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理想国译丛系列套装036-050册共包括： 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 印尼 Etc. 第三帝国的到来 当权的第三帝国 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 残酷剧场 资本主义的未来 风雨横渡 滔天洪水 风雨横渡 崩盘 美国的反智传统 西方政治传统 东京绮梦
1.《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通过考察日本人的锁国性格与自卑感、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国家的强制力，以及国家与人民的关系，鹤见俊辅精辟地剖析日本如何从一个在明治时期走向富强，精神思想自由、开放的国家，转变为保守、狭隘，法西斯主义横行的侵略国。
2.《印尼 Etc.》，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由13,500座岛屿组成，住着360个族群，说看719种语言。它不仅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也是一个有着无与伦比的文化多样性与异质性的国家。
3.《第三帝国的到来》，本书透过德国的历史、社会与文化，探究纳粹党徒的心理 ，还原纳粹攫取权力的过程，揭示反对者为何未能阻止他们，生动再现了导致第三帝国到来的混乱失序、经济灾难、暴力行径，以及社会的两极分化。
4.《当权的第三帝国》，在这部包罗万象、扣人心弦的历史巨著中，理查德·J. 埃文斯通过爬梳二战前纳粹德国在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等领域的政策和影响，以海量的数据分析与官方档案描绘了第三帝国极权统治的狰狞面貌，以生动的私人材料与亲历记录勾勒出普通德国人在这段历史中的鲜活命运，揭露了纳粹党如何以残暴血腥的独裁手段将德国改造成一架全力冲刺的战争机器。
5.《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1960年代，哲学家阿伦特在旁听耶路撒冷审判后，基于她看到的艾希曼形象——庞大体系下的小齿轮，只知服从命令而没有自己的思考——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然而，施汤内特在分析大量一手资料后却发现，艾希曼绝非盲目服从的平凡纳粹官员，而是一个善于伪装、不思悔改的谋杀犯。本书不仅纠正了长期以来对艾希曼的误读，更还原了战后纳粹与残余极右翼分子构成的逃亡网络，呈现了联邦德国的鲜活片段，揭示了美洲纳粹圈子的真实面貌。
6.《残酷剧场》是伊恩·布鲁玛多年来在《纽约书评》发表的艺文评论和历史散文精选。
7.《资本主义的未来》，在本书中，保罗·科利尔从近年来的世界政治局势和传统的资本主义思考出发，诊断资本主义面临的困境。地区、阶层和国家之间的鸿沟造成了严重的撕裂。正是这些鸿沟分化了人们的归属感，弱化了共同的道德观念，打破了不同群体间的互惠义务关系，摧毁了社会成员间的相互信任。
8.《风雨横渡》，在本书中，西蒙·沙玛以激情澎湃、超群绝伦的叙事艺术，讲述了美国独立战争前后，众多不知名的废奴主义者与黑人为解放奴隶而斗争的故事。他们认为，自由是属于全人类的权利，不因肤色有别。废奴者们在法庭上为遭人绑架的黑人慷慨陈词，带领他们穿越枪林弹雨的北美战场，横渡风暴肆虐的大西洋，最终重返非洲故乡，在野蛮荒芜的塞拉利昂开创新的国度。
9.《滔天洪水》，在一战结束一个多世纪后，本书回顾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试图从新的视角回答：一战后的国际秩序缘何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际联盟为何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从美国参战到全球金融危机，亚当·图兹描述了美国经济和军事力量重塑世界的过程。通过追溯各国如何适应美国中心的新格局，以及如何滑向法西斯主义。本书对当今世界秩序起源的论述，必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看法。
10.《崩盘》是关于全球化时代第一场世界性金融海啸的史诗，也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当代史。作为对20世纪历史有精深研究的杰出历史学家，亚当·图兹采用全球视角，详细叙述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危机及其后错综复杂的世界历史。他不仅从金融学的角度解释危机爆发的技术性原因，还花很大篇幅阐述危机对这十年来世界政治形态的塑造，呈现了丰富的原创性主题：经济发展的无序和债务流动的不稳定；单个国家和地区通过金融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投资、政治和武力以无形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形成的不平衡关系；金融危机与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美国中产阶级的危机；中国的崛起；围绕石油天然气等石化能源资源展开的争斗。
11.《美国的反智传统》，在本书中，霍夫施塔特以“反智”为切入口，综述美国的政治、宗教、社会、文化和商业历史，或回顾学者政客的唇枪舌剑，或罗列扎实可信的数据材料，在严肃批评中信手夹入三五行诙谐的掌故，于紧凑叙述后顺带跟上一两句辛辣的讽刺；须微观时，则描摹政坛商界之怪状，须宏观时，则鞭辟信仰思想之腠理。这本书流传数十年，不啻为介绍美国反智传统的经典之作，更是呈现出一副鲜为人知、入木三分的美利坚面孔。
12.《西方政治传统》，在本书中，沃特金斯梳理了自由主义的生发过程，把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从近代延伸到了古代，进而全面展示了这一政治传统两千年来的发展历程。本书写于二战时期，自由社会面临深重危机，如何捍卫自由传统成为关系生死存亡的大事，沃特金斯通过他的研究最终得出结论，自由主义是从西方源远流长的政治思想和实践中生长起来的，西方的政治传统已深深地和现代自由主义嵌合在一起，自由主义如果无法生存下去，实不啻是说西方的政治传统也宣告结束。
13.《东京绮梦》，1975年，20岁出头的伊恩·布鲁玛来到了日本。他凭借过人的嗅觉，迅速发掘出70年代异彩纷呈却不为世界所知的日本前卫文化，深入到深层的角落、前沿的现场和核心的文化艺术圈：东京浅草的杂乱小巷和破败剧院、下町的文身工作室、京都的真人色情秀，还有黑泽明的电影拍摄现场、寺山修司的实验剧团、唐十郎的巡演帐篷。他以一个“外人”的身份，游离于戏剧、电影、摄影等领域和东京地下文化生活的边缘，好奇而冷静地观察和接触身边的一切。
14.《风雨横渡》，在本书中，西蒙·沙玛以激情澎湃、超群绝伦的叙事艺术，讲述了美国独立战争前后，众多不知名的废奴主义者与黑人为解放奴隶而斗争的故事。他们认为，自由是属于全人类的权利，不因肤色有别。废奴者们在法庭上为遭人绑架的黑人慷慨陈词，带领他们穿越枪林弹雨的北美战场，横渡风暴肆虐的大西洋，最终重返非洲故乡，在野蛮荒芜的塞拉利昂开创新的国度。蓄奴者的阻挠、革命者的虚伪、英国政府的干扰，甚至黑人同胞见利忘义的背叛行径，种种艰难险阻，都无法泯灭他们追求和捍卫自由的决心与勇气。
部分摘录：
两三天前，我在书店购买了加拿大的地图。这和我平常看惯的日本地图非常不同，因此颇为讶异。这张加拿大地图是由一家名曰国际地理（Geographic International）的公司所出版，大概是加拿大到处都买得到的普通地图，所以对你们加拿大人一点也不稀奇吧。
我对这张地图感到讶异的是，地图的主要部分——占最大篇幅印出的部分，并没有展现加拿大的整个版图，连东北地区加拿大领土在何处结束也没有标示出来。对这种可以放在口袋里带着走的地图来说，或许加拿大真的太大了。如果有个加拿大人也和日本人的想法一样，他在出版加拿大的地图时，我想他会依照比例尺的比例制作出容纳整个加拿大的地图。
这张加拿大地图的另一个特色是，在下方，也就是南方部分清楚地标示出边界。这种边界线的概念是日本人所没有的，因为日本人从未有越过边界的体验。
日本人始终抱有一种感觉，认为自己一直住在并且也能继续住在自己金瓯无缺的土地上。在这块固若金汤的土地上，日本人往往觉得若要走出国境之外就必须抱定决心，只要身处日本便不用害怕会突然遭到外国人的攻击。这是日本人的一般体验且心照不宣的前提之一，只是很少在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思考方式中显现出来。我们可以把日本人思考方式的此一层面称为“锁国性”。
除了从先天上视为国土的土地，获得安心感的保证之外；从文化上来说，日本人始终认为，日本被远远隔离在世界较先进和较普遍的文化之外。这种意识形成一种自卑感，深植在日本人内心的潜意识中。这也是能激起日本人好奇心与学习力的原因，使日本人拥有一股吸收外界新知的冲动。
日本处于较日本文化普及的中国文化之边陲地带，中国文化是经由朝鲜流传到日本。另一种源于印度的跨国文化，则是经由中国流传到日本。最后，1543年，葡萄牙海难船员把火绳枪带到日本的种子岛，源于欧洲的另一种普遍性的文化始传进日本。
这种情况也反映在街头卖艺的世界里。平安时代以来，我们有太夫、才藏这种一搭一唱表演歌舞和对白的传统。每年年初，这样的一组艺人便造访宫廷，预言新的一年会带来各种好运。接着他们就去拜访老顾主，表演同样的技艺。随着时代的推移，这种表演变得带有滑稽的性质，持续至今。日俄战争后，大众社会已在日本产生，新的大众文化也应运而生，太夫、才藏这种“万岁师”[1]的组合便跃上舞台，经由唱片、广播、电视等媒体成为现今最受欢迎的娱乐节目之一。我们可以把这种民艺视为各自拥有不同之复合人格的“太夫”和“才藏”间，长达一千多年来的漫长对话。
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有文字记载以前。根据折口信夫开拓的民俗学式的日本文学的研究指出：日本娱乐表演的最初形态，始于招待贵宾举行酒宴时的余兴。[2]在这种宴会上表演的即兴技艺，是以远方来的贵客和没有受过文化洗礼、不谙仪节的土地神相会为本，不断推衍而成。其中有冲突、对立，最后以远来做客的神明胜过土地神而告终。这种情节与当时中央政府和地方豪族间的关系相呼应。倘若再配合中央政府派任的地方知事，擅于中国式的文章或拥有中国的古典教养，我们就可以在这种对话中，看见中央文化与当地本土文化的交会。在日本，形式完整的文化难以避免的是外来文化；非固定形式的日常文化则为本土文化。在两者交会的场面中，能言善道者是外来文化的代表；沉默寡言者是本土文化的代表一。还有种表现，即说话流畅的是身着宫廷式服装、仪态端正的人物；沉默却偶尔出声应和的则是穿着本土服装的人。不久一，个戴着愁眉苦脸的面具的男人出场了，那原本是扮演土地神角色的人所戴的。愁眉苦脸的面具很快就换上火男面具。[3]说到火男面具或许大家一时难以理解，我曾经在英国的旅游书中，看到一个英国男子在最会变脸的比赛中胜出的照片。他先把所有的假牙取下来，然后让自己的脸有如橡皮般柔软，再做出愁眉苦脸的表情。这张照片让人想起日本宗教仪式中跳舞的人戴的火男面具。
以逻辑的一贯性试图说服他者的人，大都是根据外来文化的脉络进行；向对方诉诸心性气氛的人则依本土文化的脉络进行，以达到说服的目的。粗略地说，这种二分法已经在日本的精神史与文化史中存在一千多年了。
跳过一千年，回到我们现在的主题——战争时期日本的思想史吧。伊藤整是优秀的知性主义派作家，在20世纪30年代，受到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等西欧心理主义文学影响，以身兼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而闻名。他跟被捕后遭拷问致死的无产阶级文学代表性小说家——小林多喜二念同一所学校。个性谨慎的伊藤整始终小心地避免与左翼政治扯上关系。他受到乔伊斯及马歇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影响，运用意识流的形式写下具有新心理主义技巧的小说，这个写作实验在中日战争期间持续进行着。但是日本和美国爆发战争时，他在1941年12月，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的知识阶级——为了不让这感动消退》的杂文，翌年又在同一家报纸发表题为《战争的文学》的评论。[4]
《我的知识阶级——为了不让这感动消退》一文，描述他担任英语教师时期，在日本模仿英国人和美国人而耗费了半生，为内心郁积的自卑感找寻出口，至今才得以驱逐这种自卑感云云。在《战争的文学》一文中，他主张不存在所谓的个人，只有美国人或日本人，文学应该描写所谓的日本人或美国人，也就是描写这两国的国民。战争结束后，伊藤慢慢从战后的挫败感中恢复自我，也自觉到在战争期间自己文学作品所展现出的愚蠢面向，1958年写出的《泛滥》为其巅峰大作。《泛滥》反映出主角随着社会地位的上升，而改变想法的存在状态，宛若是一种对照战后时代的“转向小说”。
战争结束后，伊藤将D.H.劳伦斯（D.H.Lawrence）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翻译成日文，却因为翻译这本书而招致被判猥亵罪。虽然最后被判决有罪，但在审判的斗争中，他成功地编织出一种表演理论——亦即人们可以借由能被当代人接受的形式，来批判现存的秩序。他用向往无秩序的生命，和欲使整个社会成员置于政党中央委员会命令下的组织，这两者对照性的图式来分析文学的生态。他心怀这样的想法，努力撰写明治以后的《日本文坛史》，但未能完成这部巨著就去世了。[5]
通过伊藤整的一生与著作，我们既可以见到自由主义转向的事例之一，也可以在战后时代从转向回复的过程中，看到自古以来的街头技艺的复苏。
有关日本人时而明显、时而隐蔽，并在心中持续发酵一千多年的文化自卑感，在此暂时打住。如果我们的目光更明确地移向政治的领域，就会遇到源于国家的孤立——锁国性的问题。
在日本漫长的历史中，也曾遭受过外国势力的侵略。那就是发生在1274年和1281年的蒙古侵略。在长达一千年的期间内，日本遭受到外国侵略只有两次：一是蒙古攻登九州之役，另一次是1945年联军的登陆冲绳之战。也就是说，一千年来只发生过这两个战例。对波兰民族和德意志民族的历史而言，在民众记忆深处或潜意识中，至今仍残存着害怕外国人越境侵略的恐惧；与此相比，日本人除了在十五年战争后期之外，被外国人侵略的恐惧并没有那么强烈。
四周环海和四周被画上国界线的陆地情形完全不同。四面环海，意味着即使自己不努力促成民族的统一，也可以得到大自然的赐予。住在四周环海的岛民，使用相同的语言，借由同类形态的符号体系结合在一起，使生活在这岛上的住民们有一种全是远亲的感觉。锁国政策虽然实施于1639年，却也为少数荷兰人、中国人和朝鲜人留下往来的通路。但是，锁国令更强化了此后二百年间，日本人早已存在的自我封闭性。1854年形成的开国并未去除这种自我封闭的特质，这种特质也成为至今日本民族的主要特征之一而留传下来。这种现象经常出现在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小泉信三的战时日记中。《海军主计上尉小泉信吉》（1966）这本日记，是他在其子小泉信吉战死后，为了纪念儿子的生涯于战后出版的。他自己经常引用这本日记。太平洋战争方兴未艾之际，小泉信三写下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灾厄。在书中，他用战殁者的军阶身份——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以及许多海军军官和士兵等，加以区别叙述。由此看来，即使在私人日记中，小泉信三的想象力也没有超越日本人的局限。这种现象若跟小泉信三年轻时留学英、美，以身为具有国际视野的经济学者而闻名的事实综合观之，就更值得注意了。日本战败后，他成了皇太子[6]教育上的辅佐者，提议皇太子与平民的企业家之女联姻，借此把皇室包装得符合战后的民主时代。这场婚礼借由电视的转播让更多人民得以参与，拉近皇室与日本一般市民的家庭生活气氛。由于导演这场传媒广为报道的婚礼，小泉信三带给日本人极大的影响，其影响力甚至超越战后所有的意见领袖。他将日本的皇室连接到欧美的舞台。然而一，旦被投入战争的危机中，就连在战前和战后都能具有国际视野的日本人，也失去了超然独立的形象。[7]
在加藤周一与赖克（Michael R.Reich）和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合著的《日本人的死生观》（1977）中，以众所周知的“四十七士”[8]历史事件为例，解析日本文化的特质。这个发生在1702年，47名浪士为主公报仇雪恨而杀死贵族的故事，在此后三百年间无数次被搬上舞台，或在说书场演述，或写成小说，时至今日还被拍成电影。根据加藤的“诊断”，这个武士集团的领导者充满卓越的知性，也为实现最初拟订的旧主复仇计划献上他所有的想象力。该集团的目标在行动伊始就已固定，集团本身的知性仅用于如何保持集团的团结，以及如何朝着最初设定的目标进行，根本不曾用来修正最初的目标。[9]
“四十七士”的故事能持续三百年仍然受到欢迎，是因为它合乎日本人所向往的理想。和“四十七士”一样，明治以后的日本人也配合政府揭橥的理想，为攀登文明阶梯做出努力。
换句话说，尽管日本人置身在其经历的最后一场战争中，他们也不会去批判战争的目的，只知道尽最大努力朝着目标前进。纵使这场战争失败之后，他们仍会重新制定目标，再次朝着政府挂在自己面前的“繁荣经济的目标”继续努力。日本人的知性即使陷入战争的泥沼中，也不会用来修正既定的目标。
这出重述“四十七士”行为的戏剧名曰《忠臣藏》。加藤周一所称的“忠臣藏症候群”，就是源于锁国性这种普遍的日本文化特征。
锁国性这种日本文化的特征，也对转向过程带来影响，甚至可以说转向过程本身大都是来自于锁国性这种文化特征。站在国家立场执行诱导转向任务的名古屋地方法院检察官长部谨吾，在1937年发表一篇长达四百五十页的报告书。他在这部著作中总结地说，自己在执行“转向”任务之前，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现在却经由诱导狱中的左翼激进主义者转向，使身为检察官的他得以确立真正日本人的立场。他又说，自己过去的思想尺度在此都必须更改。这位检察官虽然强制使因批判国家而被逮捕入狱的人“转向”，但他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转向”。这种现象部分原因出于，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左翼运动的领导者多半为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学生或毕业生，亦即与检察官有相同的成长背景——起诉者和被起诉的人吃的是同一锅饭！他们有学生时代的共同语言，可通过共同的语言交换思想。[10]
严刑拷问的行径确实存在，也有人因此致死。然而，与同时代的邻国中国相比，日本对于公开宣示转向者所施以的刑罚并不算严厉。包括检察官在内，所有官僚均在陆军的压力下，在宪法上逐步地完成转向。也就是由美浓部达吉依据自由主义倡议的“天皇机关说”[11]，转为美浓部以前的法学者所主张的“天皇主权说”。
或许，诱导“转向”可以视为日本统治阶层，运用狡猾智慧的例证之一。若只是这个现象，则可以视为统治阶层温情的表征；同时，我们也可以站在明治时代前，日本传统的延长线上来解释。
守田志郎在《日本的村庄》（1978）一书中，分析日本中部的村落生活时，注意到一个现象：即每个村民为了扩张耕地，有时会欺骗附近的住民，但却不会将对手逐出村庄。[12]在村落中，即使有人抱持怪异的思想，多数的村民也会遏制自己不伤害他的身体。村落生活的这种现象，不仅显示出多数派的温和，也显示出少数派努力重修旧好的可能性。从这村落的传统中可以看到，即使在战争期间仍有提出异议的方法。虽然在整个战争期间几乎没有出现叛乱或反抗的事例，但在生活的所有层面上却可发现抗议的事例。
日本文化包含的锁国性，是东大新人会试图以海外引进的言论思想，来改造日本当时所面临的强劲对手。
1935年中野重治发表小说《村中的家》，对自身反省“转向”具有什么意义，有极为生动的描述。小说的主角在狱中签署转向声明被释放后，回到位于日本沿海农村的父亲家中。父亲是个农民，不像儿子是大学毕业生，他面带苦涩地接纳自己的儿子。父亲说：“听到你被捕的消息，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不过，你还是活着回来了。既然你无法为自己任性选择的信念而死，就应该不要再写了。”主角这样回答父亲：“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我还是要继续写下去。”虽然遭到拷问和监禁，主角仍没有因为屈服而出卖所属的组织和同志友人。虽然他对检察官发誓今后不再从事政治活动，但并没有撤回自己的思想立场。他能做的仅只是这样而已。
