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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昙花-电子书下载

小说文学 4个月前 (07-15) 239次浏览 已收录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简介

本书讲述了从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至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军阀败北,这八年间政权更迭,政客与军阀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故事。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巴黎和会、火烧赵家楼、直皖战争、直奉战争、北京政变、溥仪离宫……细细描述一次次重大事件的前因与后果。康有为、梁启超、段祺瑞、张勋、冯玉祥、吴佩孚、张作霖……娓娓道来一位位风云人物的浮沉与功过。“是非成败转头空”,一切终如金色昙花,只那一瞬灿烂,便萎落了。
部分摘录:
做了八十三天“洪宪皇帝”的袁世凯,终于发现自己被他的长子袁克定、表弟张镇芳,以及一班以“拥立”为长保富贵之计的“文臣武将”,撮弄着坐在一座热灶上,不赶紧跳下来,只怕难逃焚身之厄。
跳下“热灶”的方法,首先是下一道“罪己之诏”,撤销帝制。这道“诏书”自非大手笔不办。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能担当这个重任。
此人名叫张一麟,字仲仁,苏州人。光绪二十九年开“经济特科”,他由江苏巡抚保荐应试,初试一等第四,复试一等第二,发往直隶以知县补用。那时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见投契,收入幕府。在袁世凯称帝以前,他是公府的机要局长;当“洪宪六君子”策动北洋军阀,纷纷劝进时,左右心腹中唯有张一麟苦谏力争,反对帝制。袁世凯虽未听从,但知道他的本心无他;而张一麟感于袁世凯多年知遇之恩,亦始终追随不去。
“仲仁,我很后悔,当时不听你的忠告。现在取消帝制的申令,非借重你笔下不可。”
张一麟义不容辞,亦且当仁不让。他的笔下很快,唯独这道申令,字斟句酌,花了半天的工夫,方始脱稿。以“予”自称,结论中仿照“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成例说:“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予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
“很好,很得体!”袁世凯提起笔,将“予本有统治全国之责”的“予”字勾掉,添上“本大总统”四字。
张一麟倒抽一口冷气,心想皇帝做不成仍旧可以做大总统,世上哪里有这样便宜的事!看样子,袁世凯的梦还没有醒。
申令在“洪宪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发布;第二天又明令取消“洪宪”年号,仍恢复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同时又有一道命令,特任段祺瑞为参谋总长。这些命令,由国务卿徐世昌签署,经由“政事堂”颁行全国。
徐世昌是光绪十二年的翰林。翰林有红有黑,红黑之分在文字通不通。徐世昌是个不大通的黑翰林,从未当过考官,亦未派过“撰文”的差使,郁郁不得志好几年,自然而然想到“穷则变,变则通”那句话。恰好袁世凯奉旨在小站练兵,需人相助,而徐、袁是故交,据说徐世昌由河南进京会试的盘缠,还是袁世凯送的。有此渊源,徐世昌便以翰林身份,纡尊降贵,做了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的幕僚。
到得戊戌政变,袁世凯出卖谭嗣同,向荣禄告密而有功;接着是庚子之乱,在山东巡抚任内处理“拳匪”得当而为中外交赞,袁世凯就此飞黄腾达,徐世昌亦随之扶摇直上,入阁拜相。不过,他对袁世凯的帮助亦很大。武昌起义,袁世凯复起,终于窃取了革命的果实,得以骗得隆裕太后的一纸逊位诏书,主要就是靠徐世昌在朝中的运作。
民国肇建,徐世昌以遗老的身份,侨寓青岛。民国三年,袁世凯左右杨士琦的淮系与梁士诒的粤系,势如水火,积不相容,淮系通过袁克定说动袁世凯,强邀徐世昌出任新设的国务卿,以分梁士诒的公府秘书长之权。到得帝制议起,徐世昌表面沉默,暗中反对,最后辞职,隐居天津。
这一次重作冯妇,是帮老朋友的忙来收拾残局。他的想法是,袁世凯取消帝制的申令一发表,各方讨袁的军事行动,没有再持续的理由,西南各省可望取消独立,而袁世凯的大总统的职位,亦就可以设法保全了。
当然,这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徐世昌除了冒用北洋大将而亦反对帝制的段祺瑞,以及原是副总统而为“洪宪皇帝”封作“武义亲王”的黎元洪的名义,打电报给发动护国战争的蔡锷等人,说“公等目的已达,请妥商善后办法”以外,又请出五个人来做调停人。
这五人之中,两个是武昌起义以后南北议和的总代表伍廷芳、唐绍仪,一个是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一个是在江南具极大声望、曾经教袁世凯读过书的南通状元张謇,再一个是康有为。大家都认为西南护国战争是梁启超所策划,而梁启超是康有为的掌门弟子,蔡锷便是康有为的“小门生”,万一康有为肯管此闲事,西南的情势,即可缓和。
这自然是妄想!康有为睚眦之怨必报,何况有戊戌告密那一段超级不共戴天之仇!早在袁世凯称帝之初,他便有一通五千言的长函致“慰庭总统老弟”,嬉笑怒骂,刻薄到家,其中骂得最痛快的一段是:“常人仕宦至出将入相,终有归老之时,假令公四年前汗病,不幸溘逝,已极人生之望矣!况公起布衣,而更将相,身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总统,今又称制改元,衮冕御冠,而临轩百僚,奏臣陪位,已数阅月,亦足自娱矣!公自审其才,上比曾、左、李诸公应远逊之,而地位乃为羿浞、王莽,势变之险如此,尚不急流勇退,择地而蹈,徘徊依恋,不早引去,是自求祸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今公对清室则近篡位为不顺;对民国则反共和为不信,故天怒人怨,不助不佑,不吉不利,公之近状,必无幸免矣!”
这话在康有为看,是幸而言中,何肯管此闲事?此外伍廷芳敬谢不敏,唐绍仪反唇相讥,汤化龙力劝引退,张謇则婉转陈词,亦无非劝袁世凯急流勇退而已。
最使得袁世凯寒心的是,他原寄望于一手培植的江苏督军冯国璋能听从他的要求,联络未独立各省的督军、巡按使通电拥袁,好作为他恋栈的借口。哪知冯国璋的答复是:“已失之威信难返,未来之修名可立”,趁早“尊重名义,推让治权”;又说:“钧座在职一日,誓竭一日之孤忠,设事与愿违,则私谊拳拳,亦不忘于毕生”,言外之意,如果袁世凯不辞大总统,不“推让治权”,他为了公义,亦会举兵讨伐。
至于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提出的休兵条件,一共六条。前四条为:袁世凯于一定期限内退位,可贷其一死,但须驱逐至国外;依云南起义时的要求,将筹安会“六君子”以及劝进最力的段芝贵等七人,即所谓“十三太保”,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帝制筹备费及袁世凯用兵西南的军费,共约六千万,应抄没袁世凯及“十三太保”的家产赔偿;袁世凯的子孙,三世剥夺公权。
见此光景,徐世昌才知道局势的棘手,超过想象不知多少倍。袁世凯一着错,满盘输,摆在面前的是一局死棋。
“死棋肚里有仙着”,徐世昌自以为找到了起死回生的一着棋。他派密使到江苏徐州、安徽蚌埠,跟长江巡阅使“辫帅”张勋、副使兼安徽巡按使倪嗣冲去联络。张、倪二人,深表赞成。于是徐世昌派梁士诒、张镇芳二人去走这步棋。
梁士诒与张镇芳相约,一个走外线,一个走内线。
负责走内线的张镇芳,由于是袁世凯的至亲,所以兼理他的家务,在“洪宪”那几天,等于“总管内务府大臣”。他手下有个得力的管事名叫郭世五,跟溥仪的生父醇亲王载沣的管家张文治是好朋友。张镇芳由郭世五通过张文治,搭上了“内线”——醇亲王的福晋,也就是溥仪的生母瓜尔佳氏。
她是荣禄的女儿,由慈禧太后指婚为载沣的嫡福晋。她跟她丈夫的性情不大相同。载沣在辛亥那年摆脱了“摄政王”的衔头,回家很轻松地对他妻子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醇亲王福晋气得痛哭了一场。
在她眼中,丈夫是“窝囊废”。府里从张文治起,所有的男女下人亦都不怕“王爷”怕“老爷子”,醇亲王福晋规定下人对她必须用这个称呼,表示她是一家之主,更表示对外的大事亦须由她做主。
“对外的大事”便是“恢复祖业”。醇亲王福晋从没有一天忘记过复辟。
为了复辟,她亲自展开交际应酬,通过荣禄的旧部去活动各地的将领,起义“勤王”,但从来没有成功过。即令如此,她仍旧充分信任她父亲的旧部,甚至对袁世凯也能谅解。醇亲王府上上下下、大大小小无不痛骂袁世凯,只有她是例外,说是“不怪袁世凯,只怪孙中山” 。
就因为这个缘故,张镇芳敢走她这条路线。张文治告诉她说:“民党逼袁世凯逼得太狠了,袁世凯宁愿恢复大清朝,徐世昌跟张勋、倪嗣冲都说好了。就怕王爷胆子小,请老爷子劝王爷出面,事情准成!”
“噢,”醇亲王福晋大为兴奋,“他们倒是怎么个做法呢?”
“这是机密大事,不能随便透露。如果王爷肯出面,袁世凯派张镇芳来见王爷,当面细谈。”
“好吧!”醇亲王福晋连连点头,“我跟王爷来说。”
到晚来夫妻灯下密谈,载沣结结巴巴地说:“兹、兹、兹事体大,我得找人来商量。”
“走外线”的梁士诒,在他设在交通银行的私人办公处所宴客。客人只得两位,一个是宣宗——道光的嫡长曾孙贝子溥伦,皇室中,只有他跟袁世凯打过交道。原来筹安会“六君子”在设计中华民国大总统转变为“中华帝国大皇帝”时,认为逊清皇室的“劝进”必不可少。通过各种关系,跟内务府大臣世续倒是说通了,但谁都知道,老醇王一支包括醇亲王载沣,贝勒载洵、载涛及宫中四位太妃,一提起袁世凯,无不咬牙切齿。这样一个形同篡位的仇人,反要推戴他做皇帝,这话谁敢去说?
但毕竟找到了一个可以跟载沣去谈这件事的人,就是溥伦。他肯给袁世凯卖力,有正反两个原因,反面的是,他颇有牢骚,当初穆宗——同治出“天花”,不治而崩,又无皇嗣,按宗法应该由他继承皇室,结果慈禧选了侄子兼外甥子的载湉。
这是旧嫌,还有新恨。溥仪在毓庆宫开蒙念书,选了三个伴读,一个是他的胞弟溥杰,一个是载涛的儿子溥佳,再一个就是溥伦的儿子毓崇。“伴读”除了陪伴读书以外,还有一样用处,代皇室受过。
孩子到底是孩子,总有顽皮不受教,需要加以责罚的时候,但皇帝毕竟是皇帝,既不能骂,更不能打。像这样为难的情形,早在周朝初年就发生过,于是摄政的周公想出来一法子:“成王有过,则挞伯禽。”伯禽是周公的儿子,打打不要紧,成王如果觉得过意不去,自然就会守规矩了,是个很好的法子。
但溥仪的伴读有三个,毓庆宫的师傅陈宝琛,却只把毓崇当伯禽,专找他的麻烦。譬如毓崇好端端地在念书,陈宝琛会突然向他喝一声:“轻佻!”搞得毓崇莫名其妙,细看方始明白,是因为溥仪进书房蹦蹦跳跳的缘故。
这样一天不知挨多少骂,使得本来很用功的毓崇视书房为畏途,功课当然差了,挨骂也就挨得更凶。回家眼泪汪汪地诉苦,气得溥伦常常破口大骂陈宝琛“王八蛋”。
至于正面的理由,不外一个“利”字。其中又有公利、私利之分。私利是给溥伦个人的好处;公利则是以皇室劝进的表示,交换“袁皇帝”承认民国给予清室的“优待条件”,一共八款,最重要是前面三款:尊号不废,岁用四百万元,仍暂居宫禁。
“五叔,”溥伦跟载沣说,“优待条件是民国跟咱们订的,袁慰庭当了皇上,国号要改成‘中华帝国’,他可以不认账。”
“这,这不会吧?”
“是的,本来不会,你把他得罪了,可就难说了。”
“商量,商量!”载沣把他的口头禅搬了出来。
商量的结果,内务府大臣一致主张优待条件必须保全,劝进不必溥仪出面,另用适当的方式表达。于是往返磋商,达成协议,先由内务府给了袁世凯一个正式公文:“现由全国国民代表,决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
换来的是袁世凯亲笔写在优待条件上的一段跋语:“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条件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袁世凯志,乙卯孟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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