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中华学人丛书“，是“新史学”品牌重点系列之一。本套图书为“中华学人丛书”系列第一辑和第二辑，主要收录国内著名学者的知名作品，以史学为主，同时也吸纳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共收录三十一部作品：
《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豆瓣8.1分推荐！ 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教授桑兵力作！作者不以时代群趋为是，由沉潜而期冀千虑一得，由学人交往与学术公案探寻学界的相互关系，进而把握近代中国学术源流与轨辙！ 《变局与抉择:晚清人物研究》 解密晚清政局巨变之谜，呈现晚清大变局中各类人物不同抉择的复杂面相！
《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 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桑兵力作！晚清读书人面对无所作为的政府，是如何走向决裂的？解密孙中山与康有为分分合合的幕后细节，汪精卫、胡汉民、黄兴留日与暴动的点点滴滴！
《深沉隐藏在表面：霍夫曼斯塔尔的文学世界》 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杨劲力作！汉语世界第一部霍夫曼斯塔尔研究专著！
《觉世之道：王阳明良知说的形成》 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杨正显力作！重访影响东亚世界深远的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良知说”的形成过程！
《完整的天下经验：宋辽夏金元之间的互动》 川大学历史系教授韦兵力作！从观念和实证两方面论述华夏天下世界的多元一体，农耕游牧两个世界，既跌宕互动，又共生共融！
《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春青力作！深入研究孙中山周围的人事及其内在联系，掌握其言行的殊境、思维、潜意识甚至无意 识，力求达到了解之同情的境界！
《权力与媒介：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建标力作！通过历史的视角来审视近代中国媒介与权力关系的变迁，审视国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及信仰的变化，以及此种变化的观念如何影响政治权力的运作！
《晚清民初的知识转型与知识传播》豆瓣8.4分推荐！ 哈佛大学访问教授张寿安力作！本书关注西方近代科学式知识在中国的建构,试图呈现中西知识交会的复杂情景，并追问传统中国是否有一知识体系！
《诗与意识形态：从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古代诗学观念的生成（修订版）》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春青力作！从历史和思想史演变的角度考察了从西周之初到两汉时期诗歌功能的演变轨迹以及中国古代诗学观念生成的过程，揭示了在这一时期诗歌功能、诗学观念与政治史、思想史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庚子救援研究》 豆瓣8.2分推荐！庚子救援让以往潜而不彰的“省籍”意识浮出水面，成为清末新政时期“省界”意识勃发的前奏，而正是“省界”意识深刻影响了新政时期的社会和政局！
《藏传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传播：《大乘要道密集》研究初编》 豆瓣平均9.1高分推荐！利用近十年汉译密教文本，发掘其藏文原本，通过对这些文本进行细腻的分析，最终重构11至15世纪藏传密教在西域和中原传播的历史！
《档案中的历史：清代政治与社会》豆瓣8.1分推荐！ 根据档案材料，对清代政治与社会，尤其是基层社会、秘密结社与人口流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 收录作者在日本讲学期间搜集整理的近代史料、调查访问、讲学记录，是当代中日史学界交流的珍贵记录！
《清季州县改制与地方社会》豆瓣8.2分推荐！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伟力作！广泛搜寻官方报告、地方志、报刊资料、时人记述，对清季州县政治、经济、司法、教育诸层面的改革重新考察，从“人事”和新旧制度的纠葛中来把握其变革的趋势和特征！
《德国文化研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腾讯•大家”专栏作者李伯杰力作！本书力图揭示德国文化的历史成因、展示德国文化的显著特点，对德国当代文化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
《晚清人物与史事》豆瓣8分推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忠文力作！晚清一脉，上承秦汉以降王朝政治的余绪，下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可谓国史之关键转折！本书为戊戌变法史乃至晚清史辟一新境！
《乌托邦与诗：中国古代士人文化与文学价值观（修订版）》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导李春青力作！该书研究了中国古代知识主体——士人阶层的人格结构、社会理想与人生理想，探讨了这个知识阶层人格冲突与心理焦虑，揭示出中国古代主流文化与士人阶层人格结构、文化心态之间的紧密联系！
《吴天墀文史存稿（增补本）》豆瓣8.9分推荐！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天墀力作！对于宋史、四川地方史与近代学术史做出了独到的观察，具有真正士大夫的通达识见，言有尽而意无穷，值得学界取径与师法！
《想象西藏：跨文化视野中的和尚、活佛、喇嘛和密教》 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卫荣力作！作者以《西藏生死书》和密教在西方的流传为例，批评和讨论了西方想象西藏的历史，揭示了造成汉藏佛教文化间种种误解的根源所在！
《新政、立宪与革命：清末民初政治转型研究》豆瓣8.0分推荐！ 社科院博士生导师李细珠力作！在20世纪初年，清政府、立宪派和革命派，开展了既互有歧异又相互关联的政治运动——新政、立宪与革命，这三股势力的较量与消长决定了中国政治的新走向！
《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豆瓣9.2分高推荐！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吕妙芬力作！本书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取径，研究有明一代最重要的学术运动——阳明学之兴衰！所涵盖的向度从个人内心世界延展到政治社会层面，是一部试图将阳明学置放于明代文化脉络中进行研讨的著述！
《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出现与发展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大事，本书尝试深化中国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分为史家个案、理论探讨、学术活动三个部分展开！
《北朝论稿》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二十四史研究中心主任李凭力作！北朝包括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数个王朝，结束了我国从八王之乱起将近一百五十年的中原混战的局面！本书围绕北朝政治与社会做了深入讨论！
《史家与史学（增订版）》豆瓣8.7分高推荐！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王家范力作！本书收入作者数十年来对于史学前贤和史学名著的体悟，既有前辈身影失而重睹的历史情缘，又有作者阅读时的特殊心境，还有对于一些史学思潮的反思！
《士与大变动时代》豆瓣8.7分高推荐！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沈渭滨力作！本书选取作者在鸦片战争史、太平天国史、辛亥革命史、军事史、地方史志及人物传记等方面的代表性论文，并展现他在史学理论、书评等其他方面的才华，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演进！
《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3）》豆瓣8.7分高推荐！ 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桑兵力作！本书系作者大转折时代四部曲之一，着重探讨辛亥革命前后亲历者的心态，及其对政体、国体、社会性质诸剧变的观察！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豆瓣8.1分推荐！ 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宝良力作！本书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通过思想与社会交互为用的研究，亦即从历史与社会的脉络去阐明明代士大夫阶层的知识与行动！
《太平天国与晚清社会》 本书则尝试从多方互动的角度，将太平天国放在整个近代中国社会进行考察！
《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 本书从大量报刊图书文献中爬梳史料，重现晚清国内学生群体活动的史实，展示这一新兴群体的思维和行为倾向。
《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 豆瓣8.4高分推荐！本书以经史之学为中心，通过关键论题、关键人物、关键著作的有机结合，从富于个性的视角探讨西力东侵、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近代学术变迁之大势！
部分摘录：
一、前言 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1861-08-02）辰时，也正是太平天国的武装力量活跃于江浙一带的时候，数千金钱会会众大举拥入浙江温州府瑞安县十七都林垟地方团董陈安澜家中，倾屋劫财，焚书毁物；随后并焚掠附近民居三十余所，包括附生谢作申、监生谢锦爵等人住处，而陈氏戚族所受的祸害最为严重。[1]这次事件于是揭开了金钱会在平阳、瑞安、泰顺（浙江）和福鼎（福建）等地起义的序幕。在后来的六个月期间，金钱会会众不仅攻入了以广西学政在籍办理团练的孙锵鸣（1817—1900）所建的“安义堡”，而且一度攻陷福鼎县城，两度进攻温州府城，而后还包围瑞安县城一个多月。最后，在闽浙总督水陆两面的夹击下，金钱会寡不敌众，会首赵启远走他乡。整个事件很快在同治元年（1862）年初暂告落幕。[2]
金钱会活动的时间虽然短暂，不过，它在清代会党的研究上却独具意义。我们对会党的研究一向仰赖官方的档案资料，如此一来自然限制了我们观察的角度。金钱会事件由于涉及不少平阳、瑞安等地的士绅，因而除了当时地方官的相关奏折外[3]，还留下了一些比较详细的私家记载。大陆学者聂崇岐将这些个人的记录整理编辑，以《金钱会资料》为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1957年与1979年出版的《近代史资料》还分别刊载了在平阳钱仓（曾名前仓）及北港一带收集到的民歌。[4]这些民间资料恰好可以弥补过去依赖官方档案所带来的缺憾，使我们对于会党在地方上的活动可以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本文主要是通过这些私家记录，探讨清代会党在地方政治运作上所可能扮演的角色，尤其着重在会党与地方士绅、地方士绅与官府，以及士绅与士绅之间的互动关系上。[5]
从早年张仲礼[6]、何炳棣[7]的研究中，我们了解到士绅在地方社会上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举凡地方保甲、公益慈善、纠纷仲裁，几乎无役不与。而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地方治安的维护更是士绅努力的重点。像金钱会这样的会党组织正是地方士绅声讨的对象。美国学者孔飞力（Philip A. Kuhn）把这种现象称作“地方社会结构的军事化”（militarization of local structure）[8]。最近更有学者指出，地方士绅由于角色重要，同时自主性强，在地方事务上享有相当大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空间。[9]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会党组织不仅未因团练的普及而消失，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对各地的治安都构成了相当的威胁。根据我先前的研究，在919件会党案件中，有一半以上的案子是发生在同治朝以后的。[10]这个数字当然不是绝对的，但至少可以显示出会党的活动并没有大幅度减少的趋势。清代会党猖獗，历久不衰的原因很多，地方保甲与团练绩效不彰固然是其一，清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会党的兴盛也不无影响。不过，会党在地方政治运作上所扮演的角色似乎也是应该考虑的因素之一。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何以会有不少生员、监生一类的下层士绅列名会党案件的口供中。金钱会事件正好为这个观察提供了一个验证的机会。
通过对金钱会事件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瑞安士绅在面对会党的威胁时，也像其他地方的士绅一样，在奉命在籍办理团练的孙锵鸣的领导下，纷纷兴办团练，保卫家园。然而平阳地方的县令却在部分士绅的怂恿下，不仅在事发前将金钱会收编为团练，而且在事发后也与若干士绅一起出面为其讲和。瑞安以及温州府的官员也都应声附和，采取相同的立场。孙锵鸣等人的讨“贼”团练，在他们眼中，变成了激起事变的罪魁祸首。因此，本文要强调两点：第一，在地方情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金钱会等会党与地方士绅间的政治生态可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弱势的一方可能会倚重会党，以与强势的一派相抗衡，不过，这些士绅也未必能完全控制这些会党的所作所为；第二，士绅在地方事务中扮演角色的合法性或正当性完全取决于地方行政首长的态度，换言之，士绅在地方事务上的自主性有其限制。
二、金钱会的成立与扩张 金钱会的创始人有八位，为首的是平阳钱仓镇人赵启。[11]综合当时人的印象，赵启，年三十余，担任钱仓埠役，也曾临江开设饭铺。由于他“善技击”，结交的都是“拳勇”之辈，又因为他常以钱财资助这帮人，所以很多“亡命之徒”前去依附，人人都喊他“赵大哥”。[12]有一说称，他开店就是了接待他的结盟兄弟。[13]咸丰八年（1858），赵启与卖笔为业的周荣、卖药为活的朱秀三、善塑绘的缪元，以及孔广珍、谢公达、刘汝凤、张元共八人于钱仓北山庙五显神像前盟誓结会，不分长幼，彼此以兄弟相称。[14]这八人于是成为金钱会的大总头，分头带领各路人马，瑞安一带就归赵启掌管。[15]随后他们又邀钱仓汛外委朱鸣邦入会。[16]鉴于当时太平天国势力遍及江浙一带，社会纷扰不堪，他们将“康熙钱十六文，将满字向内，上下钉以二弦，系以辫绶，藏在衣襟”，作为将来一旦分离，彼此相认的凭证。[17]不过，也有人指出，赵启是由于周荣声称在山中拾得“金钱七，异日当大贵”，于是“私铸金钱”，招人入会。凡入会者，每人给铜钱一枚，面上镌有“金钱义记”字样。[18]真相如何，不得而知。然而，民国二十五年（1936）冬，横阳镇公所在疏浚平阳县城区河道时，在河底污泥中发现铜钱三十多枚，钱上也都刻有“金钱义记”四字。[19]所以，无论如何，当时他们确曾以金钱作为信物，而这应该也是他们被称为金钱会的原因。当然，也有可能上面两种情形都存在，也就是说，赵启等八人是以康熙钱作为信物，而后来入会的人则以私铸的铜钱作为凭证。凡是入会的人都要到赵启的饭铺出钱五百，领受这个信物，并到神庙前起誓，将来永不负约。[20]由于当时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已攻陷邻近处州府的云和、景宁两地，赵启等人于是借机造势，以捍御太平军为名，声言“入会得免祸”，许多当地人为“身家计”，纷纷入会。[21]有人指出，他们还刻了一枚“‘精忠保国’印，以故众为所惑”[22]。
不过，由于这时的县令唐绂章治法尚严，金钱会是“伏而未敢发”。[23]可是，到了咸丰十年（1860），当翟维本接掌平阳县县令后，情形完全改观。根据当时人的观察，由于“吏治日弛，诸会首心易之，沿钱仓江南北公然醵饮焚香，金钱外复加红帖，编列八卦号数”[24]。在钱仓一带流传的金钱会民歌中，也有“三月好景三月三，金钱分出外地方，坎字分出桥墩门，离字分出东江山”的字句。[25]显然，金钱会的组织已经扩大，创会的八人，每人各领一卦。[26]除了铜钱外，每个入会的人还给一红帖，帖上也编列八卦号数。据指出，为了虚张声势，每卦是从三千号起编列，一直到五六千号。[27]在那批平阳县城区河道出土的铜钱中，有些背面还分别铸有“天”“地”“离”等字。[28]“离”字是八卦的卦名，而“天”“地”二字又是“乾”“坤”二卦的卦象，这些金钱应该就是为了配合他们组织的扩大而铸造的。
这时候，金钱会的势力已经从平阳扩及瑞安。入会者的成分也由初期的“无赖子弟”渐渐扩及“有家财而无势力者”，甚至地方上有功名的人，如生员潘英、林景澜、郑日芳等也都加入了金钱会的行列。[29]赵启更是抓住了机会，成为当时平阳县县令翟维本的座上宾。平阳地方原先有一铜匠王秀锦为赵启散钱招人入会，由于获利颇丰，于是自己开炉铸钱，在平阳东乡一带散发。这样一来，不啻公开与赵启争利，赵因而与他决裂。这一年的春天，王的同伙，岁贡生程殿英因为侄子因案被处死刑，谋划聚众劫狱。翟维本虽然事前得知消息，但无计可施，窘迫异常。赵启既与王、程有隙，又想“假官以立威”[30]，也有人说是苦于“欲鼓众而无名”[31]，于是表面上以“为官府仗义”为名[32]，率数千人由钱仓入平阳城，捕程殿英，尽毁程家房屋、衣物。依据当时人的描写，他们入城时的情景是，“刀枪耀日，旗帜连连”[33]。入城后，赵启等人更“踞坐试士院”[34]。平阳人大惊，而翟维本却“甚德之，重犒以去”。从此，王秀锦势衰，最后向官府自首，愿意出会，并于县城充当义勇[35]；另外，金钱会分子自以为有功于官府，日益横行嚣张。他们或威胁富户出钱济助军饷，或劫杀议论他们的人；作奸犯科之人纷纷加入他们的行列，因为“会中人有犯法者，官不敢问”[36]。无怪乎有人感叹，他们是“横行乡曲；道路之人，莫敢指其非，金钱之势益张矣”[37]。根据当时人的记载，这时金钱会的成员约有一万人，分布在瑞安的林垟、郭巷、小篁竹、沙洲、下林、八甲、沙垟、金角山、渡头、仙降、岭温、由曹村，平阳的江南、金乡、钱仓、六尺、万金坪，泰顺的管屡等地。[38]
面对这种情势，翟维本显然束手无策。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间，在征得道府同意后，他勉强接受江南团练朱汉冕的建议，“以金钱二字适与金乡、钱仓地名合”为理由，力劝赵启受抚，改会为团练。[39]赵启于是竖旗平阳城南，逼迫翟与平阳副将王显龙“共祭旗”。地方百姓看到这种情形，“以为官皆从贼”，争先入会，金钱会的势力更加扩大。[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