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动荡时代》内容简介：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泡沫崩溃后陷入长期低迷，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进一步下滑。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当前中国经济从容应对不确定性、避免重蹈覆辙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此外，作为一国央行行长，从更高视角对货币、财政政策进行解读，对于普通人读懂政策制定路径，理解大形势，捕捉新机遇，也具有重要启发。; 《M型社会》内容简介：大前研一;日本著名管理学家、经济评论家。曾任麦肯锡咨询公司日本分社社长，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生院教授，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他大胆地提出了“无国界经济学”和“地域国家论”的观点。 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为“全球五位管理大师之一”，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日本仅有的一位极为成功的管理学宗师”。; 《日本权力结构之谜》内容简介：;沃尔夫伦以局外人的视角观察日本，结合30多年来在日本的采访工作、与商政要人的私人对话，全方面剖析日本社会的运行机制，深度解读日本战后历史与未来走向，呈现了一个我们未曾理解的真实日本。 《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内容简介：是一部全景式展现日本近200年现代化历程、了解日本现代历史的通识读物，作者在全球史的大背景下，梳理了日本现代化过程的来龙去脉，在恢宏叙述的同时，也细致反映了日本不同阶层的实践活动和情感体验，是一本全新解读现代日本史的通俗历史佳作。; ;《日本及其历史枷锁》内容简介：;打破日本枷锁的关键在哪里？;日本是否能够期望一位新领导者，以修复脆弱的日本经济，重建正当的对华、对美关系，并充分利用其文化优势和社会资源？作者回顾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知日派”有关日本政治建构的历史，加上自身对于日本文化、日本社会各边缘阶层的体察，试图寻找一个在枷锁中缓慢前行，却又富有生机活力的日本。; 《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内容简介：从1853年美国“黑船”叩响紧闭的，到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日本用60年时间从一个落后国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成就了近代世界史上大国崛起的一个独特模式，也成为许多追赶型国家羡慕和模仿的对象。此书通过描写这个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生动记录了60年间日本奋起追赶、建设现代国家的艰难历程，也分析了日本后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内在原因。对于追求“大国崛起”的国家而言，日本所走过的道路至今仍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内容简介：本书是《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一书的续集，这两本书完整地呈现了近代日本帝国开国—追赶—崛起—歧路—毁灭的历史进程，也是一个完整的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故事。 日本走向战争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了解这段历史，对于认识日本、认识后发国家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对今天的中国也仍然有很强的警示意义。; 《日本制造》内容简介：1946年，日本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索尼公司由盛田昭夫和井深大先生共同创立，经过数十年的经营发展，成为全球知名的跨国企业集团，是世界视听、电子游戏、通讯产品和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先导者与开创者之一。而盛田昭夫先生作为企业的灵魂，一直致力于将日本特有的企业精神及文化与自我的天赋与创新思维融合，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那么，在如此优秀的日本式代表企业长期崛起在世界之巅背后，究竟蕴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从矮脚病夫到东亚巨擎——你该知道的日本崛起的故事》内容简介：”对于日本的历史，中国人了解的其实并不多，说起来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历史上和我们有那么多的恩恩怨怨，很多当下的中国人居然抱定了民族主义，讳疾忌医，一听到日本就皱眉摇头。日本虽然也是东亚国家，受到过来自中国深远的影响，但是归根结底，日本社会和中国是截然不同的。了解一个离自己那么近却和自己那么不一样的邻居，的确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洗钱内幕–谁在操纵日本地下经济》内容简介：《洗钱内幕:谁在操纵日本地下金融》透过洗钱的表象，挖掘洗钱的本质；揭开层层黑幕，帮您窥探到樱花之国在金钱面前的世间百态、触摸到所有洗钱行为暗流涌动的脉搏。这不仅仅是一本集日本“洗钱”和地下金融大成之作，也是客观反映日本的社会、政治、外交、经济、文化、风俗的百科全书，更对“洗钱”的涵义赋予了耳目一新的拓展和延伸。
部分摘录：
日本银行职业生涯的起步 1972年入职日本银行，在这里度过了我职业生涯中的39年，受到了众多前辈、同事和后辈的关照。职业生涯的早期最重要的是学习，这在任何一个机构都是一样的。就我而言，我学到了重视经济理论、注重与实务工作者交流，形成了以银行业务为出发点的思维方式，并体会到了全球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年轻时学到的东西成为我后来担任理事及行长期间的工作指南。
邂逅经济学 我是1972年3月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并于同年4月1日入职日本银行。那年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日本银行的共有30人。选择在日本银行就职，朦胧的想法就是希望获得一份公职，以便将我在大学期间所学到的经济学知识学以致用。我与经济学的邂逅完全是机缘巧合。1968年4月进入东京大学后，我选择攻读的是法学部专业的文科一类课程[1]。入学不久后的6月学生开始罢课[2]，直到第二年2月几乎没开设过什么课程。那时班里一个叫黑田康夫（已故，曾入职大藏省）的朋友约我参加萨缪尔森所著的《经济学》的读书会。萨缪尔森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获得过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1970年），他的这本书一经问世，风靡几十年，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广为阅读的经典经济学教科书。在读书会上，一个当时对新生来说非常优秀的老师——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村上泰亮副教授（已故）几乎每次都来教室指导我们学习。自参加读书会开始接触经济学后，我逐渐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而对本该主修的法律专业却一直没有找到感觉。在最终必须决定所选专业之前，我鼓起勇气来到村上副教授研究室咨询转专业问题，得到的答复是，“如果你在读完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3]之后还能保持对经济学兴趣的话，就转到经济学部吧”。约翰·希克斯是197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的书对于初学者而言理解起来有相当难度，实际上我也没有通篇读完，但体会到了其中逻辑推理的美妙。最终我决定进入经济学部学习。
在东京大学经济学部的传统教学中，研讨课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在三年级时参加了刚从美国归国不久的滨田宏一副教授的研讨课，四年级时由于滨田老师再次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从事科学研究，我转入小宫隆太郎教授门下。学生时代这两位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特别是小宫隆太郎教授在我毕业后仍对我帮助很大。当时日本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强烈影响，运用近代经济学[4]分析现实经济问题和提出政策建议的还很少。在那种环境下，小宫教授运用标准经济学理论灵活生动地分析日本所面临的种种经济问题，并提出了政策建议。他的逻辑非常清晰，重视现实经济中的细枝末节，因此被称为“传统观念的破坏者”。学生时代读了不少小宫教授的著作，也曾对经济学能够如此一针见血地分析问题而兴奋不已。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国际金融，当时正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濒临崩溃时期，小宫教授就此问题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5]当时日本国内热议的是在贸易收支盈余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日元要不要升值（当时汇率1美元兑换360日元），还有就是放眼世界，什么是最佳的汇率制度等问题。
作为教师的小宫是一位让人难以接近的“严厉先生”，在研讨课上，我和其他很多同学一样经常受到他的严厉评判。但是，学生时代从小宫教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基于经济理论进行逻辑分析、认真调研事实真相、书写条理清晰的文章，这三点可以说已经融入了我的灵魂深处。
入职日本银行 入职日本银行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初试时面试官非常有魅力，如果不是遇到这个人，我也不会入职日本银行，从此人生轨迹或许会完全不同。
我最初被安排到日本银行外国局（现在的国际局）总务处调查科，这个部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跟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缩写为IMF）理事会议题，提供讨论所需要的各项材料。IMF是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会议上决定成立的国际组织。日本于1952年加入IMF，大藏大臣（现在的财务大臣）担任理事、日本银行行长作为副理事参加会议。设在华盛顿总部的理事会负责处理IMF的日常事务，而向理事会报送的海量资料中的一部分就是由日本银行外国局提供的。
当时的重要议题之一是国际货币制度改革。那时是大藏省负责国际货币制度的相关事务，日本银行则是站在中央银行角度跟踪货币制度的相关议题。我入职日本银行之前的1971年8月，曾出现过一次震惊世界的国际货币体系动荡，就是所谓的“尼克松冲击”，由此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包括日元在内的主要国家货币转向浮动汇率。同年12月，达成了以调整多边汇率平价为核心的《史密森协定》（Smithsonian Agreement），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维持的1美元兑换360日元汇率降至308日元，日元升值16.88%。
《史密森协定》签署几个月之后我进入日本银行，并在似懂非懂状态下开始了这项工作。对于刚入职的新人来说，所谓工作，其实都是些单纯的辅助性事务，诸如每天早上上班的第一件事是将前一天主要国家的汇率变化绘制成一个图表。我还清楚记得从1972年6月开始，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六国试图将汇率变动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即所谓的“蛇形浮动”。对于大学刚毕业学过国际经济学的人来说，我认为只要各国的物价上涨率存在差异，任何维持固定汇率的尝试都是不现实的。事实上，“蛇形浮动”果真失败了，之后多次类似的尝试也没有成功。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协商过程异常艰难，1992年终于签署了面向统一货币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元于1999年诞生，之后近10年间的表现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但2010年以后却出现了严重的欧洲债务危机（见第11章“欧洲债务危机”）。当然，在我刚参加工作的1972年不可能预知此后的曲折历程。
在外国局调查部门工作约半年后，我被调到同为外国局下属的管理外汇储备的业务处应用科，从事外汇储备运用的相关工作。当时日本外汇储备增长迅速，1972年3月末达到了167亿美元，但如果与现在动辄超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规模相比，这只能算是个零头[6]。20世纪70年代初之前的货币制度是维持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体制，只有在国际收支出现重大“结构性失衡”时才会调整汇率，当时还没有形成管理货币制度。回望过去，我入职中央银行时，正是发达国家试图全面启动人为控制货币的管理货币制度时期，沿着这一线索，此后出现了诸如调控货币供应量目标、通货膨胀目标制等多种理念，这些理念也转化为现实的政策。[7]
在外国局工作一年多以后，1973年5月我被调到冈山分行。这对中央银行职员来说是广义上的轮岗锻炼阶段，虽然在此期间并没有做出什么值得称道的业绩，不过幸运的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实际接触到了国际货币制度和国际金融市场相关工作。
中央银行的培育 任行长前我曾在日本银行工作34年。前30年是作为一般职员，后面4年是作为管理岗位的理事。工作时间最长的部门是制定货币政策的计划局（由于经过多次机构改革，各个时期的名称各异），在那里度过了9年，其次是在负责金融市场运作的金融市场局（前身是营业局）工作了7年，在负责金融体系稳定的信贷机构局（现在的金融机构局）工作了3年，在从事研究事务的金融研究所工作了两年半，在调查统计局工作了一年半。与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相比，日本银行在人事制度上的一大特色就是经常让职员在不同部门之间轮岗。
2002年7月我被任命为理事，主要负责计划局和金融市场局工作。理事是经政策委员会推荐、由财务大臣任命的职务，相当于民间企业的执行董事。2006年7月理事任期届满后，我受聘到京都大学刚成立不久的公共政策研究生院担任教授并从事教学工作，主讲中央银行论和货币政策。2008年3月担任日本银行副行长，4月出任行长，5年后的2013年离开日本银行。
我职业生涯的大半时间都是在日本银行度过的。长期的中央银行工作经历，无疑影响了我任行长期间的决策或判断，无论这个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在我任行长期间，同时期很多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或副行长在就任行长前，都有在中央银行长期工作的经历，如意大利银行行长伊格纳齐奥·维斯科（Ignazio Visco）、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行长格伦·史蒂文斯（Glenn Robert Stevens）、马来西亚中央银行行长洁蒂·阿齐兹（Zeti Akhtar Aziz）、泰国银行行长塔莉莎·瓦塔纳格斯（Tarisa Watanagase）、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常任理事孟文能（Ravi Menon）、墨西哥银行行长阿古斯汀·卡斯滕斯（Agustin Carstens，现任国际清算银行行长）等。备受同行尊敬的美联储副主席唐纳德·科恩（Donald Kohn）和英格兰银行的副行长保罗·塔克（Paul Tucker）也是中央银行出身。有些行长虽然不能说是“中央银行出身”，但之前也曾有过较长时期中央银行工作的经历，如欧洲央行的特里谢、英格兰银行的默文·金等。学者出身的本·伯南克和珍妮特·耶伦（Janet L.Yellen）在任职美联储主席前都曾担任过美联储理事或地方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职务，他们都是在中央银行积累了工作经验后才担任了中央银行行长职务。
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我是从入职中央银行后的种种经历中理解了中央银行，也逐渐形成了作为中央银行人的精神特质。这里的“精神特质”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从经历的具体经济或金融事件以及组织或自身在应对这些事件过程中习得的中央银行应有作用的认知。特别是亲身经历的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崩溃、其后的金融危机和量化宽松政策等一系列事件对我的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二是中央银行处事的方式方法。与其他职业相同，入职早期所学到的处事的方式方法会影响其后的整个职业生涯。另外，年轻时跟随什么样的上司也很重要。在这点上，我有幸得到了众多前辈、同事和后辈的关照。
我在中央银行工作期间主要有4点心得体会：一是基于经济理论思考问题的重要性；二是通过与实务工作者交流获得启发的重要性；三是根据中央银行具体业务制定政策的重要性；四是中央银行之间加强国际交流的重要性。
基于经济理论的思考 入职日本银行大概3年后，我有幸得到了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留学的机会。留学目的地并不是我自己选择的，而是由人事部门指定的。1975年7月我到达美国，最初的一个月是在科罗拉多大学暑期补习班接受语言培训，在那里我认识了以伊藤元重（东京大学研究生）、伊藤隆敏（一桥大学研究生）、浅子和美（东京大学研究生）、吉野直行（东北大学研究生）、本多佑三（日本开发银行）为代表的后来引领日本经济学研究前沿的许多朋友。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习开始于1975年9月。去之前曾有耳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想想也是，我上大学时正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黄金时代。那时的经济系可以说拥有非常豪华的教授阵容，若将一些既属于商学院同时也在经济系授课的教授包括在内的话，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就有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Lucas Jr.）、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Heckman）。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芝加哥大学这两门课程分别被称为“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这两门基础课程在同一学期开设，学生只需注册其中一门课程计算学分，另一门课程也要求学生听课，但不计算学分。我注册的是贝克尔教授讲授的价格理论，旁听了弗里德曼教授的货币理论课程。在芝加哥大学对我影响最大的教授是贝克尔。贝克尔教授最突出的学术成就是人力资本理论，精彩诠释了价格理论的犀利，并总能从简单的理论中引出丰富的启示，这种分析方式令我十分着迷。他不仅研究传统经济学所涉及的领域，还扩展到以生育和结婚为代表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当时只是觉得分析这些问题很有趣，并不理解为什么要研究这些问题，直到数十年后，少子老龄化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的重大问题时，才更加佩服贝克尔教授的远见，同时也体会到精准选题的重要性。
我在芝加哥大学学到的东西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像以贝克尔教授所代表的那样，探究激励机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合理解释人类行为变化。激励可以是金钱激励也可以是非金钱激励，研究旨在通过运用经济学最基本的逻辑，说明人类行为的变化轨迹，即研究“预算、资源、信息和时间等约束以及在此约束条件下的最佳行为选择”。一旦习惯了这种思维方式，对于一些缺乏基于激励机制的研究，特别对于搬出“文化差异”或“结构”等因素笼统解释经济现象的研究，总会产生很强的违和感。
二是运用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在这点上我想起了卢卡斯教授的宏观经济学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