佐才来”,因为“有达夫介绍信”,鲁迅才与之见面。但敬隐渔又有所不同,敬隐渔与鲁迅通过好几次信,鲁迅也并未反对他翻译《阿Q正传》,还寄赠他新创办的《莽原》杂志和“三十三种”中国现代小说供其翻译之用。按理说不该“不见”,为什么“不见”呢?
由于双方都未留下相关文字,只能分析推测。原因恐怕有三。一,敬隐渔1926年1月24日致鲁迅的第一封信中说到他把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评语寄给创造社(张英伦认为其中包括罗曼·罗兰1926年1月23日致敬隐渔信、敬隐渔中译文和他致创造社同人的信),创造社却从未将之披露,鲁迅对此心存芥蒂,这是远因。二,1930年3月10日也即“不见”半个月之后,上海《出版月刊》第3期刊出消息《敬隐渔回国》,透露其“诗句中常有奥妙不可解释的奇句”,他还“告诉友人说能看相,能测字”,显然这些都是神经症的病状。很可能鲁迅事先已从某个渠道获知,这是近因。三,当日鲁迅日记中还有一条不容忽视的记载以前一直被忽视了,现照录如下:
二十四日 昙。午后乃超来。波多野种一来,不见。敬隐渔来,不见。 请注意“午后乃超来”这一句。《鲁迅全集》对这句的注释是“冯乃超来请鲁迅审阅‘左联’纲领草稿”,夏衍后来回忆,当时他也在场(参见《懒寻旧梦录》之第四章“左翼十年(上)”,1985年7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也就是说,1930年2月24日下午,鲁迅正与冯乃超、夏衍商议《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理论纲领》定稿和左联成立诸事,这么重要的大事,波多野种一和敬隐渔两位先后来访,当然只能都不见了。

下载地址

下载
喜欢 (0)
发表我的评论
取消评论

表情 贴图 加粗 删除线 居中 斜体 签到

Hi,您需要填写昵称和邮箱!

  • 昵称 (必填)
  • 邮箱 (必填)
  • 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