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不拘一格》内容简介：本书是里德·哈斯廷斯的作品，联合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艾琳·迈耶，开创性地利用内外部交叉视角，揭示了人才重于流程、创新高于效率、自由多于管控的文化内核，让读者能从网飞的实践经验中获得高价值的思维启发。 《生生不息》内容简介：这本书为传统企业解决守业、再造等困扰无数企业家的难题提供了一个教科书级的方法论和实践策略。对于那些还徘徊在互联网、智能世界之外又亟待变革与转型的传统企业经营者，对于那些还处在发展路径依赖、组织内卷状态中的企业，这本书不容错过。而对想要了解雷军、了解金山，了解一段传奇创业故事的创业者、企业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来说，此书不会让你失望。 《读懂碳中和》内容简介：在“十四五”以及未来更长的时间内，绿色低碳是我们始终要坚持的发展理念。如何推动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是本书深入研究和思考的课题。本书由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牵头，与来自生态环境部、发改委、能源局、科技部、国家气象局的专家和学者合作，涵盖能源、经济、环境、建筑、交通、科技等多行业学术背景，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政策、能源等宏观发展趋势和需求，提出了我国到2050年的低碳发展战略、路径、技术和政策的建议。 《灰犀牛:个人、组织如何与风险共舞》内容简介：米歇尔·渥克继《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之后的全新力作，致力于推动我们与风险进行一场全新的对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颖的框架，帮助我们刷新风险认知，升级风险应对方案。 书中以世界各地引人注目的风险故事为素材，结合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观点和经过验证的实用策略，挑战了人们对待风险的刻板态度，展现了“风险人格”如何影响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健康的风险生态系统如何支持我们的经济与社会，以及风险同理心如何帮助我们解决人生中的冲突与危机。 《趋势的力量：李迅雷谈分化时代的投资逻辑》内容简介：所谓趋势，就是市场运动的大方向，随着经济或市场发展阶段的不同，趋势的方向也不一样。作为投资者，把握了市场的大方向就意味着顺风顺水。 作者从多个维度，用大量数据发现趋势，通过存量经济主导下的强者恒强、此消彼长和优胜劣汰三大特征给出了市场投资方向性的建议，提示了房地产发展的周期与投资机会。书中还纳入了作者与一些投资领域明星级大咖的投资观点与思路的碰撞，深入解读了一些具体行业和市场的发展趋势。 《预测：经济、周期与市场泡沫》内容简介：本书以当前全球面临的百年变局为切入点，对经济和市场周期形成的原因、运行的规律进行了系统研究，对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等宏观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新的阐述。本书分析和总结了作者20多年来预测市场、经济、周期的理论和实用量化模型，以及如何把经济和金融学的原理运用于预测市场、指导极端波动时期的交易和资产配置。 市场预测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本书为预测市场指明了路径和方向。此外，作者探讨了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中国、美国乃至世界未来的经济走势，分析介绍了百年来多次经济大崩盘时市场和国家的应对措施，及其对于今天世界经济发展的借鉴意义。 《动荡时代》内容简介：日本经济曾因其活力和增长而备受世界羡慕，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泡沫崩溃后陷入长期低迷，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进一步下滑。白川方明自1972年入职日本央行，2008年到2013年担任行长，在这39年的央行生涯中，参与或近距离考察了日本高速增长结束后的重大经济和金融事件，包括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泡沫经济、90年代初的泡沫经济崩溃、2008年金融海啸、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并引发福岛核电站核泄露事故，还有围绕日元升值和通货紧缩的种种问题。在这本书中，白川方明带领我们回顾了那个动荡的时代，站在货币政策决策者角度，以全球视野反思日本经济和货币政策，包括如何管理危机，如何与通货紧缩、日元升值、经济低迷做斗争，如何与政府、政治家、产业界、媒体等的沟通交流，等等。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当前中国经济从容应对不确定性、避免重蹈覆辙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此外，作为一国央行行长，从更高视角对货币、财政政策进行解读，对于普通人读懂政策制定路径，理解大形势，捕捉新机遇，也具有重要启发。 《权力》内容简介：深度解析权力是什么如何正确认识权力如何正确行使权力二十多年来，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心理学家德博拉·格林菲尔德教授一直致力于权力领域的深入研究，并且开设了斯坦福大学的知名课程“权力课”(ActingwithPower)。在这本新书中，格林菲尔德博士以其独特的视角，颠覆了我们对权力本质的局限认知——她探索了权力的概念，分析了权力的本质以及当权者的特质。在作者看来，权力存在于每一种关系中，并且通过我们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体现。权力不是地位或等级制度的作用结果，相反，权力体现的是个体被需要的程度，及其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权力不是自我提升的工具，也不是个人消费的资源，权力正是我们在现实中扮演的角色。当权者应将责任置于权力之前，将发展置于事实之前，以集体利益为重，并重视自己所处的环境，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权力。通过学习如何正确使用权力，我们就能更好地预防权力滥用，阻止因权力滥用而危害世人。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慷慨地使用权力，以他人利益为重，打下信任的基础，并且使得他人也愿意按照这样的方式为人处世，这就是权力的意义。” 《利益相关者》内容简介：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及其合作者彼得·万哈姆，首先通过梳理二战以来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指出了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当前的全球经济制度存在系统性缺陷：政府唯GDP论，对全球化的弊端管理不善；技术掌握在少数人或少数大企业手中，抑制了创新和生产力的提升，加剧了不平等；“股东利益至上”式思维模式，导致环境问题不断恶化。立足当前全球经济的困境，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利益相关者模式。在该模式下，地球与人类的福祉被置于中心地位，其他4个关键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政府、公民社会、企业和国际社会，要在优化地球和人类福祉的同时，致力于实现各自的主要目标：企业的主要目标是追求利润，追求长期价值创造；公民社会的主要目标是每个组织的宗旨或使命；政府主要追求的是公平的繁荣；国际社会则致力于实现和平。 此外，作者还通过探访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德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等地的优秀发展实践，针对政府、企业、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层面如何践行利益相关者模式提供了实用性指导。 《长期主义》内容简介：霍尼韦尔前董事长、CEO，传奇CEO之一高德威的重磅著作。 在充满挑战的时代，真正的长期主义者会在关注短期业绩的同时，努力投资长期增长，从而实现个人和公司的可持续发展。霍尼韦尔前CEO高德威深刻理解这一点。当他于2002年接手霍尼韦尔时，它正深陷困境。很多人只关注完成眼前的绩效，甚至不惜通过财务造假来达成目的。而当他于2018年离任时，这家公司复兴成为全球500强硬科技巨头，市值更是从原来的200亿美元飙升至1200亿美元，投资回报率达到了惊人的800%。高德威对公司管理思维、组织流程、企业文化、投资和增长模式、人事制度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优化，通过实践长期主义，实施短期和长期同时发展的战略，高德威成功扭转了全公司短期主义的行事模式，在使公司起死回生的同时，更是实现了高速增长。 对于个人和企业管理者来说，了解长期主义的思维和决策模式，并将其应用到个人和企业活动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部分摘录：
第一个库兹涅茨诅咒：“唯GDP论” 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1901年出生于俄国的平斯克市，父母都是犹太人。[1]库兹涅茨在上学的时候就展现出了数学方面的天赋，后来进入哈尔科夫大学（现位于乌克兰）学习经济学和统计学。尽管学习成绩十分优异，但成年之后的库兹涅茨还是离开了那里。随着弗拉基米尔·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获得胜利，苏联于1922年成立，那里有成千上万人移居美国，库兹涅茨就是其中一员。到美国后，库兹涅茨先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来加入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这是一家享有盛誉的经济智库。正是在这里，库兹涅茨成就了自己辉煌的职业生涯。
他对时机把握得非常好。在他到达美国之后的几十年里，美国成长为世界经济的龙头。库兹涅茨帮助这个国家理解这个新定位的含义。他所开创的国民收入（GDP的前身）和年度经济增长率等关键概念，至今仍在经济学和政策制定中占据支配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库兹涅茨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
那些年，美国的经济发展曲线呈现出动荡趋势。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已经从一战的影响中走出，迎来了经济繁荣时期。美国以一个政治和经济强国的姿态，与当时已经衰落的大英帝国比肩。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成为世界的主导者，在1914年之前，它所控制的领土面积占全球总面积的1/3。美国则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在一战后迎来了经济腾飞。美国的制造商将汽车、收音机等商品引入庞大的国内市场，满足了大众对于现代商品的渴求。并且，在自由贸易精神和资本主义原则的协助下，投资、创新、生产、消费和贸易之间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美国由此成为世界上人均GDP最高的国家。
然而，这令人兴奋、陶醉的“咆哮的二十年代”最终走向了灾难性的大萧条。到1929年，美国的经济已经失控，不平等程度令人发指。巨额的财富和经济资产都掌握在约翰·D.洛克菲勒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手中，而许多劳动者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只能指望定期领取的微薄薪水和农业收成。此外，在股票市场上，股价一路飞涨，而其背后作为支撑的实体经济却未见丝毫起色，这意味着金融投机已经达到狂热的程度。1929年10月下旬，美国股票市场大崩盘，并在全世界引起了连锁反应。民众无法偿还贷款，信贷市场枯竭，失业率飙升，消费者停止消费，保护主义势力抬头，世界陷入危机。直到二战结束后，整个世界才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
当美国的政策制定者煞费苦心地思考如何遏制和结束国内的这场危机时，他们未能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实际情况究竟有多么糟糕？我们如何能够知道我们的应对政策是否有效？当时，经济指标稀缺，GDP这一我们今天用于衡量经济价值的指标尚未被提出。
西蒙·库兹涅茨，作为统计学、数学和经济学领域的专家，构建了一种衡量美国国民总收入（GNI）和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标准方法。他相信，通过这种衡量方法可以更好地了解美国企业在一年内生产出了多少商品和提供了多少服务。几年后，他又开发了一个与之略有不同但密切相关的概念——GDP，并在1937年向美国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正式提出了这一概念。[2]（GDP的衡量范围只包括在一国境内生产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而GNI或GNP的衡量范围还包括一国公民在境外所获得的收入或在境外拥有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库兹涅茨也因此被称为“GDP之父”。
这是一项天才之举。在20世纪30年代接下来的时间里，在其他经济学家的帮助之下，这一经济产出的衡量指标被标准化和普及化。在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GDP被正式确立为衡量一国经济的主要工具。[3]当时人们对GDP所做的定义到今天仍然有效：GD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的价值总和，根据该国的贸易差额进行调整。GDP的计算方法有很多种，但其中最常用的可能是所谓的支出法。根据这种方法，一国的GDP等于该国在一定时期内用于消费最终产品的总支出（根据该国的贸易差额进行调整），可用公式表达如下：
GDP=消费支出+政府支出+私人投资+出口–进口
从那时起，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针对具体国家所做报告中，GDP就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衡量指标。当一国GDP上升时，其国民和企业就会对未来充满希望；当一国GDP下降时，该国政府就会采取一切政策措施来扭转这一趋势。在此期间，全球经济虽然经历了一些危机和挫折，但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因此“增长是好事”始终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理念。
但是，这个故事的结局并不美好。如果我们当初能够更好地听取西蒙·库兹涅茨的观点，也许我们就能预见这个结局。早在《布雷顿森林协议》出台之前，1934年时，库兹涅茨就警告美国国会，不要过于狭隘地只关注GNP或GDP。“很难通过衡量一国的国民收入来推测其国民的幸福程度。”库兹涅茨这样说道。[4]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一国的GDP能够反映国民的消费情况，但不能反映他们的福祉；能够反映一国的生产情况，但不能反映所造成的污染或资源使用状况；能够反映一国的政府开支和私人投资情况，但不能反映国民的生活质量。剑桥大学经济学家戴安娜·科伊尔在2019年8月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说道，[5]实际上，GDP是“一个战时指标”。它能够告诉你在战争时期一国经济能够生产出什么，但它不能告诉你在和平时代如何能让人们感到幸福。
尽管早已有人发出警告，但没有人听取。政策制定者和各国央行使出浑身解数支撑GDP的增长。现在，他们都已经精疲力竭。GDP不再像过去那样增长迅速，而人们的福祉还停留在多年前的水平。一种持续的危机感笼罩着社会，而这并非毫无缘由。正如库兹涅茨早已认识到的，我们在制定政策时永远不应该只围绕着GDP的增长。唉，可我们现在正在这么做。GDP的增长是我们衡量一国经济的关键标准，而GDP增速已经永久性放缓。
低GDP增长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概述的，在过去75年里，全球经济经历了多次快速扩张期，同时也遭遇了一些重大衰退期。但从2010年起，全球经济扩张一直不温不火。全球经济增长率[6]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达到年均6%及以上的高点，在2008年之前的几年里仍然超过4%。但自那之后，全球经济增长率便回落到年均3%甚至更低的水平[7]。
3%是个很关键的数字，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它在标准经济理论中被视为评价经济发展状况合格与否的标准。事实上，直到大约10年前，《华尔街日报》还指出，“过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会将全球经济增长率低于3%或2.5%（不同的首席经济学家对这一数值的界定有所不同）的情况，视为全球经济已经陷入衰退”。[8]有一种解释是基于简单的数学计算：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人口增长率几乎一直保持在每年1.5%或者更高的水平。[9]倘若全球经济增长率仅略高于人口增长率，则意味着世界上大部分人口实际上处于零经济增长或负经济增长状态。这种经济环境会令劳动者、企业和政策制定者都感到灰心丧气，因为它代表着几乎没有任何发展的机会。
也许是为了应对经济增长放缓的态势，经济学家后来改变了他们对于全球经济衰退的定义。但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自那之后，全球经济增长势头微弱。事实上，年经济增长率不到3%似乎成为新常态。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在接下来的5年里，全球GDP增长率也不会重新突破3%的临界值。[10]，[11]，[12]而这百年一遇的公共健康危机事件，更是为全球经济发展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从传统的经济观点来看，这可能会导致系统性断层，因为人们习惯了经济增长。其原因有二。
第一，全球GDP增长率是一个总体性衡量指标，它掩盖了部分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相对不容乐观的现实。例如，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北非，实际经济增长率正逐渐接近零。对于中欧和东欧国家来说，它们与西欧或北欧国家的经济状况仍有差距，还需要加大马力赶超这些邻近国家。增长率如此之低，难免令人灰心，这可能会加速这些国家的人才外流。那些有进取心、受过教育的人往往会去高收入国家寻求经济机会，从而导致他们母国的问题加剧。在中东、北非和拉丁美洲，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在这些地区，有许多人仍未真正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能够提供经济保障的工作岗位稀缺，社会保障和养老金制度都不够健全。
第二，在经济增长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地区，比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即使总体经济增长率能够达到甚至超过3%，也不足以带来人均收入水平的快速提升，因为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同样很高。近年来，经济增长率相对较高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包括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加纳。[13]但是，即使这些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年经济增长率维持在5%，也需要整整一代人的时间（15~20年）才能使其国民的收入水平翻一番。（而这是基于一个假设，即大部分经济发展成果都能被广泛共享，但事实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要想像21世纪初的中国那样，实现快速发展和经济发展成果共享，那些最不发达的经济体需要将实际经济增长率维持在6%~8%。如果缺乏这种超级推动力，一些经济学家所预测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生活水平“大趋同”的实现过程将非常缓慢，甚至根本无法实现。正如国际金融协会（IIF）首席经济学家罗宾·布鲁克斯在2019年对话《金融时报》记者詹姆斯·惠特利时所说的：“有越来越多的讨论认为，新兴市场的增长故事已经终结，增长红利已经成为过去时。”[14]
即便我们将视野转向GDP之外，经济发展的前景也不容乐观。其他的经济指标，尤其是债务和生产力都表现堪忧。
不断累积的债务 我们先来看不断累积的债务。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截至2020年年中，全球债务总额（包括公共债务、企业债务和家庭债务）达到约258万亿美元，[15]是全球GDP的三倍多。人们对这个数字可能很难有明确的概念，因为它是如此之大，而且涵盖各种类型的债务——从以出售政府债券的形式所积累的公共债务到私人消费者的抵押贷款。
近年来，全球债务水平快速上升，这无疑“令人感到恐慌”，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杰弗里·冈本在2020年10月所说的。据《华尔街日报》统计，[16]自二战以来，发达经济体的债务水平从未如此之高，而且与战后时期不同的是，这些经济体“不再能够通过经济快速发展而受益”，从而减轻其未来的负担。
当然，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各国债务负担尤其是政府债务的增长异常迅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到2021年年中，与疫情暴发之前相比，在短短18个月内，“发达经济体的债务中位数预计将增长17%，新兴经济体将增长12%，低收入国家将增长8%”[17]。
即使没有疫情的暴发，在过去30年里，债务水平也在不断攀升。举个例子，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在1991年约为55%，2001年升至70%以上，2011年直接突破100%。据估计，到2021年，这一占比将达到120%以上。[18]
过去几十年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而政府、企业和家庭债务仍在累积。这是明智的吗？从理论层面来说，是的！倘若能被用于投资生产性资产，债务确实可能成为撬动未来经济增长与繁荣的杠杆。不过，所有的债务当然都需要在某个时间点偿还（除非通货膨胀导致债务蒸发，但在过去20年中，发达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平均不超过2%[19]）。除此之外的唯一选择就是违约，但这无疑会将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那么，近几十年来，全球都累积了哪些债务呢？政府债务往往是良性债务与不良债务的混合体。例如，用于现代基础设施建设或教育投资的债务就属于良性债务，这类债务随着时间的推移通常都能够得到偿还，甚至可能会产生投资回报，因此应该得到鼓励。相比之下，为刺激消费而出现的赤字性支出，则属于不良债务，这类债务随着时间的推移通常不会产生回报，因此应该尽量避免。
总体而言，可以肯定地说，全球的不良债务正在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西方国家的低利率激励了贷款行为，从而导致借款人的消费行为开始变得不够谨慎。对于政府而言，近几十年来，赤字性支出已经成为常态，而非例外。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并没有使情况变得乐观。许多国家的政府事实上都已经采取“直升机撒钱”政策来维持经济：它们通过央行发行更多货币，从而欠下更高的债务，并以一次性补贴和消费券的形式将货币转移到民众和企业手中，以期能够安然无恙地度过疫情。短期内，为了防止经济崩溃的状况进一步恶化，这种做法是有必要的。但从长远来看，这类债务终究是要偿还的。总的来说，近年来，不良债务已经累积到很高的水平，而且还在持续增加，它们既没有被用于刺激长期经济增长，又没有被用于帮助经济体制向更可持续的发展方向转变。因此，这些债务将是许多国家政府难以摆脱的重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