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套丛书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第一辑，包括古代篇和近现代篇，共三十八册。具体如下：
中国现代史探索 本书为郭大钧老师现代史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涉及中国近代现代史的重要历史事件，内容丰富，考据扎实！
中国史学思想史散论 一部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论文集，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各个不同时期史学家、思想家们的史学思想，以期人们能够对中国史学思想发展史的总貌有所了解！
中国近代文化探索 收录作者对于近代文化多年的研究成果！从研究问题人手，做了一些具体的探讨，既有对近代文化的特点、变化，传统文化中近代的演变等宏观层面文化论题的阐释，也有对近代文化人物、近代文化现象等具体论坛的阐释！
中国道路的探索：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与社会研究散论 中国道路的探索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中国道路的探索是以中国共产党人为核心的几代中国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的探索！
元代北方灾荒与救济 本书回顾元代各种灾伤的申检体覆制度，统计元代北方各省灾荒的受灾年次、受灾路府州县数量，确定灾荒的级别，成灾面积，国家减免租税，救济粮石；探求各种灾荒时间和空间规律！
因革之辨：关于历史本体、史学、史家的探讨 本书是作者的一本论文集，试图在宏观考察和微观分析的交织中，展示自己对社会历史的理论和史学发展史较为系统的认识！
易学·经学·史学 本书收入作者20多年来进行学术探索的心得，大体涉及易学、经学、史学三个学术领域！
学术史与当代史学的思考 本书主要内容为作者有关清代和近代学术史的研究！
现代化与农业创新路径的选择：中国近代农业技术创新三元结构分析 本书构建了一种农业技术创新三元结构分析模式，综合运用经济学、技术社会学以及现代化理论与方法，分析中国近代农业发展与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
先秦两汉学术思想蠡测 收录作者先秦两汉研究论文多篇，对先秦两汉的学术活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讨！
先秦汉唐史论 本书为历史学院著名历史学者黎虎老师，秦汉史研究论文集，精选其一生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文献传承与史学研究 本书为作者在中国历史文献学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成果。收录与两大主题相对切合、各专题分布又相对均衡的近30篇！
晚清学术文化新论 结合晚清西学东渐的大形势，针对这一时期各家学派蓬勃发展的状况，以史家为纲，以著作为纬，对其学术文化的发展给出了自己的分析与判断！
唐史识浅录 本书为作者唐史研究论文集汇编，全书所选论文围绕唐宋变革展开，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唐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趋势！
宋史瞥识 结合史学史进行分析探讨，史实与研究动态两相观照，展示了别具一格的研究特色，为宋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斯特拉波“东方世界”探研 以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为研究对象，考察罗马人对东方区域和民族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古代文明的交流和互动！
史学史通论与近现代中国史学研究 本书是作者近二十年来自近现代中国史学史研究上成果的反应。包括对民国时期以来一些曾经产生有较为重要影响的学术杂志作个案研究，对五四时期史学所作的专门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对史学史学科自身发展的思考！
上古天学知识及文献研究 本书从关于上古的历史文献关于天学的记载中，分析研究天学知识，从中认识古人对天的看法！
儒学近代之境：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 本书探讨章太炎促使儒学由传统一尊之学向现代一门之学转变的历程，探讨章太炎对上述两大系统的总结、改造乃至重建过程，探讨章太炎对于儒学近代化的贡献，以及章太炎儒学思想与社会现实的关系！
日不落帝国的兴衰：英国与英帝国史研究 本书探讨了近现代英国与英帝国的问题，包括英国近代贫困与社会保障问题、英帝国与英联邦问题以及英国外交问题等！
秦汉史学研究 本书从史家、史著研究，历史理论研究，以及《汉书》三个层面对了秦汉史学的发展脉络与基本状况进行了探讨。
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 本文即探讨了欧战前后以陈独秀、梁启超、李大钊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现代性反思的成就与取向！
民国政治与人物 本书主要以研究中华民国时期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独具一定学术价值！
马叙伦与民国教育界 本书以“马叙伦与民国教育界”为题，主要研究了他中年时期在民国时期教育界和政界的活动，并以此为切入点，对民国教育界的相关史事略作探讨。
罗马社会经济研究 本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弄清罗马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准确认识罗马的古代所有制和奴隶所有制社会；仔细考察罗马的土地所有制变革状况，从而揭示罗马上地所有制内部的运行规律！
近代民众教育馆研究 民众教育馆对当时乡村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和乡村基层政治、农业生产的近代化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它存在的制度缺陷和弊端妨碍了其最大绩效的发挥，最终导致整个民众教育运动走向失败！
家国、夷夏与天人：十六国北朝史学探研 本书即围绕夷夏、家国和天人这三个主题，就当时北中国的史学和历史记忆的形成提出了视角独到的认识，以期阐明其上承汉魏、下启隋唐的历史文化价值！
古今中西交汇处的近代学术 本书是系统探讨中国近代学术与思想发展历程的著作，并将刘师培作为研讨的个案，以期问题阐发能更为深入！
从历史到史学 本书是系统探讨中国近代学术与思想发展历程的著作，并将刘师培作为研讨的个案，以期问题阐发能更为深入。
《史记》与中国史学 本书以《史记》为研究对象，探讨司马迁著《史记》的微言大义，揭示出《史记》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
中国社会教育社研究 本书突破既往学术社团研究中‘国家—民间社会’框架，对参与中国社会教育社的人物和活动、其时政治、学术和教育中的权力关系进行梳理，论述了该社由普通意义上的教育改造运动升华为社会改造运动等内容。
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 本书共分八部分，内容涉及国粹派和国粹思想的兴起，国粹派的文化观，国粹派的经学思想、史学思想、伦理思想，国粹思潮的历史地位和局限性等！
实力与博弈：20世纪中美苏三大国关系探究
刘师培与中西学术 本书着重从学术的角度来研究刘师培学术的时代特色，即是中西交融之学！
俄国与欧洲：一个国际关系史的视角
敦煌文献与唐代社会文化研究
德国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
北京工业遗产研究
部分摘录：
战国末年，全国趋向统一。其时诸子各家无不针对现实回顾历史，考察社会，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这样，对于历史和社会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便成了他们各自政治学说的出发点。
同其他学派一样，新道家学派也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在他们看来，历史和现实是紧密相联的，现实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对历史认识的深入，必然会深化对现实的认识，而对现实认识的深化，也必然会加深对于历史的理解。《吕氏春秋》中专列有《长见》、《察今》等篇阐述这一问题。何以能“长见”、“察今”？作者论述说：“智所以相过，以其长见与短见也。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14]“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15]同样，新道家学派的其他著作中也无不渗透着这种历史主义的精神：
我将观其往事之卒而朵焉，寺（待）其来【事】之遂刑（形）而私〈和〉焉。[16]
欲知来者察往，欲知古考察今。[17]
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来矣。[18]
我们说，正是这种对现实的历史主义的理解，使得新道家学派诸子能够把握住历史与现实间的关系。他们也正是这样着眼现实和事物的发展去总结历史，提出相应的政治主张的。
新道家学派非常重视历史。那么，他们又是怎样认识和理解历史呢？在考察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考察一下他们的自然观。他们的历史观正是基于他们对自然的认识和理解提出来的。
战国末年的新道家学派基本上继承了早期道家的自然观，但又有所扬弃，有所发展。
和道家其他派别一样，在新道家的观念中，自然就是客观必然，丝毫不带有任何人化、社会化的痕迹。“天”是自然的天，“地”也是自然的地，就连“人”也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所谓天者，物理情者也；所谓地者，常弗去者也；所谓人者，恶死乐生者也”[19]。总之，一切都是由一个东西派生，一切都循着共同的法则运动变化，一切又都复归于同一。这就是他们观念中的“道”。“道”，在他们的观念中，既是宇宙的本体，也是自然万物运动的内在法则。
关于“道”，《老子》中的解释是：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20]
新道家学派亦说：
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彊为之谓之太一。[21]
道者，神名之原也。[22]
但是，两相较之，如果说《老子》中的“道”，是朦朦胧胧而带着绝对精神的色彩，那么，新道家学说中的“道”，则在某种意义上有了具体的落实，它更带有物质性的倾向。他们在“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气”的概念。“气”在新道家学派的学说中，或称为“精气”：“天道圜，地道方……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无所稽留……”[23]而这“精气之集也，必有入也。集于羽鸟与为飞扬，集于走兽与为流行，集于珠玉与为精朗，集于树木与为茂长，集于圣人与为敻明。精气之来也，因轻而扬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长而养之，因智而明之”。[24]或称“元气”：“精微者，天地之始也。……故天地成于元气，万物乘于天地。”[25]他们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绝妙的宇宙生成的图画：“天地未形，窈窕冥冥，浑而为一，寂然清澄，重浊为地，精微为天，离而为四时，分而为阴阳，精气为人，粗气为虫，刚柔相成，万物乃生。”[26]在他们的认识中，尽管仍然不能完全从那玄妙的“道”中挣脱出来，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已不再飘渺无着了。依靠天才的猜测，他们使认识踏上物质的坚石。这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应该说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在道家的学说中，“道”，更多用以表示事物内在法则。他们认为天、地、人乃至宇宙万物，无不循着“道”做永恒运动：“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27]而“道之行也，繇（由）不得已”。[28]即这种客观存在的法则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就是“命”。“命者，自然者也。”[29]“必者，天之命也。”[30]而“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举错者不得与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对之只能“以义为之决而安处之”。[31]因此，道家提出“法天地”、“法自然”的思想原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2]同样，新道家学派的学说，也是基于这一思想原则提出来的。如《吕氏春秋》在其《十二纪》的《序意》中，便特别把“法天地”的思想原则作为纲领而提出来：“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33]因为在他们看来：“人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34]“故圣人法天顺地，不拘于俗，不诱于人，以天为父，以地为母，阴阳为纲，四时为纪，天静以清，地定以宁，万物逆之者死，顺之者生”[35]，“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36]事实上，《吕氏春秋》以十二纪之四季纲领全书，陈述政见，也正是“法天地”思想原则的体现。
就这样，新道家沿循着那君临万物冷漠无情的客观规律性的“道”，凭依他们朴素的经验所抽象出来的“法天地”的思想原则，把自然和社会，“天道”与“人道”，纳入统一的模式之中，构筑起他们宏大的宇宙论体系。它既是农业国度中产生的思想发展的结果，也是空前的大一统局面即将来临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这种“天人合一”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新道家学派其他学说一样，他们的历史思想，同样是基于“法天地”的思想原则提出来的。前面提到，新道家的认识中，“人”或可说是人类社会，和自然万物一样，循着同一法则运动。既然他们所经验的自然万物无不运动变化，那么，衍及与自然相一致的人类社会，也必然不会静止不动。“法自然”、“法天地”的思想原则，深化了新道家学派对于社会历史的认识，使他们的历史观染上一定的进化色彩：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则利出于群，而人道备可完矣。……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圣人深见此患也，故为天下长虑，莫如置天子也，为一国长虑莫如置君也。[37]
这里，新道家勾勒出了一条人类社会进步的轨迹，从原始群到君权的产生、国家的出现。这里既有天才的猜测，更有冷静的历史的理解。我们不能不对这些远古的思想家表示钦佩。
人类的文明是在血与火中诞生。历史从来就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声中进展，相反，它却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战争就是这种最野蛮的手段之一。这事实是残酷的，然而它却是客观的存在。整个历史就是这种二律背反的进程。新道家学派的诸子则看出了这一消息：
高阳问力黑曰：天地【已】成，黔首乃生。莫循天德，谋相复（覆）顷（倾）。吾甚患之，为之若何？力黑对曰：勿忧勿患，天制固然。天地已定，规（蚑）侥（蛲）毕挣（争）。作争者凶，不争亦毋（无）以成功。……天地已成，黔首乃生。胜生已定，敌者〇生争，不谌不定。[38]
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与争矣。递兴废，胜者用事。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长则犹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39]
当然，新道家诸子不能，也不可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历史运动。他们更多的是直观经验的体察。但是他们能多少看到历史进化的痕迹，认识到社会的运动和自然万物的生死盛衰一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来自至，去自往，能一乎？能止乎？有令毋有己，能自择而尊理乎？”[40]因此，他们面对社会的剧烈变革从容自若，积极乐观：“我不臧（藏）故，不挟陈，乡（嚮）者已去，至者乃新。新故不翏，我有所周。”[41]在这里，他们的历史观已与老庄之流的历史观大相径庭，不再是充满对社会历史发展无可奈何的哀怨。他们并不像老子那样认为“夫唯不争，故无尤”，片面地认为一切战争都是“不祥之器”。他们对改变“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加矣”的战争，[42]对于促进社会进步，促进国家统一的战争高唱赞歌。
与新道家进化色彩的历史思想相一致，是他们“因时变法”的政治主张。在这点上，他们接近法家“法后王”的思想。
“法先王”还是“法后王”，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各家争论的重要问题，即面对当时社会的剧烈变革，是死守先王遗训，还是根据客观情况“应时变法”。这在当时是存在不同看法的，而各自的历史观也必然会制约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对于这一问题，新道家学派旗帜鲜明地主张“应时变法”，他们认为“宪古章物不实者死”。[43]对此，他们论述道：“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损之，胡可得而法？虽人弗损益，犹若不可得而法。东、夏之命，古今之法，言异而典殊，故古今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44]他们举出荆人渡澭水袭宋的故事，说明必须依据客观情况“应时变法”。在他们看来，如果“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就会像荆人那样，必然遭到客观事实的惩罚。因为“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为治，岂不悲哉”。所以他们得出结论：“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易。”“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45]而“不法其已成之法。”[46]如果“人主不闻要，故耑与运（尧）[挠]”，则“无以见也”。[47]
从实际历史情况看，正是新道家这种承认社会历史的进步，并顺应这种进步，依据客观情况“应时变法”的历史思想，使他们在政治上获得一定的成功。
“法自然”、“法天地”的思想原则，使新道家学派认识到人类社会的运动，看出社会历史进步的消息。但是，这一思想原则，也必然地局限住他们对于社会历史运动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这种局限，表现在他们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两种截然不同性质的运动等同起来，看不到人类社会的特殊性和能动性。翻开新道家学派的著作就会看到，他们花去众多的篇幅用来陈述日月星辰的运行变化，陈述四时季节的更替，并机械地用以比附、套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运动变化，论证他们的政治学说。他们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老庄学说中的极端相对主义，在强调“否极泰来”、“盛极衰至”等盈虚消长自然变化的同时，也强调了矛盾转化的必要条件：“凡治乱存亡，安危强弱，必有其遇，然后可成，各一则不设。”[48]“有汤武之贤而无桀、纣之时不成，有桀、纣之时而无汤武之贤亦不成。”[49]但是，当他们应用“法自然”、“法天地”的原则，去抽象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时，却又不自觉地坠入相对主义循环论的窠臼不能自拔：
四时有度，夫地之李（理）也。日月星晨（辰）有数，天地之纪也。三时成功，一时刑杀，天地之道也。四时而定，不爽不代（忒），常有法式，□□□□。一立一度，一生一杀，四时代正，冬（终）而复始，□事之理也。[50]
何以说天道之圜也？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日夜一周，圜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圜道也。精行四时，一上一下各与遇，圜道也。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圣王法之，以令其性，以定其正，以出号令。[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