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951年生，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农林经济管理组成员。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温铁军教授从教之前，曾有过多年工农兵生活经历和农村试验区调研经验，并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做学术考察、交流和参加国际会议；被媒体称为“用脚做学问的学者”。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情与增长、制度变迁、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农村财政金融税费体制改革、发展中国家比较发展研究等。研究成果曾获国务院农研中心、国家体改委、国家科委等中央五单位联合颁发的“农村改革十周年优秀论文奖”、农业部农研中心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奖励。 著有《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解构现代化》、《我们到底要什么》、《认识与实践的对话》、《解读苏南》等多本专著。
部分摘录：
人类创造的两个异化物注 既往的发展经验不外乎证明了一个古典的政治经济学道理，马克思主义早就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然，某种条件下，上层建筑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这种反作用往往意味着巨大的代价。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上层建筑都超前于本国的经济基础，因为那是宗主国留下的。
很多国家形成的政治主权，是通过交易方式获得的，因此，他们在经济上就根本不可能建设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因为国家经济资源已经被交易掉了。这些经济资源被谁资本化、货币化了呢？被原来宗主国拥有的跨国公司。因此，这些国家就只有在宗主国恩赐、资助的时候，才能维持这种西化上层建筑，如果宗主国不给钱，西化上层建筑就会立刻垮掉，国家随即陷入动乱。
这就叫上层建筑根本不适应经济基础，并且由于成本过高而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所以，发展中国家到目前为止的发展困境，我们称之为“南方陷阱”，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越维持西化上层建筑，就越无法发展本国经济基础。
只有个别的案例算是例外。比如委内瑞拉，是通过查韦斯革命才把经济资源主权收归了国有，由此就成为了一个特例，但也因此,它成为了西方的主要敌人。
中国为什么老挨骂？因为中国也是特例，不仅是通过土地革命战争的暴力革命建立政权，没收全部外国公司在华财产权益和前政府的官僚资本权益，一开始就没有与宗主国交易所造成的主权负外部性，而且还是一个因“去依附”而终于进入工业化的主权国家。这一点，在萨米尔·阿明的理论中已经讲得很清楚。注
马克思和韦伯分别指出，人类在资本主义文明这个历史阶段创造了两个异化物，一个异化物就是资本——马克思讲得很清楚，资本是被人类创造的。人类创造资本，这个异化物反过来把人类异化为可供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劳动力要素，这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问世的基本判断。马克思没说而韦伯意识到的是什么？政府也是人类创造的异化物。我们把这两个理论结合之后接着指出，政府这个异化物被人类创造出来，反过来把人异化为什么呢？异化为政府治理之下的“公民”，当然配套的还有一系列的法制体系和公民社会等。
在我的理论框架中：政府和资本之间一般是内在结合的。
不论何种意识形态、何种主义、何种制度，政府都会服务于资本，这是政府的正常职能。为什么呢？因为要现代化。而现代化意味着资本的不断集中，资本在哪集中呢？在政府所在的城市集中。这道理越讲就越清楚了。
因政府的主导而使资本集中，而资本集中必然会同步发生等量的风险集中，同步等量的风险集中一定会导致危机爆发。于是乎，政府一定会帮助资本把危机代价转嫁出去，这也是政府的主要职能。当然也不那么绝对地一面倒，比如，最近十年来中国政府是讲究民生、追求科学发展、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
把经验形态的东西上升到一般规律是做理论研究的一个责任。我们只是客观地说，人类在资本主义文明这个历史阶段创造了两个异化物——马克思和韦伯各说了一个，我再加上对二者相结合的认识：麻烦在于这两者是内在结合的。于是，今天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就都得到了解释。
经济学先后提出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关于市场失灵，其实就是资本失灵；所谓政府失灵，也就是政府异化为资本的同类。总之，道理是一样的。
只要把这些理论稍微结合，就是理论创新！
当资本和政府这两个人类异化的东西结合起来的时候，资本主义就会把全球国家分类，穷的都是农业国家；富的都是城市化国家；不穷不富的，是正在过渡时期的叫作新兴国家（emerging country），这类国家正在搞工业化、城市化。
这样，就为发展主义理论的庸俗化传播打下了知识基础。
但是，真实情况是这样吗？不是。
人类历史上至少有5000年农业文明史，而资本主义文明，连同血腥地反人类犯罪的殖民化时期都算上，也只不过500年，进入产业资本以来不足200年，是前者的1/10或者1/20。人类5000年历史上，农业都是养人的，人类发展的最主要部分应该说都是农业贡献的。
我们看农业社会，其实村落制和部落制本身并不一定是落后或者进步，因为村落制是符合农业要求的——农业内生性地需要人们群体化地聚落而居。因为，农业很难让个体来操作，动物和植物的自然生长过程太复杂了。村落也好，部落也好，都是群体化的农业社会。在农业社会中，由于人们以群落聚居方式存在，因此，在农业社会时期，群体文化居于主要地位，而不是个体文化。
而这种群体文化，已经在人类社会中传承了几千年，切不可因为500年资本主义文明史，就用个体文化去取代群体文化。
个体在某些领域中确实有构建理性逻辑的条件，但并不意味着在所有领域中都可以。
因此，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比较强调“东方理性”，其中最主要强调的是村社理性，这是一种群体理性。村社理性的基础，则是农户理性。应该重点研究中国特色的农户理性和村社理性，要把农户和村社共同作为农村的行为主体。有主体，才有机制。
这个世界所遭遇到的所谓常态危机，无外乎是随人口的增长引发的产业资本的对外转移，这并不意味着世界的真实GDP有所增长，它是随着人口增长而下降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体系，把经济中的泡沫过滤掉，结果是：从20世纪60年代西方完成战后的二次工业化恢复、开始产业转移以来，世界的人均真实GDP随人口每隔十年增长一个台阶而下降。因此，这是常态化的危机。
对于产业资本时代，这本身应该是正常的现象，人们看到有收益，无非是成本转嫁出去了；成本转嫁到一定程度，表现为代价爆发，演变成一般的危机。
那么非常态的危机，就是某些具有主导地位的国家可以超强地转嫁其制度成本。
也就是说，现代化政治其实意味着政府债务的增加。只有在拥有世界最大的军事政治强权的时候，才能够创造世界最大规模的货币信用。战后，货币信用不再产生于黄金储备——1944年西方世界就放弃金本位制了；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就解体了；此后的货币信用既不产生于商品交换，也不产生于拥有多大的实体资产。那货币信用本源于什么？本源于国家强权。
现在，世界上仍然以美元货币为主，美元货币占世界货币总量的接近70%，美元储备占世界各国政府货币储备的60%以上。为什么？当然，一般的政治家、经济家都会告诉你，因为大家对美元有信心。是吗？如果是，为什么？因为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家都相信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所以不能垮。由此，美国的货币无论怎么滥发到泡沫化的地步，也能维持。
不妨拿欧美做个对比。
现在很多人说欧元要解体，为什么？是因为欧元区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众所周知，北约（NATO）是美国控制的。欧洲人曾经想搞欧洲军团，遭到美国人反对，就没搞起来。所以这个世界真要出问题，得看那个拥有最庞大的军事力量的国家在做什么——他们在过量制造货币、过量增加债务信用，这就意味着他们当然有能力向全球转嫁危机！
——美国人赢了，全球都输惨了。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全球危机和贫富两极分化的关系，无外乎就是：起着主导地位的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因可以凭借庞大的军事实力而造成发展中国家、弱势国家承担过多的代价，最后使这些地方危机爆发、日益贫乏。
当然，再这样下去，这个世界持续不了多久。当我们把全球危机的本源追溯为现在的制度的时候，可以参阅我在2001年的一篇对话体文章《全球化与世界法西斯》。
今天的全球币缘战略和军事霸权支撑的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客观地看，就是金融资本的法西斯化淫威滥施于世界！因为金融资本同时具有寄生性和排斥性这种内在矛盾，由此不仅与产业资本一样具有排斥劳动和社会、排斥环境和自然的特性，而且还因其异化于实体经济而排斥产业资本！同理，这也是当代金融资本不断走向自身反面——金融危机与战争动乱频发的根本原因。注
第二节 全球资本化与制度性致贫 世纪之交已过10年，除了中国之外的世界各国都没有如期完成联合国制定的、各国领导人郑重签署的“新千年计划”。更吊诡的是：完成了新千年计划的中国却越来越成为西方带领的、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主流话语批评的“靶子”！甚至国内外谁都可以凭借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内含的“政治正确”随意敲打中国，而邯郸学步般地跟从西方话语的主流中国人也恨不得自断股肱……
由此，怎么看待全球二八开——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规律，就成了中国人能否有效地把中国经验从特殊论提升到“一般论”的理性高度的重大话语权问题。
于是，今天的题目是全球资本化与制度性致贫。
（一）理论创新：成本转嫁论——全球金融化是如何加剧制度性贫困的 首先，我们提出了不同于主流的问题意识：随着战后西方产业资本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发生的全球化及其派生的制度性贫困问题，已经在世纪之交出现了重要的、但却被学术界视而不见的结构变化。
一是从政治上看，越是政治现代化国家其制度成本越高，越难以化解债务危机。因为，虽然世界上的政府负债已经从发展中国家负债为主，转变为发达国家政府负债占比高达70%以上，但那些因长期忝踞发达国家地位而构建了制度权和话语权的“新债务国”们，却根本就不会认同他们自己确立的债务国必须接受债权国制度要求的原则。结果是：新债务国显然都趾高气扬地赖账，理直气壮地索要债权国“救助”，一度最亮丽的世界主流秩序势必被其构建者“始乱终弃”……
二是从经济上看，越是结构高度化的超现代经济体，基尼系数越高。其中，最发达的现代化美国GDP的85%以上来源于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其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超过0.5，大约1/5的人口不得温饱，属于高度现代化条件下拉大贫富差别的典型。在中国最现代化的香港特区GDP的80%以上来源于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并且也是基尼系数高于大陆大部分省市的地区。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占比最高的是印度，其贫困率也高达1/3以上（民间组织认为1/2），属于贫富差别拉大、贫困问题严重难以缓解的典型国家。同理，如果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或现代化大城市愿意把外来打工者纳入本地贫富差别统计，也会出现基尼系数显著提高的现象。
归纳已发生的经验过程可知，体现“西方特色”的政治和经济越是高度现代化，反而产生的贫富差距更大。高度现代化与贫富差别拉大这二者之间，客观上存在因果关系，只不过构成这种因果逻辑的变量及其结构尚待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